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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告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深刻变化，或三次革命，也出现了三次大的繁荣：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徐迟、黄宗英、理由和陈祖芬等人为代表，以战斗传统的恢复与“文学性”的探索为标志，以为知识分子呼吁为中心内容，报告文学迅速“由附庸蔚为大国”，取得独立地位；第二次是80年代中后期问题报告文学的堀起，它以钱钢、赵瑜、胡子和麦天枢等人为代表，以“如潮似海”、“惊雷震天”的气势和以“文学性”的失落为代价，极大地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批判理性，进一步巩固了报告文学的地位；第三次是90年代中后期至今，它以赵瑜、胡平、王宏甲、陈桂棣、李鸣生和何建明等人为代表，以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融合为中心，尤其是以理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为重点，又一次将报告文学的创作推向新的繁荣。而在这几次繁荣或几次革命中，赵瑜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典型代表之一：在第二次繁荣即问题报告文学崛起的过程中，赵瑜的《中国的要害》是最早的代表作之一，后来的《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尤其是《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又以其强烈的战斗精神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而成为问题报告文学的重要代表；在第三次繁荣即报告文学在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和《革命百里洲》(与胡世全合作)又以其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和广泛影响而成为新的重要代表。从《中国的要害》到《强国梦》，再到《马家军调查》与《革命百里洲》，可以说，在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赵瑜都勇立潮头，引领了时代的风气之先。因此，本文试以赵瑜和《革命百里洲》为中心视点，来考察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审美新变。
一、农民与土地：题材的新开拓
有人认为，“文本与报告对象之间所具有的同质性，意味着报告文学只能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或曰选择性的文体。这就决定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具有一种与其他文体所不同的更为直接的对应关系”[1]。的确，报告文学与小说对题材的要求截然不同：小说是“三分题材七分写”，而报告文学则是“七分题材三分写”。因此，“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对于报告文学创作非常重要。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往往具有全局眼光，它能够敏锐地捕捉住那些有关社会现实前沿的思想精神和行为，发现那些同社会的全局有着密切联系的矛盾事件和人物事迹进行报告。所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选择题材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着很突出的特征作用。”[2]可以说，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既与其时代发展紧密相联。又与其题材拓展基本同步。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勃兴，也不仅在于其思想解放与观念开放，而且在于其题材的全面拓展——当然，贯穿到底、较为集中的是科教题材(或知识分子题材)、改革题材、社会问题题材、历史题材和民主法制题材等。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继续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扩展和深化。但其中最集中、突出的还是农民与土地问题，或“三农”题材。近年来，农民与土地问题或“三农”问题，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热点或一大景观，其题材之集中与社会影响之广泛，可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热和80年代中后期的问题报告文学热相媲美。
“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从鲁迅、叶圣陶、茅盾到张天翼、沈从文、赵树理，从柳青、周立波、浩然到高晓声、古华、张炜等，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或乡土文学的传统一直继续不断。、就报告文学而言，应该说，在新时期以前，如同该文体本身的地位一样，它对“三农”问题的反映也是远远不能与小说等文体相比的。新时期以后，随着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如80年代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孔捷生的《大转移》、张伯笠的《中国星火》、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和闵国库的《在倾斜的版图上》等，追踪时代步伐，描述了农村的巨大变化和喜人前景：李存葆、王光明的《大王魂》和《沂蒙九章》、王立新的《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和周时奋的《太阳底下是土地》等，着重从历史的高度，记录了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和可喜变化。90年代以后，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和《苏州“老乡”》、乔迈的《世纪寓言》、李超贵的《中国农村大写意》和卢跃刚的《乡村八记》等，在继续反映农村改革形势的同时开始探讨了农村存在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与其他题材相比，至上世纪末，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在关注“三农”方面，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新世纪以后，这种状况才彻底改观。即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也无论在影响还是在地位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热潮。