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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胡世泉的报告文学新作《革命百里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为写这本书，他们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我认真地通读了全书，也看了赵瑜关于这本书接受《报告文学》杂志副主编赵明采访时所做的答问，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关注的好书。
《革命百里洲》里的百里洲，是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县孤悬在浩瀚长江中的一块陆岛。1998年抗洪，赵瑜到这里采访，遂被这里深厚的文化蕴积所吸引，又始终牵系着洲上农民们的命运，便决定深入下去，通过对洲民生存状态的采访和了解，写一部与“三农”题材有关的作品。计划写三部，这是第一部，从清末民初的二十世纪初叶，写到五十年代初，时间跨度约半个世纪。第二部拟从土改后写到“文革”结束，第三部则从“文革”结束写到世纪之交。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现在只完成了约三分之一。
为什么要选择百里洲这个地方展开对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及其历史命运的扣问和探究呢？我以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洲岛的具体地理条件使这里具有相对独立的环境，便于分割出来做自成系统的考察与叙述；其二，洲岛面积较大，洲民至今仍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生存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有承传久远的宗法体制下形成的自组织和自调节系统；其三，洲岛由来已久，这里的文化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在千百年间变化迟滞，许多历史遗传尚清晰可辨，便于做纵向的考察；最后，这里又不是绝对的孤立和封闭，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下看，它都通过各种渠道与外间世界，与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发生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从而成为全局中的一个局部，哪怕它比较独特。因此解剖它，描述它，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也有助于人们窥知全局的状况。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赵瑜答赵明问中都多少有些涉及。
《革命百里洲》所描写的主要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活跃在百里洲一带或对百里洲的历史发展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和事件。虽然这些人物和事件，早已凝固为历史，但是赵瑜他们对相关材料的采访、查阅，包括实际的踏勘，一句话，进行深入的开掘，不仅其动力源于现实，以现实为立足点，而且其指归，也仍然是现实。也就是说，百里洲上，而且不只是百里洲上的农民现实的生存状态，给了赵瑜以极大的刺激和震撼，推动他去叩问历史，以便从中寻绎出事情的发生和发展的脉络。因为他“清晰地感到现当代的许多农民问题都是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的。”
随着采访的深入，他不仅认知了历史，而且发现和惊异于当前农民问题的严峻。他说：“农民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十分严酷，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说许多根本问题到了迫在眉睫、必须高度关注的时刻一点儿都不过分。”农民负担沉重，县、乡、镇行政机构臃肿重叠，而且腐败问题严重，层层摊派，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干群矛盾空前尖锐。而这样的情况又带有普遍性。他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虽然不是说所有农村都是如此，但是确实有相当多的农民的生存状态与千百年来农民的历史命运和遭遇相比，并无根本改变。
因为是从现实出发而扣问历史，所以对历史的回叙，就打破了过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框架，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以往被有意无意忽略甚至歪曲了的方面。这就使《革命百里洲》增加了由于作者对事关农民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而来的新意。再加上作者在评价和认知上摆脱了单一的唯政治、唯阶级斗争的模式，而取一种更宏阔、更多面的大文化的视角，结合运用了现代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就使自己笔下的历史场景更接近了原来的实存状态。这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个作品放在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对二十世纪历史所进行的文化反思的大潮中进行评价，从而肯定其作为报告文学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
