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雅翎：翻译与文化

林雅翎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翻译与文化：妙。我初次听说今年大会主题的时候这么想。琢磨了一段时间，我现在说：深，很深。对我们翻译者来说，文化是个有很多方面的概念。我们当然碰到的第一个，也可能算最麻烦的问题，是我们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一样。尽管如此，我们另外也不要忘记，每个作家有自己的文化环境，或者说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特殊创作文化习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必须考虑语言自己是一种文化：每个语言有不一样的内在特征。所以，我们通过翻译工作必须把至少三种水平不一样的文化概念都融入到我们的译本中。必须让读者感到这些对他陌生的文化世界，不简单。虽然我不完全同意著名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说法－我们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对读者来说－也不能否认，在尊重作家和原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读者。

　　关于第一个问题，怎么让法国读者了解“宽意思”的文化，对他来说异国的不同文化。去年在翻译李洱的《花腔》过程中，我有过很多考虑的机会！《花腔》这部小说，你没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其本知识，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因此，我翻译的时候就会考虑，我的工作结果肯定有三种读者，三种我写法文版的时候一个都不能忘记的读者：第一，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觉得有必要多知道的法国人，一个我必须帮助看得懂故事的读者。第二，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这个人，我必须给他带来一定的帮助，虽然他看书不光是这个目标，看完以后他应该多有一点知识。第三，还有真正的“中国通”，“汉学家”，也必须使他们满意，别让他们有批评的机会！每一次碰到包括引文还是语录还是暗示的部分，法语必须很准确，他们必须马上知道，这一句话、这些字是哪儿来的。

　　因此，我是这么做的：每次碰到了语录、引文，如果原文已经有法文版，我都先查过。如果作家用比如说“红楼梦”里的一个句子，或一个地名，我自己用《红楼梦》法语版一模一样的写法。所有的毛泽东语录或者诗歌都必须跟法语的“毛泽东语录”或者“毛泽东诗集”的一模一样。因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哲学作品大部分有法文翻译，有的时候查这些语录和引文都要比“正常”的翻译工作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现在还好一点，网上的材料很多，谷歌是翻译者最好的朋友，我几乎敢说，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没有谷歌就没有好翻译！既然如此，有的时候还必须自己找书！比如《左传》、《史记》、《道德经》、《庄子》等，都能在网上找到，不过孔子最好的法语版，以及唐诗、宋词的翻译版，这些都必须属于个人“图书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一个都不能少。

　　另外，翻译者必须有狗一样敏感的鼻子。他(她)必须能“感到”哪一句是语录还是引文。他(她)应该很快能猜得出，这个语录还是引文是哪来的。在翻译《花腔》的过程中，我很快长了这样超敏感的鼻子！自己没有文化，怎么会把文化交待给读者？有些人汉语水平很好，不过因为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水平太差，一点都没有办法当好的翻译者。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个例子，每次有机会都要提到的例子，不是我法国同事而是另外一个西方语言同事搞的错误：在一本讲上海的小说里面，他把“外滩”变成“海滩”。当然，那些“文化错误”个个都有不一样的重要性。我刚才说的算非常严重的错误，比较的话，大部分这些错误不会有这么深的印象。如果把可口可乐变成百事可乐，一般说来不太重要。我也会出这种错误。在翻译《花腔》的过程中，我也肯定把一些语录、引文忘掉，肯定有些我没看见的事情。

　　不过看见它们以后，必须解决问题，必须考虑那些喜欢中国，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如果法文版只是给“汉学家”翻译的，那简单得多！遗憾的是：不可以。那怎么办？我不喜欢加上注脚。读者想看的是一部小说，他们不想看一部博士论文(顺便说一句，我如果现在还上大学，我觉得《花腔》非常适合作为写论文的材料)。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一个中国读者看见毛泽东或是李白的一句话，他马上知道这一句话是谁的，从什么书来的。因此，我按外国翻译者的身份，觉得我完全可以插入很短的一个解释句。插入的句子必须很简单，最多几个字，比如说：“按毛泽东的说法”，“按伟大唐代诗人李白的话”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加插入句”等于“翻译”，不等于“加上”。当然，特别是如《花腔》，不能每次这么做，因为太多了！不过在没有插入什么的地方，我还是用最准确的法文语录：让“汉学家”有一点玩的地方！

