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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调查启示录》出版
作家赵瑜访谈实录
赵瑜，著名作家，著有《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等多部影响深广的纪实文学作品。陕西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独立调查启示录》(六部)，几乎囊括了他的所有经典之作，包括以《马家军调查》为代表的体育三部曲、《寻找巴金的黛莉》、《革命百里洲》、《火车头震荡》、《王家岭的诉说》和《篮球的秘密》。
在这部厚重的作品集即将面世之际，本文记者对赵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访谈，深入探寻了这位极具个性的纪实文学作家艰辛而又诗意的成长经历、被灿烂光环和黑暗倒影缠绕的传奇人生，还有他充满颠覆性和探索性的独立调查写作，以及他对纪实文学创作从未停止过的思考。
从小喜欢写作，当运动员是为了吃饱饭
记者：赵瑜先生您好！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您小时候时常见到赵树理这样的大作家，还曾受到过著名作家马烽、孙谦先生的指教，是否受到了他们的一些影响？
赵瑜：我从小喜欢写点儿歪诗什么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太行山区，即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我父亲在晋东南地委宣传部工作，母亲在妇联会，地委大院里常见赵树理，他曾去我们家做客。小学五年级文革就开始了，赵树理被批判，后来惨死，我父母也被下放改造，没人再琢磨写作了，谁还写文章啊？但是我还是特别喜爱这个东西。
记得是在1972年前后，这时我已经十七、八岁了，有一天，晋东南地委宾馆住进两个下放干部，一个是名作家马烽，另一个是名作家、编剧孙谦，孙先生一生写过26个剧目，目前我国可能还没人超越。他们临时抽调上来修改一个剧本《快马加鞭》。我碰巧去那儿找朋友玩，就看见了他们在宾馆小黑板上互相写的留言。朋友怂恿我去向他们请教写作，还买了包烟让我带上。
那是宾馆三层西头的房间，铺着红地毯，两位先生正当壮年，坐在地毯上下棋。我做介绍自己是体委的小运动员，然后向他们请教应该怎么写作。他们两人很惊异地互相看了看，会心地说：你看看，现在还有人学习写作嘛！(笑)我们那个地方刚刚结束武斗，大批的野战部队刚撤走，谁还搞写作这玩意儿？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他们又能说什么呢？孙谦先生说得少，马烽先生就说：嗨，怎么说呢，你就多写日记吧(笑)。这是他告诉我的唯一的写作方法。
时隔几十年，我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和马老、孙老住在一个院子里。一天我跟马老闲聊天儿，向他提起这件事，他惊讶地说：那个小孩儿就是你啊！你走之后，我们俩还激动了半天哩。(笑)
我做运动员的时间比较长，练过篮球、自行车等等，运动队要求每个运动员天天要做训练日记，有些本子现在还保留着。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停过笔，我的感受就是：写作就像一个人开工厂，厂长也是你，员工也是你，一个人弄得挺忙。每项工作都无法重复，谁也教不给你什么诀窍，很大程度上就是熟练操作吧。
记者：您曾经参加过游泳、自行车、篮球等多项体育训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赵瑜：我在“文革”初期，参加了晋东南体委的运动队。晋东南体委是一个组织十分发达的地区级体委，拥有航模、摩托车、自行车等其他地区少见的运动项目，“文革”前夕，我开始在那里学习游泳。
“文革”是一个乱局。长治地区发生了连绵很久的武斗，那是真正的战争状态。红字号和联字号两派，手里都有大量的枪支弹药，几个大的兵工厂都卷了进去。几十万市民封堵了自家门户，蜂拥外逃，长治这座空城成了真正的战场。直到1968年，大批野战军开赴太行山区，才把武斗镇压下去。
我们就读的友谊小学，是晋东南地委子弟学校，苏联人帮着建造的，包括晋东南地委的大楼，也是莫斯科结婚蛋糕式的建筑。“文革”爆发后，所有的学生都失学了，我们成了小游民：当红卫兵的大孩子们不带你玩，想回家吧，也没有家。父母都成了黑帮、走资派，整天挨斗、劳动改造，住牛棚，住五七干校，住看守所……总之，当时形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