任何历史的回叙，都只能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回叙，都是受他生存的具体的文化环境制约的。他的写作冲动，一般都源于他在现实中所碰到的问题，为了追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他才走进似乎尘封了的历史，重新梳理，并使之活化。因为角度的变换，评价标准的变化，便会有新的发现，做出新的结论，或对原先的结论提出质疑，这就是认识上的前进。赵瑜、胡世全之作《革命百里洲》正是如此。在文本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两位作者的话题是从1998年的长江洪水引出的，文章是从环岛七十多公里的那个至今仍是“民修民管的民堤”，即百里洲人的“保命堤”做起的。这是引子。第一章便自这保命堤的集资修筑专款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从地方到中央，从军阀到国民政府大员所侵吞、所挪用，而进入了历史，进入了百里洲农民的生命史和心灵史，那是充满了血泪、悲剧和动荡的五十年。作品结束于“现实的记叙”，那既可以理解为对以往历史提供的一个现实的参照，也可以理解为全书所展开的历史图卷的一个现实的收束。头尾一提，再加上行文中间不时插入的对于现实状况的联想，作者便使自己的历史记叙，具备了弥足珍贵的现实性的品格。为了对采访所得的材料，能有一个更理性、更科学、更全面的认知与把握，赵瑜他们还搜集和农民问题有关的大量历史著作和学术著作，概括和吸收了其中值得借鉴的东西。这就使《革命百里洲》增添了不少学术的气韵和价值。
一般报告文学作品，多不十分注意地域文化的探究，但赵瑜却非常重视对百里洲农民命运进行深入考察时的这一个维度。赵瑜是北方大文化圈的三晋文化熏陶出来的，而百里洲则处于南国文化圈中的典型荆楚文化的核心地带，离楚之郢都不远。他有意以北人的文化眼光对比和发现着南国独特的地域文化承传，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影响和作用。相异的地域文化眼光，容易发现荆楚文化的特点，但却不易深入了解其内质，所以，从采访到写作，他都特别倚重当地作家胡世全，视之为黄金搭档。别的不说，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两位作者的互补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地域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自然环境自不必说，单是百里洲的炎热气候，大江周环，水系纵横，滩涂港汊，盛夏酷暑，洪灾频仍，就极为独特；还有与此相适应的人文景观，如节庆礼俗，婚丧嫁娶，人情世故，生老病死，以及民居风貌，街市建筑，舟船交通等等，都在行文中，在百里洲农耕文化的描写中，收入了作者的笔底。除此之外，还有作为地域文化传统重要方面的当地人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等，也被作者注意到了，而且，往往是作品中出彩的地方。如第三章里关于“金岛银码头”的描写，第七章对于百里洲的文化人和文化气脉承传的描写，第十章对于群雄抗日寇的描写，第十五章及其他章节中关于匪患和几个有代表性的匪首的描写。都颇见作者在地域文化因素的开掘上用力之勤。
农耕文明，以及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中发展起来的早期繁荣的商贸文化，都有对于地理环境的很强的依附性，因而其流动性极其有限，其地域文化的特色也就表现得相当突出。地域文化虽然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考察的维度，它更多的是一种空间因素，一种历史的空间的维度。就是在当代，当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情势下，地域文化也不可能消失。这也与人们总会在特定的地理文化空间中繁衍生息分不开。所以赵瑜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引入地域文化考察的角度，也就不可能过时。何况，许多地域文化因素在两位作者的笔下，仍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仅仅在过去了的历史中才存在。
报告文学像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是写给读者看的。因此，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是任何一个报告文学家不能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引起阅读兴趣的要素，当然与题材的选择，问题的提出，以及作者的思想深度关系极大，但也不能不考虑叙事的文体，这包括语言、形式、结构等更极具技巧性的层面。赵瑜不仅有对题材的高度敏感，而且有非常可贵的文体意识的自觉。这在他过去的创作中就很明显。他总是根据自己描写对象的不同而不断变换和改进自己的叙事语言。《革命百里洲》的语言方式是多样的，有口语、方言的提炼，但以不影响阅读的顺畅为原则；有对古代诗词语式的变换字词的活用，有时也用类似语式自创新句，楔入他的叙述语言之中，以增强表现力和陌生化的效应；写到具体人物故事，也有时运用类似于小说的很灵动的语言，包括从古代白话小说和笔记小说中寻求语言资源；也有思考性学术性的议论和剖析的段落。总之他的文体不主一格，变化多姿，读来没有单调、枯燥的感觉。当然，如果认真挑剔起来，则有些地方，由一种语言方式转入另一种语言方式，过渡处略显生涩，有时亦稍嫌驳杂。赵瑜是报告文学叙事文体的自觉探寻者，探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因而不宜过于求全责备。
总之，《革命百里洲》是一种历史的回叙，这回叙是现实的，无论是思想的开掘，叙事角度的拓展，叙事文体的探索，都为了更好地使读者与作者一道，回到我们生存的文化环境中来，并推动其发展和变革，而不是相反。我相信，这是作者的初衷，也是作品价值之所在。
2004年1月3日于六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