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塔：解读中国故事

米塔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在意大利文中“翻译”一词是搬运的意思，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甲到乙。它源于拉丁语的 “traducere(调动)”。 这就是说翻译是一个过程，意味着要经过一个空间；而中文“翻译”的意思不一样，是把一个东西翻转过来，进行表达的转换。前者好像是动力行为，后者似乎是精力行为。

　　所以，按意大利文的意思，翻译家的工作是在甲与乙之间建设一座桥，运送甲的意义到乙，用乙的符号理解甲的意义。这里我想讲的是如何运送中文小说的意义到意大利文，怎么用意大利文的符号理解中国小说。

　　一座桥的作用是让两端连接起来，一个翻译家的作用是让两个文化沟通。翻译家得尊重作家， 译文要忠于原文，可还得为意大利读者服务，向他们奉献一个用流利的意大利文写的小说。所谓忠于原文不等于字译，而是抓住原文的文体、韵律、风格。如果原文使用简洁的语言，译文就不能罗嗦，如果原文使用优雅的语言，译文就不容粗糙。翻译家的任务是用他 (她)的母语传达这些特点。这的确是一种重写，一种再创造。过去一个中国作家给我签字的时候，写了“感谢你用意大利文创造我的小说”。刚开始我想，不对，我没有创作，我只是按着原稿来重写，原稿好，译文也好。后来我才明白了他的道理，因为翻译文学也是一种艺术行为。原文只能通过翻译家的知识、文化、功力、敏锐、理解、心理，才变成外国读者可以接触的文学作品。据说，一个高水平的翻译家会让读者不觉得是在看一部翻译作品，这引出翻译家透明性的问题。可我想翻译家并不透明，如果两个翻译家翻译同一本书，结果一定不一样。

　　翻译不是简单的工作，翻译家要在字里行间解决问题，作出抉择，考虑如何既尊重作家又服务读者？怎么保证作家的要求和读者的需要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不是能得到保障？在翻译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让原稿占上风，什么时候让读者占上风？另外，翻译文学不仅要求“信”，而且还要求“雅”。这和翻译评论、杂文、散文等等完全不一样，因为要求翻译家有文学感，要求他们懂本国的文学。只有这个条件满足了，才可以找到适合意大利文学界的语言与文体。译文还要面对所有面世小说的挑战，不管是意大利文的还是翻译的小说。幸好，意大利翻译家有位保护神--圣·吉罗拉莫 (San Girolamo)，他把圣经从古希腊文和希伯来语译成拉丁文。他说过：“我不是按词翻译而是按意思翻译”。历史上他是否定直译的第一人。

　　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意大利读者当然知道他读的是译文，他想到另一个世界去游历，同时他也希望，在那个新的世界会感到十分惬意。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与意大利历史、文化、社会当然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历史背景，最好加一个序言或者后记，介绍故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与发展。这一般不是翻译家的任务，可我先是汉学家，后是翻译家。再说，我翻译的作品是我推荐的，我不是一个市场上的翻译家，我有自己的文化规划，因此和一个出版社合作，成为他们的中国文学顾问。除了序言或后记，可以在封面上刊登小说简介，也可以加注释。一般出版社不太愿意加脚注，因为担心读者厌烦，所以可以把注释放在书尾，或者请翻译家在译文里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对意大利读者来说，人名特别陌生，不好记，容易弄乱，特别是在叙述大家庭的故事时。过去有过翻译名字的现象，现在已不再流行，可如果人名有意义，而这个意义与故事的发展有关，在原名后可加一个翻译。比方说，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人物里有许三观的三个儿子：乐一，乐二，乐三。意大利文也有“乐”这个名字，由于故事颇富讽刺意味，翻译名字可帮助读者理解讽刺的意义。对姓名前的“老”或“小”的处理，刚开始我保留了原文，比方说Lao Liu, Xiao Liu，用拼音写出名字，同时加一个注释。后来为了译文的流利就干脆把它们翻译出来。最近，我又对这两种解决方案都感到不满意了。意大利文没有这个习惯，年轻人一般用“您”称呼老人，所以我想将来不再强调中文这个特点，让上下文介绍人与人的关系。有关地方的名字都保留原文，有关食物或一些东西不翻译而用拼音代替，比方说“炕”、“饺子”、“豆腐”、“油条”等。

　　翻译的时候有一些社会习惯要改，比方说中国的“一楼，二楼”等跟意大利人的习惯不一样，我们的“一楼”是中国的“二楼”，“二楼”是中国的“三楼”等，中国的“一楼”我们叫“底层”。另外一个例子是怀孕的时间，经常遇到这么一个说法，“她过了十个月生了孩子”，翻译的时候也得改，因为按我们的习惯一个孩子的怀孕期是九个月。

　　翻译工作有一个倾向，即使用同一个词汇表达两种文化中并不相同东西、习惯、想法。可同时我想，我们要注意避免译文太“意大利化”的现象。比方说，中国的“上帝”和我们意大利人的“上帝”不一样，如果用“圣父”翻译会有误解，因为意大利读者会联想这就是天主教的“上帝”，对两个文化的勾通会发生曲解。所以最好译成“天主”或者“上苍”，这两个词的文化特点没有“上帝”那么强。另外的例子是“酒”，意大利人马上联想是“葡萄酒”，所以翻译的时候不要用“vino(葡萄酒)”，而得用“白酒”，“酒精”。描写美女，意大利人习惯说“她和维纳斯(Venere)一样美”，Venere 是古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中国人习惯说“她和西施一样美”。如果用Venere翻译，读者会马上理解是什么样的美丽，但是同时会以为中国文化里有一样的女神。再举一个例子，“毫无办法”可以翻译成“我们到了水果”，读者马上明白意思，这一种表达和意大利人的吃饭习惯有关系，水果结束一顿饭，跟中国的习惯不沾边。在这些情况下，服务读者又带来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有时，为了抵消这种恶果，我就决定保留一些差异。比方说“吸一袋烟的工夫”这个习语可以直译，即使意大利文没有这样的说法，意大利读者也容易懂这个意思。这么做也可以解决另外的问题：吸一袋烟需要多长时间？不容易算，要看个人的习惯。直译保留原文的未定性，“鱼肚色的天”也属于这个范围。这些比喻，这些表达方法，我觉得很有吸引力，把它们引进译文会使意大利文更丰富。

　　我认为，近来中国文学的译文质量越来越好，尊重作家，服务读者，又“信”又“雅”。翻译家越来越多，译作也越来越多。如果中国小说引起的反响不大，原因不在于翻译。究竟在何？当然难说。也许与被选的书有关，也许与读者的习惯和要求有关， 也许与书的推介有关，也许与当时的文学界有关。意大利读者等待一部小说向他们介绍一个世界观，等待人物心里分析丰富、文体优秀、引人入胜的故事。选书的时候要考虑这些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对书的理解，从而决定对其欢迎的程度。要选择能和全人类沟通的中国小说。

　　米塔(Maria Rita Masci )

　　女，现任意大利鸵鸟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顾问，博士学位。主要翻译和编辑的作品包括：凌叔华的《酒后》，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残雪的《天堂里的对话》，苏童的《妻妾成群》、《刺青时代》、《红粉》，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世事如烟》，白先勇的《孽子》，刘索拉的《大继家的小故事》，王安忆的《长恨歌》，刘恒的《苍河白日梦》，以及韩少功、莫言和徐星等作家的作品。1992年获阴线(Linea  d'ombra) 杂志评选的推动新文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