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再度繁荣与发展，而且也对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它们有的从“退耕还林”问题人手，指出从古至今，中国农民问题最大，农民的吃饭问题最大，“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李青松《共和国——退耕还林》)；有的从“户口”问题切人，指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户口一直是限制中国人自身迁徙流动、捆绑其手脚的一根无形的绳索，其中受苦、吃亏的主要是农民(海默《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户籍制度束缚了中国人向往自由的理想，人为地将本该平等的人们划分为贵贱分明的等级：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这种人为的禁锢相当程度上扼杀了人的自由发展，由此也演绎了多少人间悲剧(宁小龄《户口：项链与绳索》)；有的针对农民外出打工是“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农民外出打工并非劳动力“剩余”，也非“脱贫致富”的途径，而是农民负担过重，因为贫穷不得不如此；实际上，农民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抛荒，孩子教育受严重影响，打工者受尽欺凌，处境可悲(胡传永《血泪打工妹》)。还有的通过个体农民的悲剧，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给农民带来的深重伤害和灾难。认为即使像“大跃进”那样不堪回首的极“左”年代，人民也同样创造出了令人震惊的奇迹，我们不应忘记曾为中国社会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农民，错误路线带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灾难，不能让劳模个人承受(春桃《失忆的龙河口》)；认为很容易解决的农民的简单案件之所以拖了整整5年未能解决，其原因是官僚们放置在首位利益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部门利益、官场关系和自己的乌纱帽(蒋巍《你代表谁？——唐维君：决死农民的悲惨遭遇》)。还有的以农民儿子的身份，从自己与农村父母、亲朋、老师、同学的血肉联系中，盛赞中国农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同情和愤慨于他们的“奶”“被一双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然而却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巨手，一滴一滴地挤出、端走，换回的，却是城市与农村巨大的隔膜、城里人对乡下人骨子里的轻蔑。”(程宝林《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尤其是有的作品，通过系统讲述十个村主任的尴尬遭遇和殊死抗争，敏锐反映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中的问题和村民自治、乡村民主(“草根民主”)的艰难，。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尤其在农村——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朱凌《灰村纪事——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当然，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还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和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等。其中《我向总理说实话》不仅比以往同类作品更集中、系统地提出和探讨了“三农”问题，而且由于作者是来自农村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因而其话语就具有异乎寻常的权威性、可信度和说服力，再加之作者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深情和敢说真话、实话的胆识与勇气，且许多真话、实话确系第一次说出，因而作品就被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
与以上作品相比，《革命百里洲》不直接对现实的正面干预与尖锐批判，也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层，而是从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角度，结合自然、地理与文化、风俗等，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反思，因而显得更深沉、凝重。它以长江中游的岛屿——百里洲为视点，通过描叙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该岛上的众多人事，在重新解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的同时，沉痛反思了中国农民的前途与命运——正如作品所写：“孤岛百里洲像一面镜子，折射着长江两岸20世纪的江村传奇。我们把这些故事链接起来，藉以装点中国农民革命的悲剧之美。”它虽只写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革命，但其立足点却是当今的“三农”现实。作品指出：农民的势动，战争的爆发，王朝的更迭，时代的演进，往往同时发生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加“水旱天灾苦难深重”这两大国情背景下；最原始而又最现实，最矛盾而又最统一，最宏大而又最具体的话题，还是土地。作品由此总结：“三农”问题无论在昨天还是在今天，都是中国大业成败的核心问题：一个政党的最终胜利，始终离不开农民的支持——“离不开贫农，也离不开富豪，更离不开中间普遍的中产阶级”。因此，它从百里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出发，具体写了孤岛农民比异地农民所承受的更多苦难和负担，即洪灾、交通阻隔、信息闭塞与修堤负担等——土改后的百里洲，命运坎坷不平，农民苦多乐少。孤岛上一个极特殊情况，就是年年岁岁修堤挖渠防洪排涝。……几十年来搞社会主义，惊涛中的百里洲没有沾上国家一点光。不论是集体化时期或是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这沉重的堤岸负担，年年必然转移到农民头上。
……眼前经济败落，“三农”危机，形势严峻，洲民长久贫困，人心骚动不巳。岛上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干群关系极为紧张。常言又道，隔山容易隔水难，长江波涛客观上把孤岛经济与大千市场割裂开来，乡镇企业大都倒闭废弃，独余棉纺厂苦力支撑，风雨飘摇。眼下吸引外资开发无望，农副产品。销路难寻。乡村中信息闭塞，工商贸惨淡经营。什么时候，能有一座大桥，彩虹飞南北，天堑变通途呢？
