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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赛宁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埃及是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了中文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1958年埃及就建立了中文系，但由于当时的中东战争而导致的经济困境，中文系不得不停开。直到1977年又重新开始建系招生。1981年第一批中文系毕业生开始在埃及各个部门工作。至今，埃及已有8所从事教授与研究汉语的高等院校。其中艾因·夏姆斯大学 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历史最为悠久，该系最近的学生总数达100多名，毕业生分别投身于埃及的教育、文化、旅游、工业、投资等领域。在文化交流方面，从1956年起埃及就和中国签订了许多合作协议，埃及总统和中国主席签订了一系列埃中文化交流协议。中国和埃及的文化、教育部门经常互相交流，并签署了许多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协议，为两国在文化与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2002年中国在埃及首都开罗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这是中国在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建立的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2006年中国北京大学和埃及开罗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这也是中国在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建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2008年3月份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和中国电力大学也建立了孔子学院。近年来，埃及文化界、汉学专家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与孔子思想的研究。
埃及现当代著名作家、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年)也曾高度评价过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并希望将中国文学介绍到埃及去。一些中国朋友访问他，问及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了解时，马哈福兹表示他曾经看过《论语》、老舍《骆驼祥子》等作品的阿拉伯语译本，这些作品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骆驼祥子》，他还提到，虽然他并不熟悉这部作品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但是他很喜欢，认为它描写的东西与埃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译介马哈福兹先生的文学作品，并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那时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哈福兹先生不仅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他也希望埃中两国的文学交流、中国文学在埃及的译介继续发展下去。他曾在他的《开罗三部曲》中译本首卷中写过一篇《致中国读者》，文中写道：“我希望这种文化交流持续不断，也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在我们的图书馆占有一席之地，以期这种相互了解更臻完善。”总之，我们可以看出，马哈福兹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欣赏，以及他对埃中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殷切希望。
毫无疑问，向埃及读者介绍中国文学，是在埃及乃至全阿拉伯世界弘扬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而且，外向传播，自然离不开翻译。回顾中国文学的埃及传播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国阿拉伯语学者、埃及翻译家与埃及汉语专家代代耕耘，他们的译介之功不可磨灭。在文学交流方面，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作品也传入了埃及。在埃及，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第一个时期，从90年代至今为第二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两个时期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掀起了翻译与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高潮。埃及学者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也积极展开，方兴未艾。
从20世纪30年代起，埃及读者就能读到中国文化与文学作品了。此时，中国文化经典以及许多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在埃及首都开罗出版。30年代到90年代埃及翻译中国文化与文学作品的队伍主要有两支。第一支队伍直接把中国文化与文学作品从汉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这支队伍主要是当时在埃及最高伊斯兰宗教学府爱兹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穆斯林学者马坚和纳忠等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翻译出版的中国作品有：中国古代经典《论语》(2000)、《道德经》(2005)、《孙子兵法》(2005)、《易经》(2007)；现当代小说作品有王蒙的《青春万岁》(2002)、巴金的《海的梦》(2004)；中国现代戏剧名著有老舍的《茶馆》(2002)、郭沫若的《蔡文姬》(2002)、高行健的《车站》、《中国实验戏剧选》(2006)、《良辰美景》赵耀民剧作选(2007)；诗歌方面有《艾青诗选》 (2004英阿译本)、《李肇星诗选》 (2005)；还有《中国古代思想史》(2004)、《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2008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杂种》，《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中国实验戏剧》，《沈从文作品选》等等，都已译成阿文在阿拉伯国家出版。现代作家和诗人郭沫若、刘大白、胡适、刘半农、闻一多、臧克家、冯至、冰心、戴望舒、徐志摩、叶圣陶、张天翼与当代作家及诗人张贤亮、铁凝、张抗抗、舒婷和食指的部分作品也译成阿拉伯语，在埃及文学专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在埃及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化经典与文学作品已有七十多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埃及的中国文学到了现代已并非只是孤芳自赏的业内行为，恰恰相反，埃及几个汉语专家与汉语翻译家译介和研究作品的影响延伸到了汉语界之外。他们的译作有的直接成为畅销书，有的融入本国文学作品而广为流传。普通受众自然人数最多，但他们名不见流传，语不录史册，倒是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结缘的文人墨客，特别是名家巨擘，他们留下许多趣闻和佳话传诵至今，如埃及著名文学家与思想家塔哈·侯赛因、埃及诺贝尔奖得主马哈福兹、埃及著名思想家默罕默德·哈赛宁·海克勒、埃及当代著名作家黑托尼等等，他们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与中国文化和文学译作及研究有所关联。
90年代以来，埃及汉语专家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中国文学作品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埃及的文化部和文艺界也一直在鼓励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埃及文化部为了打破“欧洲中心论”，打破英语和法语在世界文坛中的霸权，设立了“全国翻译项目”。从此，译成阿文的中国作品越来越多，涵盖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哲学等领域。90年代到现在堪称埃及汉学翻译的黄金时代，中国文学作品在埃及译介和研究的明天将越来越光辉灿烂。
2013年1月中国作家莫言的代表作品《红高粱家族》的阿拉伯语译本由埃及国家翻译中心翻译出版，这是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个月，埃及翻译家哈赛宁就第一次把当代作家莫言的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红高粱家族》的阿拉伯语译本不仅仅帮助广大的阿拉伯读者了解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文学，更重要的是让广大的阿拉伯读者了解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在这以前，中国当代文学家特别是先锋作家一代还未翻译成阿拉伯语，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红高粱家族》的阿拉伯语译本让阿拉伯读者读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红高粱家族》的阿拉伯语译本自从还没有出版以来，就一直受到埃及和阿拉伯文艺界与读者的极大关注，埃及和阿拉伯许多报刊和电视台谈到《红高粱家族》阿拉伯译本的出版及其意义。作品在埃及和几个阿拉伯国际图书展入选了最畅销书系列。译者哈赛宁同年就以这部译著荣获埃及文化部国家翻译中心颁发的青年翻译奖。总之，莫言《红高粱家族》的阿拉伯语译本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译介阿拉伯语中国文学作品的独特现象。阿拉伯文艺界相关人士都给予极大关注，有人称赞作品的翻译以及译者精通汉语阿拉伯语两种语言的水平，同时也有人批判作品的翻译语言。
《红高粱家族》受到阿拉伯读者的欢迎与极大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其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宗教与山东风俗习惯等有关因素。如果说文化差异问题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和极其复杂的问题，那么中国阿拉伯两个民族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不同，就难免在文化上存在着不少不同之处。从作品的名称“红高粱”，到有关中国人婚姻、丧葬、饮食、姓名与酿酒等日常习俗，阿拉伯读者开始注意到中阿文化的不同。特别是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译作，这一切都成为了译者的翻译障碍，为了能够克服这方面的种种障碍，译者尽量采取了直译、意译与音译等翻译方法。
哈赛宁(Hassanein Fahmy Hussein)
毕业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任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讲师，兼任沙特国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鲁迅国际研究会会员，莫言研究会会员。2013年荣获埃及国家青年翻译奖。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阿舍的《逃奔的骨头》，傅谨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导论》，以及《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中国实验剧》等，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