　　介绍历史人物是另外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问题。在《花腔》的法文版把他们所有的人，一个一个在文字里面介绍是不合适的。 他们太多了，要插入的解释也太长，我如果这么做，法语版有从原文偏离太远的危险。所以既然有的时候插入了一些细节，因为我拒绝加上注脚，我用了一个在别的书找到的办法：在小说后面加上了一个名单，在这个名单里面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简单地介绍一下。道理还是一样，跟我上面已经说过的：不感兴趣的人，如果不影响读作品，他们没有必要看名单。对想多了解一点的读者，有一定的帮助。对“汉学家”一点意思都没有，让他们批评，说我介绍的过分地简单！

　　关于我的第二点--文化水平， 即每个作家，每一部小说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的文化，我可能要说得快一点。因为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举例子没有这么简单。有的书很独立，独立地你有的时候不需要认识作家。这些书，它们讲的故事，它们的文学创作，因为有很强的特征，创立一个完整、完美的世界。它们的作者，谁知道，可能后来不会再创作，还是他后来要写另外一个非常独立、非常不一样的小说。不过，在大部分的时间，对翻译者来说，认识作家是很好的事情，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要给你们说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必要跟作家讲文学，更重要的是学习这个人的来历，他的经验，他对世界的看法，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作家经常很像他们的作品，或者说作品经常跟它们的作者一模一样，或者至少很接近。有的时候连见面都没有必要。15年前，翻译一个上海作家作品的时候，我经常跟她通电话。只要听到她的声音，我马上知道我正在翻译的对不对，我的法语词符不符合她的世界。当然，每次翻译一本书，都会碰到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解决它们是必须的，不过相当地简单，这属于技术性的工作，仅仅通过电信就能解决的问题(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外)。

　　第三点，语言自己是一种文化，可能复杂一点。怎么说？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语言有自己的特征。一般来说，我们如果研究两个语言，为了方便把它们叫做“A”语言和“B”语言。“A”里面表达某个概念的词，“B”里面不肯定有完全等于它的翻译词，何况在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在词汇方面、语法方面、修辞手段方面等，都有很大的区别。一个例子：中文喜欢重复。中国文学里面，重复是经常能碰到的，一点都不影响文字的完美，但是法语恨重复。比如说“红”这个字，汉语有深红、鲜红、粉红，但是差不多这么多。一个作家想在某某片段描写很多红色的东西，他光要用“红”这个字，法语绝不可以。第一因为我上面说的不喜欢重复的这个道理，第二因为我们至少有二十个能表达“红”这个概念的词。怎么办？翻译者如果用很多同义词代替了“红”，是不是远离原文太多？还是说作家写“简单的红”，我选择另外一个“红”，我是不是没表达作家的意义，而表达我个人的意义？我是背叛了作家还是超越了原文的意思？怎么做决定？

　　另外一个例子：动词的变位表。汉语里面，既然能用“要、了、过”这类字来表达大概的时间，总的来说不会太具体。因此，对我们来说，故事的时间会像一个永远的现代时间一样。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的时候都混在一起。这是一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传给读者的感觉。很遗憾。不过在这一方面，法语版必须很准确。

　　反过来，在一些方面，汉语会比每一个我认识的西方语言更细腻。比如说描写一些动作，一些东西，对翻译者来说这个又算另一种困难：怎么尊重原文，让读者了解而又不感到“有点怪味”。我们的工作与给读者一种“异国情调”的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目的不在这儿。

　　虽然讲文化和翻译的问题，一般来说都要先考虑我的第一点，最好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总觉得语言内在文化的问题更复杂，更重要。对我来说，算是最大的挑战。翻译了二十五年多的中国文学的我还是不太知道怎么理想地应对这一挑战。我到现在唯一找到的办法，还是跟我的第二点有关：应该把小说，作家个人的文化变成自己的。六个月或一年之内，使自己融入在里面。

　　林雅翎(Sylvie Gentil)

　　法国当代汉学家，翻译家。大学就读于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1980-1982在北大进修，1985年后常居北京。1990年开始发表译文。重要翻译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十三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阎连科的《受活》，李洱的《花腔》等。曾获法国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