我奶奶早就被赶回了河北老家，弟弟妹妹去了亲戚家，家都散了，我们一伙无家可归的地委子弟开始鬼混，过着一种小型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有时住在一位小伙伴家，他们全家被赶进自行车棚改造的一排小屋，号称“火车皮”，好歹可以遮风避雨。我们逮着什么吃什么，也小偷小摸，苟延残喘地维持生活。有两个小伙伴，直接进了武斗据点，帮着大师傅做饭，后来人家还给他俩分配任务，让他们挎着篮子，去炸掉对方的据点，我们很是羡慕，揭开篮子盖看，里头放着四颗手榴弹，而且都是拉好弦儿的(笑)。武斗结束后，我们上了长治一中，初中没毕业，父母又被下放到了乡镇。
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运动队里混，因为这里可以吃饱饭，还有发的运动服可以穿。冬天来了，游泳训练结束了，又不舍得离开，就去找别的项目，所以我在运动队辗转从事了游泳、自行车、篮球等训练。时间最长的是打篮球，从少年队到职工队，再到当教练，我成了一个跟体育分不开的人。直到后来我上了晋东南师专，才告别了体育。
太行山区的小作家拿出了《强国梦》，一点儿也不奇怪
记者：正如您所说，长期的体育生涯和对体育界的近距离了解，催生了《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篮球的秘密》等一系列体育题材作品。那么在长治这样偏远的太行山腹地，您是如何考虑到中国体育的全局和深层问题的？
赵瑜：虽然身处长治这样偏远的地区，因为长期从事体育运动，我关注中国体育问题却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点儿不感到隔膜。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苏晓康来到长治，曾惊讶地问我：《强国梦》就是在这儿写的？我说，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笑)。
一个作家无法离开他生活的土地，他最好的作品，一定和这片土地息息相关。长治的体育运动氛围非常浓厚，组织十分发达。晋东南地区城镇化程度高，小工业比较发达，因而体育的重镇便被放在这里，我父亲在宣传部，“文革”前就给《人民日报》写过《太行山体育在前进》这类的文章。
“文革”期间，正规的体育部门、体校、运动队都被摧毁了，可是非正规的运动队还有，省市乃至全国的体育赛事也不少。当时，人们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体育比赛成为民间极其重要的文化项目，自行车、游泳、摔跤、田径和几大球类，这些教学成本相对较低的运动项目得到火热的开展。每天，大小运动场很热闹，人们没事儿干，都来这儿凑热闹。全国各地，公有制条件下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异常发达。
尤其特殊的是，国家体委的五七干校就在长治，权威体育干部下放全都在这儿，有一个由跳伞训练基地改建的干校农场。像何振梁、李梦华、庄则栋等体育名人，甚至各种民国年代的体育专家、学科带头人，一度曾经云集此地。我的不少队友、朋友后来都在国家和省级体育部门工作，有的现在还是国家队教练。因此，《强国梦》等体育作品，一开始就立足于多年来对中国体育的近距离了解、观察和思考。
这些报告文学问世后，许多专家感到奇怪：一个长治的基层小伙儿，怎么会想到什么体育的本质、金牌的利弊、体育体制和政策这些问题？(笑)其实对我来说，体育改革已经成为自己时常思考的一部分，象体育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卢元镇，坚定的篮球改革领导者李元伟，前卫体育理论家李力研，都是从长治走出去的良师益友，我们很熟悉并不需要刻意去追索。
记者：《马家军调查》是您的体育三部曲中最具影响的一部，写了几十万字，是什么促成您写了这部长篇作品？
赵瑜：在写完《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之后，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比较单薄，故事性和文学性不强，没写出体制和人性中更深刻的东西，只是在理念或视角方面较有突破性，自己总觉得不满意，一直在寻找更合适的体育题材。
1994年深冬，马家军忽然发生了兵变。亚洲人在田径项目上取得成绩是很难的，马家军居然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更加戏剧性的是，这支队伍居然从万众瞩目的高台上瞬间跌落，崩溃了。我感到里面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春节刚过，我就一个人去了辽宁。经过调查发现，这么小小的一支省级女子中长跑运动队，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50多天的采访，两个多月的写作，《马家军调查》基本弥补了我的缺憾。但今天看来，40万字太长了，应该精简笔墨；太多的信息也容易被人断章取义。从那以后，我的单部作品再也没有那么长，尽量少用闲笔。
