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离去》剧照 王雨晨 摄一名优秀的演出制作者应具备如下标准：准确的市场判断力、专业的审美理念和能力、良好的经济头脑与市场概念、完备的法律意识、敏锐的洞察力、好的沟通能力、充沛的精力。换句话讲，制作人是在艺术家、观众和管理部门三方面之间处理具体事务的中间人，是舞台演出分工日趋细化下的产物。
在国外，制作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国内，制作人曾遭遇过不小的争议。好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环境的变化，制作人的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并得到了尊重。几乎每一部戏剧，即使处在萌芽状态，无论导演、编剧还是投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需要一个制作人。
制作人角色和定位的树立以及清晰化，是话剧生产走向专业化的象征，也是走向产业化的重要一步，因为其不仅很大程度上牵引着整个市场的导向和观众的审美趣味，而且从题材内容、演出阵容、舞台形式到宣传方向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今，只有怀有理想并兼具战略眼光和社会责任感，高度重视制作本身的品牌建设的制作人，才能在艺术和市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反之，制作人如果不具备较好的文化艺术素养，没有创意能力和判断力，只是一味追求盈利、跟风追雨，最终只会把观众搞到疲劳，把话剧带入死胡同。
在戏剧项目制作的起点和终端，即商业投资与艺术成品之间，制作人常常具有双面性和“多面人”的特征，即在商业投资面前他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团队中他则扮演着商人的角色，更多时候，其商人属性更多于艺术属性：他必须把握市场需求，考虑团队生存、演出票房和市场认可度，善于和各种机构及人群沟通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执行过程中，制作人要争取少花钱，做大事，让团队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让投资达到“利益最大化”。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协调中心的一名工作者，我在国话作品《离去》的整个制作过程中体验着另一种制作者“角色”，这也是我始终朝向的追求：在一所国家艺术院团，在以社会影响力为首要任务的前提下，制作人的追求和标杆又往往存在着许多与前述内容的细微区别，须更为理性地思考，在这样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搬上舞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离去》是美国当代剧作家奈戈·杰克逊在1997年完成的剧作，在美国一经上演，便获得了巨大成功和热烈反响。2014年，王晓鹰导演相中该剧并将其搬上舞台。《离去》并不以波澜壮阔的规格、一波三折的剧情、跌宕起伏的设置而推动，仅仅关乎生活里的一点点状态，但是从这一点点的状态中折射出来的巨大内核，却是近些年世界戏剧发展的重要方向，而这一角度在中国国内的戏剧市场上却是罕见的。美国历史较短，其民族文学的形成较晚。19世纪中期，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美国诗歌和小说发展迅速，涌现了惠特曼、霍桑、梅尔维尔等一批经典作家。19世纪后半叶，乡土文学崛起，马克·吐温等一批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成就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增大。但同时期的美国戏剧发展缓慢，显得有些滞后，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剧作家。奈戈·杰克逊的这一部作品另辟蹊径地阐释了一个生命的内涵。
由这样一部并不商业的美国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我想到了一些关于美国戏剧演出制作中的问题。在同行的交流中，我偶然获悉，据美国剧院和制作人联盟演出季统计：截至2008年，营业的百老汇商业剧院不超过70家，全年总收入为近10亿美元，观众大概是1500万人次。而据美国非营利戏剧的行业协会——美国戏剧交流协会统计，全美的非营利职业剧团有1800家，票房收入大概为9亿美元，捐赠收入为8.5亿美元，观众大概为3500万人次。美国的非营利戏剧是美国戏剧艺术管理模式的主流。以上事例给我们的启示是：不以营利为目标的剧院，应有自己明确的使命和目标，而戏剧艺术的管理模式，也应该和使命和目标相结合。
中国国家话剧院所创作和上演的剧目，也是以这样的目标为己任的，商业和市场并不是国话制作人要追求的目标，引导观众和培养市场才是我们所关注的。从《离去》首演的第一轮来看，它所获得的社会反响和观众口碑让我们欣喜。《离去》所关注的社会、家庭等问题，让走进剧场的每一位观众找到了情感宣泄点。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提出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将开启“保留剧目制度”，这样的想法是大胆而必要的。其实，真正的剧目轮演制是指剧院拥有固定的演员剧团，同一舞台上，一周中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剧目上演，而到下一周则又轮番上演一遍。莫斯科剧院就以此艺术管理方式闻名于世，而目前实行此戏剧管理模式的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屈指可数。中国国家话剧院正在用这样先进的理念和稳步的推进积极地发展着自身，也用自身发展着中国戏剧演出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