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生态

　　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其办刊方针、编辑理念和经营模式，对创作队伍的构成、文学生产的流程、文学潮流的动向以及社团流派的孕育，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期刊不断影响文学阅读的风尚、文学市场的趣味和文学传播的格局，而外部的文学制度与文学生态往往会更加强势地制约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与运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中，文学期刊在文学传媒中占有特殊地位。最为重要的是，文学期刊是原创性文学作品快捷的传播平台，第一时间呈现文学创作的最新动态。尽管随着影视和网络媒体的影响力的不断扩张，期刊的传播空间受到挤压，但是，文学期刊的作用依然无可替代。在当代文学生产的流程中，文学期刊是文学出版的前沿阵地，是出版机构筛选作者和作品的资源库。新时期影视导演在选择文学作品进行影视改编时，《人民文学》《收获》《小说月报》《当代》等文学期刊成为重要的信息渠道。作为第一手文学史料的原创文学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文学史的草稿，以文学史的整体视野观照当代文学期刊，也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到90年代以来文学向消费文化靠拢，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刊的独立性不断地经受考验，其中不乏推波助澜、随波逐流的迎合，这种办刊宗旨往往只能催生速效而速朽的文学泡沫。但是，那些坚守独立艺术信念的作家、批评家与期刊编辑特立独行的精神探索，不断突破腐朽的文学观念的束缚，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可能性。文学期刊作为发表原创作品的主要阵地，不仅是展示文学发展最新动向的文化窗口，而且是培养新作家、孕育新思维的精神土壤。文学期刊的编辑理念、策划运作在当代文学思潮演进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然，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促进，也有负面的阻碍。像《文艺报》在“十七年”文学思潮变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火花》是“山药蛋派”逐渐成型的重要推手，《朝霞》顽固地维护“文革”公开文学僵化的写作法则，《人民文学》推动了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的思想解放进程，《时代的报告》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坛刮起了一股冷风，《钟山》为新写实小说开辟了成长的沃土，“联网四重奏”为新生代小说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些案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期刊引导或抑制文学发展的作用机制。

　　当代文学期刊的总体格局对当代文学生产具有深刻影响。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的审美观念、文体规范的深层互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学创作的主题选择、语言风格与价值立场，也必然对作者的构成和读者的趣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作为载体的文学期刊的编辑策略，对特定文体形式的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譬如新时期初年大型文学双月刊的创刊潮就为80年代中篇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丰饶的园地；另一方面，文学期刊谬误的价值标准与故步自封的文学趣味也必然会限制文学文体的内在活力，使之陷入八股化的怪圈，譬如《朝霞》就是“帮八股”的助推器。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格局中，以文体取向为依据，主要可以划分为综合性文学期刊和专门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和大多数省级文学期刊选择了综合路线，包容了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偶尔也会发表话剧、文学评论。而专门性文学期刊只关注一种文体，像《小说月报》《小说界》《散文》《随笔》《诗刊》《星星》《文学评论》都深耕不辍，专门挖掘单一文体的审美深度，并拓展其文体边界。文学期刊的文体策略为当代文学文体的发展与成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像“百花时代”《人民文学》所倡导的“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与“特写”文体、《今天》等民间诗刊追求文体解放的自由诗风、《收获》在80年代中期苦心经营的“新潮小说”，都以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的期刊立场，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的文体创新。

　　在文学期刊的文体选择方面，除了刊发诗歌、散文、戏剧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专门刊物，综合性文学刊物都对小说情有独钟，这种审美趣味加剧了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在“十七年”和新时期初期，综合性文学期刊都将短篇小说作为利器，发挥其敏锐把握时代脉动的“轻骑兵”的作用。在80年代初期，随着一批大型文学期刊的陆续创办，期刊容量的扩充为随后的中篇小说热提供了历史契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潮流的冲刷之下，长篇小说一如疯长的灌木，既充满生机，又显得混乱而芜杂。进入新世纪以后，《收获》《钟山》《十月》《当代》等大型文学期刊，都陆续出版长篇小说专号或长篇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在“十七年”时期就以连载形式选发长篇小说，在2007年后开始刊发原创长篇小说，作为其压阵之作，譬如2007年麦家的《风声》、2008年毕飞宇的《推拿》、2009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出延津记》。至于文学评论，随着学院批评的崛起，从90年代以来，评论期刊越来越重视编辑规范，对表述、格式、注释乃至篇幅都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种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学院气息日益浓厚，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譬如批评文体的八股化，缺乏艺术个性和创造活力，刻板的文体框架抑制了灵动的感悟和自由的表达。