记者：《马家军调查》1998年5月被《中国作家》杂志专刊发表，在其办刊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最具代表性、争议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引发了转载、讨论甚至盗版的风潮。其这次出版的《马家军调查》与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赵：《马家军调查》1995年底就写完了，当时给很多出版社都投过稿，但没有一家敢拍板。直到1998年，稿件交给《中国作家》杂志社也有两年多，稿子撞上了萧立军，他准备说服其他领导，发表这部作品，他郑重跟我说，整部稿件是优秀的作品，但里面关于兴奋剂的一章发表时需要删掉。我说不能删除，因为这是事实。老萧最终把我说服了，他讲了一个道理：赵瑜你写《马家军调查》，难道就是为了说明马家军失败就因为兴奋剂？我说不是啊，我是要写出来我们体育本质的问题，还有畸形的人性这些东西。他说，对呀，在社会关注度这么大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再思考你要揭示的问题，而会把焦点都放在兴奋剂上头，那你的目的会被曲解。这番话使我猛醒，我并不想一味猎奇，我感到大编辑说的有道理。就这样，这部书稿在暂时删掉了这一章之后发表了。
发表之后，一时间全国的多半媒体都把这当成了焦点，连载的、讨论的、评述的，连渡轮的码头和长途汽车站都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印刷品。老马喊冤，沸沸扬扬，名律师谷开来准备跟我打官司，但最后光打雷没下雨，不了了之。这些事情在很多出版物里都有介绍，包括谷开来自己也写了一本书宣扬这个过程。
当时国家体委和新闻出版部门对这部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了调研，确定没有杜撰，作品符合事实。但即使如此，单行本还是从北京文艺出版社撤了下来，拖到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单行本。后来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都陆续再版过。但都没有收入被删掉的那一章。我很感谢这次出版作为附录补上了，终于是一个全本了。从1996年写完到2014年出全，历时19个年头。
从巅峰跌入谷底，是一个人走向坚定的过程
记者：一个不知名的文学青年，到全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您似乎仅仅用短短五、六年时间，就实现了别人半生的梦想。现在，再次回顾这段爆发期的情况，您是否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赵瑜：是的，很多想法都变了，我自己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文革”结束，高考的时候，我也考虑过学体育，还参加了一些测试，这时，已经恢复工作的父亲说话了：你还没玩儿够啊？他们认为体育就是游戏，使我最终放弃了体育。
在晋东南师专读政治系期间，我想当作家的想法相当强烈(笑)。先写了一篇纪实性散文发表在北京的大型文学刊物上，获得了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我还写了一个上下集的剧本，给了山西电视台，忽然有一天，电视台导演、制片等一干人马来到学校找我，他们准备投拍这部电视剧，我内心得意，表面还装得很淡定(笑)。这部《山里人》成为山西最早反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这时我二十多岁。
那个时候，我有成名成家思想，写作也跟着宣传风向走，常在琢磨：什么东西能让人家重视啊？这种思想是很浅薄的，就算靠着它成功一两次，如果没有真正对文学的热爱，你也不会走多远。到了后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去随波逐流；现在，并不希望被所谓潮流重视了。
八十年代前期，我另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中国的要害》，主要是在写法上有一定开拓性，被评论界称为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较早的作品，即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主要由中国的交通问题引发思考，其后出现了一批揭示中国邮电、粮食、独生子女、出国潮等各种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它最初发表在晋东南地区文联的刊物《热流》上，居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得到省内外著名评论家的很大肯定。另外那时还写了一个小长篇，《但悲不见九州同》，是关于文革的。
