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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原名周福耀、周耀、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常州青果巷。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1955年受命转行至文字 改革领域,成就颇丰。现仍勤于思索,新作迭出。央视《人物》和《小崔说事》栏目曾为周有光录制以访谈为主的节目,而系统地为之摄制以画面故事构成的6集人 物传记片,该片还是破题儿头一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使该片成为精品,如期在央视等机构播出,务必做到:凡是有关传主的资料皆收入视野,对于相关 的历史背景史料要倍加关注,并且特别留心几个主要问题。
小众到大众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中国魅力50人评选候选人”介绍,称周有光为“大音之魅”,短短的一篇文字,却也要注明:“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 襟。”像周有光这样有建树的大家,还得从其他人“借光”吗?毋须讳言,从电视的特质来看,为众所周知的人物做节目,可直接“入戏”,事半功倍。常州已摄制 传记片的人物刘海粟、盛宣怀、华罗庚无不如此。而且由于这些人物较高的知名度,给摄制组外拍的联系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方便。
时间与空间
周有光虽然没有写自传,但已推出了“口述”——《周有光百岁口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该书口述部分还收入《晚年所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和《百岁忆往》(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版)。
“百岁口述”和“百岁忆往”,几乎涵盖了他以往散见于各类著述中对自身经历的叙述。而且,由此可以看出,他人介绍周有光的文字,万变不离其宗,经典桥段更是被一再引用。
应当注意的是,周有光口述的特点之一,是思绪在时空间大幅度跳跃。
先举一例:
“吕叔湘我是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 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 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可以见得,周有光叙述时间从中学时代,跳到1955年以 后,又跳回读中学前;空间从常州到北京再回常州。这样的跳跃方式已形成常态。如果是平面媒体和书籍出版物,“信手拈来”也许无可无不可,但对于电视片的创 作,却是很忌讳的。老人在回溯历史的时候,思绪万千,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所以我们在布局谋篇方面,线索必须理顺,否则画面就乱了。
对史料的核实
周有光的口述,由他人记录而成书,绕了个弯,或许就因此出现了偏差。例如这一段: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晚年所思》)
首先要问:“常州在中国来讲”,真的“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吗?根据《常州市志》第16卷《电力工业·概述》介绍:1914年,上海、南京等城 市用电已较普遍,而常州还用油灯、蜡烛照明。地方有识之士为改变这种落后状态,集资创办振生电灯公司,以1台180千瓦发电机组发电,用2.3千伏线路供 城区照明。1923年兼营动力用电,并改名为武进电气公司。
周有光记忆中“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显然不是这个“武进电气公司”,而是戚墅堰发电厂。在创作该片时,应结合周有光的回忆,再以史料佐证,更以实地拍摄为据,这样才能使该片播出后,不因失准而遭到观众非议。
时过境迁与画面要求
周有光念念不忘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其中特别提及邹韬奋,并说,“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百 乐门大舞厅(The Paramount)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于1933年正式对外营业,曾一度是夜上海的核心地带,吸引了无数社会名流。 2002年1月19日,在20世纪30年代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百乐门大舞厅于原址重新开门迎客,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再次照亮了静安寺的夜空。尽管今昔不 可能等同,但这还是为该片提供了一个可以拍摄的景点。
然而,这样的景点对于全片来说,只是“凤毛麟角”。时过境迁,却要以丰富的画面语言来阐述周有光的人生经历,摄制组面临的,无疑是社会变革带来 的严峻挑战。周有光就读过的圣约翰大学,已成为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这好歹还有迹可循。光华大学却早在淞沪抗战初就被日军炸毁,荡然无存了,现在的东华 大学是在其原址上兴建起来的。
传主人生的足迹,一个个的地点,本是构成画面的基础,传承有序的环节。纵观周有光迄今为止走过的109个春秋,与他密切相关的每个地方:常州、 苏州、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北京,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就职过的上海银行、新华银行、农本局等单位,还有他早年居住过的地方,尤其是产生过 故事的地点,已湮没于茫茫史海。正是考虑到时过境迁的缘故,该片摄制组在外拍期间,一定要勤于挖掘,力求捕捉到适宜的画面。
故事内容:“学”与“人”
周有光前半生正式专业为经济学,但自述上大学时就开始对语言学、文字改革产生兴趣,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于语言文字学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反映一个人物,必须要突出其成就,否则就失去了为其摄制传记片的必要性。就周有光而言,当然要介绍他的“学”。然而,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首 先,这不是学术研究报告,而是通过大众传媒“广而告之”的电视节目;再者,就受众的兴趣点来说,更希望了解的是“人”。因此,对于他的学识,该片采取言简 意赅的方式表述;对于他的为人在该片贯穿始终。
周有光的人生故事:睿智的、豁达的、乐观的、开明的、前卫的……充满了情趣。正如张允和所言:“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他的爱国情操执著而含蓄,他常常是笑对人生:“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 这对夫妇只能活35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 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他与张允和相濡以沫,是和谐家庭的典范;他经历过风风雨雨,但总是“向前看”。他说:“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不是很容易。”
该片不是访谈类节目,采访人物在于精益求精。即使是传主的采访,如果觉得有碍健康,也要及时免去。整个摄制组经过1个月的外景拍摄和采访工作, 车行1万多公里,历经北京、银川、成都、重庆、合川、西安、安阳、界首等城市,采访专家、学者20多人,踏遍了周有光曾经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收集 了大量一手史料,在拍摄过程中累积了近2000分钟的素材,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