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个在现当代进行诗词创作的人，值不值得成为研究对象，可不可以进入诗词史，不在于他的身份、地位、职业、性别、名声等等，而在于其诗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否达到一定高度、是否有值得称道的新变。

　　目前的现当代诗词研究队伍，除了少数几位具有古典文学的研究背景外，绝大多数是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这种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直接导致了既有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不足。

　　现当代诗词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诗词在现当代时间段里的自然延伸和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诗歌史有机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才能敏锐捕捉现当代诗词的新变，准确评骘诗人诗作，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或聚讼纷纭的症结作出公允评判。

　　近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四川诗人周啸天成为第一个以传统诗词获此殊荣的人。且不论周诗水平如何，是否当得起这么一个沉甸甸的奖项，仅就鲁奖能够认可诗词文体这一点而言，亦具有重大意义。这表明，国家最高文学奖正式关注和承认诗词创作，不仅有利于客观评估现当代诗词的价值和地位、重构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观，而且对于传承诗词、树立文化自信、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已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新诗逐渐登上诗坛正统地位，传统诗词处于被忽视、被排挤的境遇。然而，诗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绵延不绝地发展着，于某些特殊的历史情境(如抗日战争)还会在社会上绽放出绚丽的光焰。且不说深受传统文化陶冶训育的旧诗人或诗词研究者、爱好者在现当代仍然公开或隐秘地进行着诗词创作，就是那些新文学的健将或著名作家也有不少“勒马回缰”做起了“旧诗” ，如闻一多、臧克家等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华诗词学会和其他省市县乡甚至基层单位各级各类诗词学会、诗社的纷纷成立，喜欢诗词并操觚创作的人越来越多。就水平和质量而言，现当代涌现出的黄节、柳亚子、聂绀弩等一批杰出诗人，放在数千年诗词史上，也是光芒四射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现当代诗词遭遇了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无视、冷落。古代、近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截止于五四运动。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则出于某种狭隘封闭的文学史观，有意在研究中“压迫”或“屏蔽”诗词创作。唐弢先生主编的影响颇大的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拒绝书写旧体诗，即代表并影响了相当一段时期的现当代文学史观。如果说在新文学成立之初，对传统诗词的有意“压迫”仍带有为新文学维护合法性的焦虑，可以理解；那么在新文学已获得正统地位，需要全面、客观、严肃地梳理总结现当代时间段里的文学现象和成就时，这种文学史观就显得有些狭隘、片面和主观。1980年1月，作为当代文学重要作家的姚雪垠致信茅盾，对既有的现代文学史观提出质疑，主张把旧体诗放在“大文学史”应包括诸元素的“第一”位置来讨论。姚氏观点在当时没有引起较大反响。但两年后，于聂绀弩《散宜生诗》出版之际，胡乔木为之作序，认为“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这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旧体诗已有认可，无疑对重估现当代诗词价值有积极影响。随后，毛大风、丁芒等当代诗词的评论者都为现当代诗词的成就和遭遇鸣不平。80年代末，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著名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不少研究者逐渐关注现当代诗词，主张应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90年代，国内兴起“国学热”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此背景下，学界对现当代诗词的关注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较为火热。不仅相继出版了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 、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 、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 、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等10余部专著，而且有数十位博士、硕士将论文题目聚焦于现当代诗词，如王巨川《清末民初时期新旧诗学互训》 、徐晋如《二十世纪诗人征略》 、孙志军《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等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更是有数百篇之多。这些研究虽然不无遗珠之憾或概略之弊，但毕竟筚路蓝缕地将长期以来被正统文学史“屏蔽”的文学现象——现当代诗词呈现在学界和公众面前，并且推动其成为学术研究的增长点。正如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所云：“在当今学界，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已经形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并有望在未来数年中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

　　现当代诗词有其存在价值，勿将其变成新文学的附庸

　　目前的现当代诗词研究队伍，除了施议对、曾大兴、胡迎建、刘梦芙、马大勇、曹辛华等少数几位具有古典文学的研究背景外，绝大多数是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这种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直接导致了既有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不足。

　　首先，受关注较多的是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其次是某些名人(如政界名人毛泽东、学界名人陈寅恪和钱锺书等)的旧体诗。这种选题倾向往往基于新文学或名人研究的考虑，并不一定出于现当代诗词本身的判断标准和价值立场。比如，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按实际研究对象看，称为“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论稿”更为恰当。再如， 《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朱文华) 、 《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吴海发)也把很大篇幅给了新文学作家或各界名人。不少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如李怡《鲁迅旧体诗新论》 )对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旧体诗进行详细的个案研究。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旧体诗并非不能成为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对象，作为个人的研究选择，无可厚非。问题是它们并不代表、更不等同于现当代诗词。学界的主要研究聚集于此，或某些学者即用此概称现当代诗词，除了可能以偏概全、“抓芝麻丢西瓜”外，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研究格局和潮流似乎隐含着如下前提：现当代诗词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是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作品；现当代诗词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是研究新文学作家或名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消解了现当代诗词及其研究的独立价值。