1988年，我从交通局调到晋东南地区文联，担任秘书长。1988年，《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先后发表，产生了较大影响，1989年春天，正式调往山西省作家协会，为体制内的驻会专业作家。从1986到1989这几年，我常常住在北京，和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交往比较多。那时，我和苏晓康住在军博附近的小平房里写稿子，他加盟了《河殇》剧组，正在写本子，我在修改《强国梦》，可以说是最早的北漂一族，谁也顾不上回家(笑)。
那是变革的初期，国人在思考，有表达思想的诉求；很多年富力强的作家活跃在报告文学领域，推出了不少报告文学名篇，也出现了作品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我在1988年写过一篇文章《清醒才有前途》，指出理性至上、思想大于形象，理念大于文学，不符合报告文学的创作规律；其重心应该注重写人，表现人心和人性，要在纪实的同时努力保持以人为轴心的文学性。
记者：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中，你有很深的介入，其后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看守所里被收容审查半年之久。虽然如今已成为往事，但这段经历无疑对您的创作和人生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您能否谈谈这段经历？
赵瑜：1989年春夏我在北京，那个事件对我的影响的确至关重大。人生际遇的转折跌宕，迫使作家做深入的思考，中国的变革特别具有艰难性和复杂性，文学也必须更加厚重和深化。冷静下来，我对自己以前那种愤世情结、有失轻率的处事方式、不计后果的写作态度，以至对人生命运的看法，进行反思和修正。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爆红，集中发表了多部作品，正拥有着顺利的人生和愉快的创作，陡然间进了大牢，从生活的高点跌入谷底，落差的确很大。
陕西这个地方跟我有很深的渊源，我逃离北京之后，决定先去西安避避风头，当时，西影厂电视剧部正在筹拍“强国梦”，曾多次催促我加盟。一到西安，剧组副导演悲痛地告诉我：剧组已经解散了，早上刚刚开会宣布。只见导演组正在收摊儿，原本墙上贴的各种分镜头表都被扔进了垃圾桶(笑)。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我遇见了作家白描。白描挺身而出，找了一辆吉普车，在迷迷茫茫中，我们向兴平县的马嵬坡驶去。(大笑)
我先在朋友的养鸡场当了半天技术员，养鸡大嫂来问技术，咱哪里懂？一看不行，又去果园当技术员了(笑)；本想着果园里一定是绿树蔽日，结果全是矮化苹果，才一米来高(大笑)。我一个人窝在小破房里，是个孤独的在逃犯。入夜，耳听八百里秦川时回荡着秦腔的铿锵曲调，我趁着夜色去村里看戏，听着激越又悲伤的唱腔，竟然泪如雨下。很快，我的行踪就被派出所注意了，我决定离开，包里揣了一本朋友的《哥德随想录》(笑)。辗转去了青岛、石家庄等地，后来我决定回到长治，太行山里有得是朋友和偏僻村庄，何必连累别人呢？
可能是在劫难逃吧，我最后不得不回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大院里全是警察，没两天我便被警车带走，关进了太原市上马街看守所，开始了囚徒生活。不过我发现，一个人小时候皮实点儿没什么坏处，落入那种处境，有的人就崩溃了，但当时我想：咱小时候不是经常这样吗？只当一切从零开始，又不是不会写东西了！
看守所里，政治犯、刑事犯混杂，其中有位大学老师正被黑老大欺压。黑老大控制着一份《太原日报》，上头曾经连载过《强国梦》和《但悲不见九州同》，知道我是作者之后，一时把我奉为上宾(笑)。在我的威慑下，他不敢再随便欺侮那位老师，此后，我和他一直暗中较劲儿，有天半夜躺在铺上打了一架，最终将其制服(大笑)。这个黑老大出狱后还很关心我，他开办了几家歌厅，很快发了财，最后由于发生黑道冲突，先是身中3枪不死，后又身中数刀而亡。监狱生活复杂极了，我在里面经常会帮人写诉状，也救过一两条性命，这段经历以后会写出来。
对一个作家来说，挫折和磨难都是财富，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始终那么顺遂，他也不会变得那么坚定。人的坚强和最终目标的确定，都是在反复动摇中逐渐形成的，身陷牢狱，我在反复的思想较量中反而明确了许多东西，比如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写什么样的作品，在反复的动摇中，一个人最终才能走向坚定。
获释后不想写作，转而拍摄纪录片
记者：1990年代前期，您拍过好多部纪录片，请谈一谈当时拍片的情况。此外，您的影像创作为您的文字创作带来了哪些变化？它们有何共通之处？
赵瑜：1989之后的两三年，很多作家沉寂了，新闻出版界的控制很严，人们的思想也很迷茫。我也无心写作，后来应山西电视台的邀请，写了一部文献艺术片《赵树理》。一共写了6集，但因为某些原因，讲述赵树理惨死于“文革”中的最后两集竟然没有拍。那时我在看片会上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场离席，起身就走了，后来也一直不愿提起这个作品。