　　在公开出版的文学期刊中，根据其主办机构的性质，可以区分为两种核心类型，即由文联、作家协会的各级组织主办的机关刊物，以及由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这两类期刊的界限也不是壁垒分明，像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也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收获》也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相对而言，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办的期刊更加重视组织功能，在组织来稿时贯彻文艺政策，团结作家队伍，引领文学风尚；而出版社主办的期刊往往更加贴近读者，表现出更为敏锐的市场感觉。机关刊物的等级结构极为鲜明，各省市的机关刊物以《人民文学》为样板，文体的覆盖范围较为全面，追求多种样式的平衡发展。编者对于文学政策的调整与文学风尚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迅捷地做出反应与改变。为了全面呈现各种文学力量的发展状态，机关刊物在作者构成上也往往执行老中青结合的调和路线。在文学期刊失去自主性的特殊时期，作者队伍的单一化现象也极为突出，譬如从1964年到1966年，年轻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类期刊追求面面俱到，也导致了重点不够突出、特色不够鲜明的局限性。在等级思维的影响下，省市级文学期刊的办刊视野较为狭小，向本土作者倾斜，偏好本土题材，成为封闭的园地，缺乏开放性与创新性。栏目设置大同小异，四平八稳的平庸之作充斥版面，同质化是省市级文学期刊亟待突破的瓶颈。

　　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在办刊策略上更加强调特色，不片面追求综合性。《读者》《青年文摘》向读者提供“心灵鸡汤”，萃选的文章有较强的文学性，可以视为泛文学刊物或准文学刊物。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和通俗文学刊物《故事会》也以多年的探索，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品牌效应。社办文学刊物在文体策略上往往选择“专门”路线，譬如《小说界》《小说月报》《散文》《随笔》《名人传记》《名作欣赏》《微型小说选刊》等等，都是单一文体刊物，《当代》《十月》《花城》等大型文学刊物也一直把小说作为重中之重，即使给诗歌、评论留出了一些有限的空间，也只是一种点缀与补白。另一方面，不少出版社主办的文学与文化期刊都发挥主营领域的特长，譬如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青年文学》、译林出版社主办的《译林》、北京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儿童文学》杂志等等，都独树一帜，办出了专业水准。

　　同人期刊的命运，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当代文学自由空间的伸缩。在共和国初期，胡风同人的《起点》、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靳以编辑的《小说月刊》、沙鸥和王亚平主编的《大众诗歌》等同人杂志的短暂存在，是新中国成立前同人杂志传统的余波。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保留同人期刊的提议的幻灭，以及“百花时代”江苏《探求者》、四川《星星》的遭遇，宣告了同人期刊成为一种文化禁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初期，《今天》《沃土》《秋实》等同人期刊的涌现，在突破“文革”阴影的潮流中，推开了文学表达的另一扇精神窗口。到了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和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的校园诗歌的崛起，催生了以《非非》《他们》《莽汉》等一大批同人期刊为平台的诗歌群体，1986年10月，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见证了民间诗歌和同人诗刊蓬勃生长的繁茂季节。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风起云涌，诗歌的创作和接受都渐趋冷清，同人期刊也走向萎缩。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时代开启之后，“诗江湖”、“诗生活”、“灵石岛”等诗歌网站陆续建立，越来越多的诗人借助网站、博客等网络传播形式来传播自己的诗作，并与同道展开交流，网络空间的扩张，进一步挤压了同人期刊的生存空间。同人期刊在新时期诗歌发展的流程中功不可没，为独立的个体表达保留了一个狭小却必要的空间，保护了诗歌文体的多样性与审美价值的丰富性。但是，由于传播范围的局限性，同人期刊对于小说、散文等更加大众化的文体，影响甚微。

　　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与变迁，无法脱离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当代文学期刊的数量、结构与办刊定位，还更为深入地改变当代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制度建设中扮演的角色类型，重新塑造文学期刊的文化功能、历史命运和传播方式。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复杂多样，文学期刊的行政归属(机关刊物、社办刊物与民间刊物)和等级结构(国家级、省市级、地区级)，文学期刊的历史变迁(创刊、停刊、复刊、改版)，文学期刊的功能定位(原创期刊或选刊、综合型或专志型、纯文学期刊或通俗文学期刊)，文学期刊与其他媒介形态(文学出版、文学副刊、影视改编、网络传播等)的关系，编者、作者、读者的三边互动，文学期刊的各个侧面都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不是像一些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是静态的、封闭的、形式单一的存在。因此，只有在系统考察代表性文学期刊的基础上，将个案分析与整体研究进行有机结合，对当代文学期刊的历史发展进行过程性研究，注意不同期刊之间的差异性，在多元视野中进行交叉互动的立体透视，才能够深入考察当代文学体制对于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的规约，描述文学期刊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的生存环境与基本格局，揭示文学期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生产本位到消费本位的时空转换与艰难选择。通过审视文学期刊的复杂结构与动态进程，文学期刊与文学变迁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就逐渐浮现出来。

　　总体而言，当代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相互依存，表现出一种同步性特征，即文学期刊繁荣的阶段也往往是文学创作的兴盛时期，而文学期刊凋零的阶段也是文学创作的萧条时期。当然，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网络文学的普及，这种同步结构可能逐渐被打破，文学期刊在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中的重要性也将被不断削弱。但是，只要印刷文化不会衰亡，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就无法摆脱文学期刊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