由此可见，作品贯穿着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表现出对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这一“最广大人民”的人道主义深切关怀。而这一点，不仅是赵瑜从《强国梦》到《马家军调查》以来一以贯之的思想。而且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普遍倾向之一。可以说。对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牺牲而又被“遗忘”了的农民的发现，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所表现出的新的重要启蒙特色之一。如徐刚的《国难》在反思“非典”国难时指出：不是“安全为了生产”，而是“安全为了生命”；“农民的生命也是命”，“民工是人，应该享有人权”；人们应该“以亲近的目光，注视这一为我们服务的为我们辛劳的弱势群体”。而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则以含血带泪的文字，揭示打工妹挣到的钱非常有限，而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尤其令人震惊的，还有心灵的被伤害、精神的被扭曲，即一代农村少女的青春、一个庞大的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灵魂的被丢失。正是如此，“三农”问题不仅成为近年报告文学作家关注的焦点，而且也引起整个文坛和学术界的共鸣。因而有人批评当前文学创作“有意回避现实的具有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的重大题材”，“向市场低头，向大众献媚”[3]，“很难找到农民的踪影”[4]。从而反思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认为“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5]，“人民文学”必须“重新出发”[6]，必须重新确立“人民形象的主体地位”[7]，从而“期待新的‘文学自觉’时代到来”[8]，等等。
还须指出，《革命百里洲》虽然从发表时间看不是第一部提出“三农”问题的作’品，但从写作时间来说，却是最早调查和思考“三农”问题者之一。因为作者早在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之后即已开始了对以百里洲为中心的长江两岸农人的调查。为了使作品“言必有据”，论由史出，且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能超越自我，作者先后花了5年的扎实工夫。结合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孙晶岩的《山脊》、《中国女子监狱纪实》和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等作的类似写作情况可以见出，这种严谨的写作态度和虔诚的艺术追求，也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审美趋向之一。而如此众多的作家同时思考和关注“三农”问题，一方面说明该问题之集中、突出，另一方面更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报告文学干预生活、针砭时弊的战斗性、批判性不但没有丝毫减弱，而且更加发展和强化了。
二、冷静与深刻：理性的新发展
有人指出：虽然20世纪中国生成形形色色的“人的文学”，体现出差异互见的理性精神，但它们都应属于人类文学或世界文学范畴，不管文学样态怎样异彩纷呈，理性精神则是其共同的思想灵魂和美学特征[9]。的确，从五四时期的人文理性、“左联”时期的政治理性、抗战时期的正义理性，到新时期以来的民间理性、道德理性与女权理性等”[10]，无一不是如此。同时，这种理性精神又常常是与启蒙精神紧密相联或以启蒙精神为其核心的。因此，又有人认为，20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启蒙是文学现代化的中心主题[11]：启蒙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应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二次启蒙”：不仅要承担启蒙民众的责任，还要不间断的自我启蒙，从而避免启蒙的再次溃败[12]。事实的确如此。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虽“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五四启蒙被救亡压倒以后，知识分子们继续探索，至新时期又掀高潮；新时期的启蒙被市场文化和政治“稳定”压倒以后。知识分子们调整心态，改变策略，以更加坚韧的精神抵排流俗，不懈求索，至目前又形成热潮。这一点，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因为，由于报告文学天生的敏锐反映时代与强烈干预生活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与时代政治紧密相连，也决定了它不能成为“向内转”的“纯文学”，而只能成为“政治挂帅”的最具“知识分子特性”的文体。因此，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报告文学一直充当了知识分子启蒙的主力军与急先锋，一直扮演着匡正时弊、救偏补罅的角色，在现实主义的悲壮坚守中引领着崇高、刚健之浩然正气。因为，上世纪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崛起之时，正是小说“失去轰动效应”，探索诗歌、探索戏剧陷入形式主义的危机，整个“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日。问题报告文学的崛起和繁荣。以其鲜明的文化启蒙和战斗姿态，将理性精神高扬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报告文学自身文体的传统观念，而且给小说、戏剧、散文等以极大影响(如90年代的《曾国藩》、《白鹿原》等历史小说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等，明显受到“史志性报告文学”和问题报告文学中文化反思的影响)，给整个文坛注入了现实主义的雄强活力。至90年代，虽然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知识分子和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大众化、世俗化文化使报告文学失去昔日风采，但绝大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如胡平、赵瑜、卢跃刚、黄传会、陈桂棣和梅洁等，却前赴后继，在大众化、世俗化文化的围剿中坚持操守，执着理想，守望并解读“沉重”，以“世纪辉煌”的突出成就将报告文学推向成熟与自觉[13]。而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理性启蒙不但没有丝毫削减，相反，却在新的时代环境和政治文化生态中发展到新的高度。