这件事后，山西省委宣传部有位力推改革的领导，是张维庆先生，他表示支持我搞创作，省里因而给山西电视台拨款500万元，特许我自主完成大型纪录片《内陆九三》，由我担任策划人和总导演。我们组织了山西省十几位主力作家担任撰稿人，连续拍摄24部，从1992年到1994年，做了3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部片子兼顾纪实性和文学性，描述了山西及周边省份人们的严酷生活，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中国首届纪录片特等奖。但是有些内容因为敏感，无法全部在电视台播出，让我苦恼。就在这时，出现了马家军兵变，于是我重新开始了更具自主性的报告文学写作。
纪录片时间限制比较严格，一般也就30至50分钟一集，非虚构文学则不同，可以写得很长。两者也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需要精心裁剪，哪些东西是值得看的，哪些东西不值得，两者的要求是一样的，要选择那些重要的、精彩的、能表达人物特征的东西，去掉一些芜杂的东西。要直奔重点。它们核心的东西都是追求真实，体现生活本质的真实，以及心态的真实，张扬着创作者的立体意识，如果两者都兼顾好，那所表现的人物和故事才是有价值的。
做了这么多纪录片，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很有帮助，《马家军调查》就是在拍摄纪录片之后紧接着写成的。好的作品一定要直抵人心，我对马家军做了大量调查的笔记，忠实记录了每个人的状态，还借鉴了纪录片中常用的剪辑方法，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留下了最真实、精彩、核心的东西。
《寻找巴金的黛莉》，写出了近代历史中大家族的破灭
记者：《马家军调查》之后，您又推出《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等多部长篇作品，多次引起轰动。这些作品为您带来了众多奖项，包括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奖、三次鲁迅文学奖等等，您几乎成了获奖专业户。在这些作品中，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赵瑜：一个回答是：下一部(笑)；我比较欣赏一位外国导演一句幽默的话：好的作品就像一面打碎的镜子，它们在太阳底下每一片都闪闪发光(大笑)。
我自己最看重、份量也最重的，是至今无法发表的《牺牲者》上中下三卷，100多万字；而《寻找巴金的黛莉》，评论界认为它兼具了纪实性和文学性，说实话，我自己觉得份量一般，但胜在精简，技巧上比较讲究；《革命百里洲》在反映民国历史的深度上，得到了鲁奖评委们的肯定；《篮球的秘密》在写法上有一些探索，分成40个问题来写的，读者可以有选择地阅读。而这一切，都不能与《牺牲者》相提并论。
在《寻找巴金的黛莉》一书中，表达的东西很多，就看读者侧重于哪个方面。北大教授陈晓明写了一篇书评，指出这本书一是自发天成的新历史主义笔法，二是写出了民国大家族在中国革命以来的破灭。黛莉的赵家不断走向衰败，全家分散逃往11个省，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残酷吧。这本书也引发了读者们对历史和爱情的思考，这就是智者见智的事情了。
《牺牲者》，一部浸血的晋东南“文革”武斗史
记者：《牺牲者》是您在《寻找巴金的黛莉》里提到的一部作品。古董商人老赵被害的那个晚上，他的血溅在了这本打开的书上，作为“文革”武斗的亲历者，他被这本书深深吸引。请您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赵瑜：《牺牲者》这部书，主要是写山西省特别是晋东南地区的“文革”武斗史实。2004年至2006年，我集中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个长篇，之前20年，我曾不断地跟踪、追寻有关史料。我采访了很多人，调查了很多事儿，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些“文革”史实极其血腥残酷，使人非常悲苦，我就在这种心境下艰辛地完成了全书写作，分上中下三卷，共100多万字。
写作《牺牲者》是让我刻骨铭心的、这辈子非做不可的事。我在上党地区长大，成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这个地区发生了那么大一个历史事件，却不为外人所知，很快将被时间淹没，你这个作家没有责任去面对它？不完成这部书，我觉得对不起土地，对不住自己搞文学这件事。这部作品也许不是我最好的，但可能是我最重视的。
《牺牲者》至今不能正式出版，对我是非常苦恼的事。我对在海外发表之类的事情没有多少想法，只希望这部作品能在国内传播，期待更多的当代读者能够看到它，永远铭记那段历史，记取全民族的教训。