　　其次，不少研究者运用新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范畴、术语去考察现当代诗词，不仅难免扞格之弊，且有消解现当代诗词自身特点和价值的危险。新文学和现当代诗词作为共同历史进程或同一创作主体的产物，不排除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我们也应看到现当代诗词这一历史悠久的文体演化生成的自身特点，这恐怕也是它不同于新文学的价值所在。因此，新文学研究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现当代诗词研究的问题；新文学研究可以采用的理论、方法、范畴、术语等等，不一定适用于现当代诗词；新文学的合法性，不一定是现当代诗词的合法性。比如，关于现当代诗词可否“入史”问题，是近年讨论的热门话题。辩论的焦点在于现当代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双方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但往往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且不说各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存在偏差，就是作为新文学范畴的现代性是否可以成为现当代诗词存在合法性或“入史”的判断标准，这一前提本身就值得质疑。新诗书写的内容和形式并非皆然无中生有、全部具有现代性，我们不能光看到它对诗词传统变革的一面，而无视继承的一面。或许，恰恰是继承的一面，即“非现代性” ，正体现了汉语诗歌艺术和人类精神追求的永恒性，更值得珍视。现当代诗词亦应作如是观。因此，是否具有现代性，不能成为评判现当代诗词可否入史或价值成就的标准。教条式地运用新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概念、术语去考察现当代诗词，即使动机是保驾护航，也有可能“屏蔽”现当代诗词的某些固有特点，将其变为新文学的附庸。这是在研究思路和结论上对现当代诗词存在价值的消解。

　　再次，一些研究者因为缺乏相应的诗学修养和对数千年诗词流变史了解不多，研究难免出现硬伤或评判明显失当。刘梦芙《 〈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指误》 、沈喜阳《研究诗词要有基本文史常识》等文章都指出过某些学者因欠缺基本的文史常识和诗词格律知识，出现低级错误或对诗人诗作评骘失当的例子，这里就不再另外举例了。

　　回归诗词本位，葆有纵向视野，重视特定的文学生态

　　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缺憾和不足，笔者呼吁今后的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回归诗词本位的价值立场。因为现当代诗词和新文学之间曾经有过的啼笑姻缘，致使相关研究偏离了应有的价值立场。故当我们平心静气地总结既有研究的得失利弊时，有必要重申这似乎理所当然具备的前提。首先，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应从诗词本身的评价标准出发决定去取。一个在现当代进行诗词创作的人，值不值得成为研究对象，可不可以进入诗词史，不在于他的身份、地位、职业、性别、名声等等，而在于其诗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否达到一定高度、是否有值得称道的新变。唐代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曾说：“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 ”这应该是所有研究者需要具备的风骨和原则。当然，在现当代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充满了人情利益纠葛的时代，客观地沙里淘金确实存在难度，但不能因此望而却步、混淆美丑。相反，通过艰苦的努力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 ( 《四库总目》总集类·序) ，推动现当代诗词的经典化，正是研究者的使命。比如，浙江的邵祖平、江苏的唐玉虬、四川的赖高翔、广东的程坚甫、甘肃的马騄程和刘持生、湖南的彭靖等等，在今天知名度不高却足以成家，然而关于他们的研究十分薄弱甚至还处于空白。其次，在研究采用的理论、方法、问题、范畴、术语上，应该充分重视诗词的自身特性和传统诗文品评的经验，并适当地进行现代转化。既具有深厚中学功底、又饱受西学浸染的胡先骕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张之洞、陈曾寿、文廷式等人诗词的评论，有值得重新审视、借鉴的必要。

　　第二，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现当代诗词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诗词在现当代时间段里的自然延伸和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诗歌史有机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才能敏锐捕捉现当代诗词的新变，准确评骘诗人诗作，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或聚讼纷纭的症结作出公允评判；否则，难免闭目塞听、坐井观天、买椟还珠或独断专行。正如钱基博所云：“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发酵也。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明历古文学，始可与语近代；知近代文学，乃可与语现代。 ” ( 《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 )比如，在对新诗和旧体诗应该采取的态度上，一些进行新诗、旧体诗创作研究的诗人学者彼此指摘，否定对方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我们从数千年诗歌流变的纵向视角审视，就会发现：每一种新诗体的产生，只是为中华民族百花齐放的诗苑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并不意味着原有品种的消亡，五七言诗、近体诗、词、曲的产生无不如此。这样考察，就能对新诗和旧体诗采取更为理性宽容的态度：“不薄新诗爱旧诗” 。

　　要使现当代诗词研究回归诗词本位的价值立场、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一方面，从事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最好能目光“下行” ，加入到现当代诗词研究队伍中来，担负起存亡续绝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最好能目光“上行” ，加强诗学修养，丰富对数千年诗词流变的认识。此外，笔者呼吁所有研究者在业余都能尝试一下诗词创作，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这样再去研究诗人诗作，才会切理厌心，避免隔靴搔痒。

　　第三，重视现当代诗词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研究现当代诗词，除了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外，还必须重视诗词在现当代这一特定时间段中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毕竟古代诗词和现当代诗词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有所差异，这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像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具有不同的景观。在古代，诗处于文学正统地位，词也很早就成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工具，但在现当代居然跌为不被认可的附庸。这种文体地位的嬗变对于诗人创作心理和诗作精神风貌有什么影响，值得探究。还有，现当代诗词与新文学文体(如新诗、散文、小说)之间的互动关系，亦需认真考察。比如，研究聂绀弩的诗，无法绕过他的杂文。另外，现当代文艺政策、知识分子境遇、领袖好恶、政治文化事件等等对诗人心态、诗词创作的影响，亦要花大气力研究。当然，对现当代文学、文化生态的重视、关注，必须以诗词为圆心，不能偏离诗词本位，更不能将诗词研究变为其他文体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附庸或工具。

　　总之，现当代诗词研究已在艰难中起步，只要我们回归诗词本位的价值立场，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重视现当代诗词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定能逐步揭示它长期以来被遮蔽和歪曲的庐山真面目，还它以公正而客观的文学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