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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展示自己的“大作”
孩子们制作的木板画用草编织动物、用泥制做小人、用草纸撕成图形、用树皮画出脸谱……如若不是亲眼所见，人们恐怕很难将这些与贫困山区小学生的美术作品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地区的学校很少有专职的美术老师，开展美术教育似乎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然而，这些地区蕴藏着大量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需要保护、传承下去。
自2003年开始，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无数次地往返于城市和边远民族地区之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教育公平，通过自身的力量把民间美术引进教学，保护民族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在他们之中，有艺术家、美术教育工作者，他们都是“蒲公英行动”的志愿者。其实，最初“蒲公英行动”只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术委员会开展的一项研究课题，后来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蒲公英行动”得到了延续，逐渐演变成一种志愿行动。
从“没什么好讲”到“丰富得讲不完”
李冬梅是云南省景洪市勐龙镇勐宋完小的一名老师，她所在的学校位于边境一线的高海拔山区，全校有210余名学生、13位老师，大多数是哈尼族。和学校的其他老师一样，李冬梅也是个“万金油”，除了要负责学校的财务、做教导处主任，还负责给孩子们上美术课。
“虽然我也曾经接受过美术教学培训，但过去每次上美术课我都十分发愁，因为如果按照教育部统编的教材上课，一方面我能够给同学们讲授的作品屈指可数，另一方面一些课程所需要的美术材料和用具，本地的孩子们根本准备不齐。所以一周两次的美术课，讲过几周后就真的没什么好讲了。”李冬梅说。
2006年，“蒲公英行动”来到了勐宋完小，通过蒲公英团队的培训，李冬梅开始尝试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入到美术教学之中，经过蒲公英志愿者的多次指导和启发，如今，李冬梅再上美术课时，用她的话讲是“内容丰富得讲不完”。
其实，李冬梅的美术课不仅内容丰富，包括哈尼族村寨寨门的设计、哈尼族的传统服饰、哈尼族的民间刺绣等；而且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有传统的绘画课、手工课等。课程所需要的材料完全取材于当地，树叶、竹筒、花瓣、土布、麻绳，不一而足。
“做总比不做强”
已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翟墨曾评价，“蒲公英行动”把民间美术引进课堂教学，将民间的原生态艺术在学校推广，让更多的孩子获得了美术学习的机会，并学习和了解了本民族的民间艺术，是一种文化自救的艺术行为。
2003年7月，由湖南省美协副主席谢丽芳主持的“蒲公英行动——推进民间美术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专项课题”，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白沙希望小学正式启动。该课题是由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办的“成就未来——少儿课外美术教育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从2003年7月至今，“蒲公英行动”不仅通过对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教学模式的探索，造就了一批对民间美术有深厚感情且具有创新精神的基层教师骨干队伍，而且先后在贵州、云南、陕西、湖南等11个省份建立艺术实验基地80多所，就皮影、面塑、泥塑、傩戏、年画、苗族服饰等各类课题进行了有效的教学实践和研究。
“蒲公英行动”会定期组织基层专兼职教师进行民间美术教学培训，为开展活动的学校提供一定的美术绘画工具和材料，教师们则凭借志愿精神和对民间文化强烈的自豪感开展着教学工作。
谢丽芳表示，“蒲公英行动”并不能全面改善整个中国民间美术教育的现状，但是她们希望这种教育理念能够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舞动，落地发芽。如今已65岁的谢丽芳仍然会乘车颠簸八九个小时，或者徒步走上两三个小时，到一所偏远的小学去推进民间美术教育，“做总比不做强”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
儿童美术理论专家胡晓珮说，儿童所身处环境中的一切，如建筑、音乐、礼仪、审美取向、生活方式等，就如同土壤、气候之于植物，都作为文化要素在时刻影响着他们并形成观念、态度与意识，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
回望“蒲公英行动”，丰富多样的民间美术教育，已将传统文化镌刻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其实，“蒲公英行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童年生活，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当地人的一些观念。
“在我们这一地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普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持一种排斥的心理，我们平时不喜欢穿传统服饰、也不喜欢讲哈语，就怕别人嫌哈尼族人土气。”李冬梅说，“自从我开始研究和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后，发现我们的祖先非常智慧。在给孩子们上美术课的时候，我就会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我们民族的传说、歌谣、故事穿插在课堂中，让他们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认同感。”在李冬梅的美术课上，孩子们身着民族服饰来上课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一直参与“蒲公英行动”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力加说：“将这些民间美术教给孩子们，重要的是让他们理解这些民间美术的生长土壤和其对于人们的意义，这是美术教育回到生命本身的另一种方式。”记者 王学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