要想惩罚一个女人，最好让她嫁给一个作家
记者：您认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养？他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
赵瑜：周立波以前有句话说：报告文学家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有几分豪情，却含有更多的悲催。鉴于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报告文学作家在人格建造上也会有所不同。首先，他一定要能承受孤独，能够忍受苦闷、压抑、甚至灰暗绝望。其次，他还需要有独立精神，懂得独立思考，具有大胆质疑的精神，能够锲而不舍寻求事件的真相。诚然，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作家要有应对的灵活性和写作手法上的丰富性，但他绝不能弃守内心简约、独立、单纯的一面，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揭示真相，这是一种不能随意改变的生活方式。
说到孤独，你去调查事件是孤独的，写《马家军调查》，一个人在辽宁呆了五十多天，我只是一个独立作家，坚持到最后才掌握了一些内情。写作时你也是孤独的，把大量资料浓缩为一本书，需要一个过程，别人没办法和你分担，只能闷头苦写，《马家军调查》和《革命百里洲》都是在一个山区小县、历经两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完成后，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无法被人读到，你也只能孤独地等待，《牺牲者》就是如此，这个过程更加熬人了。
纪实文学有着无尽的创作源泉，你在欢欣的同时，也会遇到无尽的难点和痛苦，包括种种困难，有时甚至白费心血。对于家庭也很难，王朔说过一句话：要想惩罚一个女人，最好让她嫁给一个作家吧(笑)。报告文学作家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工作里，太奔波，太匆忙、太粗线条了，对创作之外的东西往往疏漏，往往顾不上经营婚姻和家庭，甚至不懂得珍惜情感。但是生活需要相互理解，当报告文学作家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笑)。
记者：对于初学纪实文学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赵瑜：我平时写东西，有时是几个作品交叉进行，对于职业作家，这是无奈之举，却也是好事情，有时可以互为启发，有时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青年作家则不必如此，尝试纪实文学创作，一定要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开始，这样才能尽快入门，写出比较丰满的作品；不要急于侈谈自己的写作风格，这需要不断练习摸索；特别需要兼顾真实性和文学性，既要在纸上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又要把故事性讲好，读者才有兴趣读完它，否则，不管你要表达什么惊人思想，曾做过多么艰苦的调查，都白白浪费了。此外，干这行必须多读书，报告文学写作可能涉及各个领域，没有足够的知识，从表相下笔，则无法把事物写得通透。
当年马烽孙谦指点我要多写日记，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对写作很有好处。另外，出去采访的时候，重要内容最好记在心里，如果实在记不住，可以事先征求访谈者的同意，用笔记下要点。最好少用录音笔，采访对象看到这种东西，心里可能会有抵触，很多话就不愿意说了。
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客观写作，要反对文艺为宣传、文艺从属于政治和为谁服务的理念和做法，更不能贪图钱财虚荣，客观写作就是知识分子独立的挖掘和叙述，其中兼有理性的筛选和梳理，尽力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产生思考，而空洞的说理，缺乏人物命运的写作，是无法打动人心的。
报告文学作家，不学司马迁学谁呀？
记者：您认为，报告文学形式虽是舶来品，但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写作土壤，其发展应该根植于传统文化中，请您具体讲一讲这个观点。
