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离开央视我首先改正说话方式

崔永元

　　从去年9月份偶然中发出的一条微博开始，对转基因毫无了解的崔永元，突然卷入了“挺转”与“反转”的漩涡中，“我支持转基因的研究，但我反对那些宣传转基因的不负责任的言论。”

　　去年12月，他自费去美国6个州，采访了专家、官员、医生、社会组织成员等人，讲述了他们各自对于转基因问题的观点，以及转基因在美国的真实情况。今年3月，他把制作完成的纪录片放到网上，68分钟的片子，免费播出。

　　日前，崔永元接受记者专访，就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富有“崔氏特色”的巧妙回答。

　　“资本力量决定美国转基因宣传力度大”

　　记者：不管美国老百姓怎么相信FDA，在转基因问题上，我能说美国公众确实是被蒙骗了吧？

　　崔永元：最大的问题，出在实质等同。如果没有实质等同，FDA就会用药品的监管原则来监督，最少需要监督30年。有了实质等同，就用食品的方式来监督，门槛就被降低了。

　　其次，FDA就是传达室的一个“刘大爷”。转基因公司提供了一个食品，“刘大爷”来做检验报告，FDA要这个，你做过吗？做过，合格吗？合格。然后办一个数据交接。这些所有数据你都承诺是安全的吗？是你交给我的吗？出了事要负什么责任你知道吗？知道，啪，盖个章，那就通过了。别人信他，靠的是他强有力的执法能力，和随之带来的震慑力。

　　记者：那老布什定义的这个实质等同，是不是应该由他来负责？

　　崔永元：其中确实会涉及到商业利益和政治势力的因素。奥巴马在选举时说，承诺转基因食品要标识。但是选举成功后，就不了了之。美国转基因公司的宣传力度很大，这是资本力量决定的。比如在一个杂志上，转基因公司一个月的广告投放量是50万美元。如果杂志敢说转基因不好，广告商肯定就撤单了，撤单了杂志可能就倒闭了。

　　记者：那美国在对转基因的监管到底靠不靠谱？

　　崔永元：我在戴维斯实验室见到了几十个博士后。去实验室时，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水稻。但实验完，全部销毁，土都要高温灭活。他们在做转基因没有什么禁区，可以尝试任何一种可能性，但这个是在研究室里，跟公众没有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田野实验就跟公众有关系了。然后，开始大规模商业种植的，还会有很多保护措施。比如转基因的田地跟其他的非转基因的田地中间会有25米的隔离带。这25米的隔离带，除了阻止花粉的传授，同样还是虫子的避难区，大雁天鹅可以在25米隔离带中吃到虫子。转基因作物收割运输存储也都是专门的。如果转基因出现在传统的农田里，肯定会追究他的来源，来源于哪家公司。如果搞不清楚，全部烧掉。

　　“现在年轻人特别愿意捍卫权利”

　　记者：在转基因问题上，你特别强调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这个权利又该如何保证？

　　崔永元：有低效率和高效率的两种。一个是朋友圈里，互相认识的人互相传播。我有个朋友说这个不好，不能吃，我信他，我就不吃了，但这个跟传销似的，效率非常低。高效率的就是政府有公信力，你说什么我听什么。这种公信力就是严格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

　　记者：你似乎特别强调这个选择权的重要性。

　　崔永元：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有选择不吃的权利。选择权、知情权和实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要给我标出来就行，不能骗我。更不能用一种蛮横的态度对我说，你不吃，就是呆子，就是文傻。

　　记者：我觉得这种权利意识，年轻人的接受程度可能会比较高。

　　崔永元：我特别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有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和权利，他们特别愿意捍卫自己的权利。

　　“离开央视我首先改正说话方式”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离开央视以后，你似乎讲话方式不一样了？

　　崔永元：以前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知识分子，说话井井有条，有逻辑有顺序。一开始我就是这样干的，我用过好的语言方式，可是我发现事倍功半，我就用他们的那套方式。离开央视，我改正的第一条就是自己的说话方式，满嘴脏话，话糙理不糙啊，效率极高。这很管用，大家一下就听进去了。如果要一条一条，写两万字的文章，都起不到这种效果。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这种方式比较好，压力全部释放，战斗力极强，抑郁症也烟消云散了。以前太累，现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