追求符合文学实际的理论研究

　　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相当滞后，已不能有效地涵盖当下在社会转型中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实践活动，正逐渐丧失其实践性及历史的可变性品格。这就是说，既有的文学理论愈来愈远离当下的文学实践而面临“失语”的危险。　　新世纪伊始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非但没有论争的结果，随着参与者的纷纷加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鉴于一面是文学理论因更新的滞后而陷入“失语”的困境，一面是大家们熟视无睹而热衷于很难有结果的“众声喧哗”这一学术界奇观，我们提出了“本质的悬置”，并认为只有暂时把本质“悬置”起来，文学理论才有可能与当下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进行有效的对话，才有可能走出“失语”的困境。因此，“本质的悬置”并非具有反本质内涵的“本质悬置”，其初衷是希望论争的双方能暂时化干戈为玉帛，携手为文学理论体系的更新与建构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显然，“悬置”本质，“只意味着该问题确有难度，决不意味着它从此不再存在”，更不意味着“批判”、“反对”乃至“抛弃”它。

　　“本质的悬置”决非一厢情愿毫无逻辑根由的臆造。作为概念源自于对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相关概念略作修改而成。作为观点或者学理精神，在西方，萌芽于19世纪下半叶的孔德，理论化、系统化地建构于20世纪初期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开始出现“悬置论”的声音，主张将文艺理论的学科基点这一类问题悬置起来，放弃对文艺根本问题的追问。尽管仅从观点本身来看，是有悖于我们习惯的研究方式，而与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有较直接的联系，但是，悬置论的背后，其实包容着一种极为严肃的学理思路：执著地追问我们对于艺术特性的认识是否具有可靠的基础。因为胡塞尔的理论，“出于一种‘深刻的伦理动机’：人对自己和文化所负的责任，只能通过对人类一切主张和信仰的基础进行彻底的检讨来完成。为此，首先要批判‘自然的态度’：相信意识中的对象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并且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是可靠的；其次要批判‘历史的态度’：相信历史给予的观念与思想是可靠的、正确的。只有将这两种态度都‘悬置’起来，我们才可能面对事实本身，也才可能获得实在的知识”。应该说，这种学理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可惜的是，因没能掌握西方认识史上学理发展的这条脉络，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现象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应用。

　　正因如此，“本质的悬置”的初衷或许只是幻想，但也未必不是不可能的。撇开其令人敬佩的学理精神及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现实诉求，单就论争双方论争的最终目的——本质的论争绝不在“本质”本身，而在于文艺学的学科性建构而言，双方暂时的握手言和、“悬置”本质也是可能的。

　　我们提倡一种多元的本质主义，一种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符合当今文学发展实际的多元的本质主义。这种多元的本质主义，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又是对今后文学研究的期许。因为“本质的悬置”不但是文学理论实践性品格的现实诉求，还意味着文学理论对长久以来纯文学苑囿的超越，进行跨文学的实践；“‘本质的悬置’，不仅能使文学理论走出当下‘失语’的困境，而且将会给文学理论带来勃勃的生机；最起码它也能使我们高校文学理论课堂因时代气息的注入而平添些许的轻松与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