赵瑜：报告文学体裁是外来的，而中国其实有着悠久的纪实文学传统。报告文学作家应该特别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概念已经正式提出，出现了《包身工》等名作，甚至有了文集，但这个文学形式究竟应该吸收什么，重心应该偏向哪里，少有人认真琢磨。它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功能性，这使很多人忘记了它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导致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总是高低起伏，有时高潮，有时低谷。
我们今天必须思考，这个文学形式靠什么立足，能否持续发展？很多实例证明，只有当外来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它才能发育、发展，最终被中国人当做自己的东西加以接受；当它与传统文化相抵触时，人们会自然地排斥它。反观报告文学作家，不学习司马迁又学习谁啊？来自西方的东西可能提供了一个外壳，但当你要发展它、发挥它、融汇它的时候，就要到中国的脉根上寻找支持。
纪实文学有着中国正统文化的根基。中国历代都有纪实文学的典范之作，学者林岗在分析中国古典文学时，提出“口述与案头”两种源渊，一部分古代小说从口述演化而成，有些虚构，而更多的作品源自文人的案头笔记，也就是说，实录性的笔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纪实传统。甚至唐诗宋词中，也有许多纪实性的内容，比如小序、比如叙事诗等，都是真的。而纯粹浪漫的、想象性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反而是少数。中国文化的现实机制，造就了中国文学历来偏重的纪实性。我们只要仔细琢磨历史文体，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土壤，就会发现养育我们的最主要的根基。司马迁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报告文学这种外来形式，放在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养育。
记者：您从很早就开始了报告文学创作，可以说见证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请您谈谈中国报告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吧。
赵瑜：报告文学在中国真正兴盛起来，是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社会面临着重大的转型，政治思想也在逐步开放，社会政治环境宽松，知识分子思想非常活跃，他们也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表达出来。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在于人的发现，那么，新时期变革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人的解放。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等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吸引了很多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投入报告文学创作，大量作品涌现了出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受挫，同时进入一个调整期，经济大潮澎湃而起，很多作家陷入沉寂，在思想上感到迷茫，但是，仍有一部分作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用文字记录下了部分历史，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
21 世纪这十几年，报告文学又逐步复苏起来，很多作家开始积极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市场化大潮，对于文学创作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商品经济可以促使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类文学等等，重新起步，人们开始关注作品的可读性、故事性和语言技巧。许多社会问卷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小说和诗歌受创严重，报告文学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读者基础；只要作家们能扎扎实实地走下去，虚心向市场学习，敢于吸收、创新，就一定能找到新的创作之路。这与迎合市场的低俗恶搞是两码事。
二O一四年四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