如果说，五四文学启蒙的重点是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反思的对象主要是盘根错节的封建历史传统，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重点是继承五四传统，继续高举民主、科学与反封建的旗帜，反思的对象主要是五四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十年“文革”等极“左”政治统治的历史，那么，这次在报告文学等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启蒙，其重点则是人权、人性和人道主义，反思的对象主要是新时期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现行历史，呼唤的是新的政治文明和人的解放。因此，这次启蒙既是前两次启蒙的继续，又是前两次启蒙的深化。近年来，当作家们发现，许多“轻浅的作品、稍纵即逝的快感读物能够发表，实际上是作者和编辑有意迎合都市一小部分享受精致闲情生活的小贵族、布波族”而“以都市表层的问题遮盖了更为广泛、更为内在的农村问题”，从而反思“在险象环生的问题中，我们作家承当了什么？我们虚构的小说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真实？我们是否出卖了我们的历史和现实？”[14]时，报告文学作家们率先在“三农”问题、政治文明和人权、人性与人道主义等领域深入探索，从而表现出新的启蒙理性与时代特色，同时也为文学的“再政治化”和重新“向外转”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正是因为报告文学作家们的这种可贵探索和不懈努力，才引领了文坛的理论思考和文学自觉[15]。因此，我们在《西部的倾诉》《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和《血泪打工妹》等反映“三农”问题的作品中，在《第一种危险》《厦门远华大案》《河北第一秘》和《我告程维高》等反腐、政法题材作品中，在《战争状态》《中国知青终结》和《蓝衣社碎片》等历史题材作品中，在《国难》《瘟疫，人类的影子》《生死关头》《翱翔太空》《炎黄天梦》《国家行动》《梦之坝》《矿难如麻》等反映“非典”斗争、载人航天、三峡移民和矿难等现实题材作品中，以及在《“布衣青天”杨剑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和《根本利益》等弘扬正气与探讨民主政治的作品中，我们在感受其抗“非典”精神、航天精神和“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等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同时，感受最深的仍是其一脉相承的启蒙理性。而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这种启蒙理性又有了新的深入发展，且呈现出的新的时代特色与审美特质。
李泽厚曾批评五四启蒙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认为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他所谓的“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摊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16]。因此，他认为“对中国传统的反对和批判，在今天应该远比五四时代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而不应该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激情呐喊或五四以后革命时期的抽象否定上”[17]。事实的确如此。新时期文学中的“再启蒙”除了增添批判极“左”政治等内容外，在反封建主义和要求民主、自由等方面，仍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问题，的确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激情呐喊或五四以后革命时期的抽象否定上”。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涌起的问题报告文学热潮，虽然它不惜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将启蒙理性张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却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与焦虑，更多的是以“激情呐喊”代替细密分析，而且作家们大多以精神领袖自居，对现代化未来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能将“他者启蒙”与“自我启蒙”[18]相结合。而近期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则在继承前两次启蒙的基础上明显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与以往相比，它们更多的是扎实的调查采访、求实的平等交流、冷静的自我省察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因此，无论是对传统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干预，也无论是对正义的申张还是对问题的探讨，它们都“远比五四时代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这也正如何西来针对某作中“热情与冷静”而发的议论：“热情。说的是他们作为来自农村的农民的后代，对农村的眷恋、关切和深爱，而冷静则表示他们必须持有的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前者保证了他们能够接近哪怕是残酷的事实。以平民的感同身受的心态，目睹并体验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后者则使他们能够在‘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的情感浪涌中保持冷静，保持清醒的理性，从而不为各种表象所阻滞，并进而探究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19]。在这方面，赵瑜和《革命百里洲》也是其典型代表。
早在《马家军调查》中，赵瑜谈到：“报告文学要深化，首先要避免非黑即白的简单批判。过去我写作也犯过偏激的毛病，一味追求震撼力，给后人的深思不足，因而也削弱了批判的力度。”因而在《马家军调查》中，他有意识地继承以往创作的优长而克服其缺陷与不足，努力超越自我。在创作态度上，他既深入生活底层，又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既能对生活和时代进行解剖、评判，又能冷静、客观地进行远距离观照；尤其是能将写作重点转移到以人为中心，“写出题材之外的东西，人本的东西”，从“社会学’；转向“人学”，并“试图找寻马家军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厚联系”[20]，从注重思辨性、战斗性转向思辨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而《革命百里洲》则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它在探讨“三农”问题时，不仅深入生活底层。对其进行冷静、客观的远距离历史观照，并试图找寻其“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厚联系”，而且努力跳出政治、党派、阶级的圈子，站在独立的民间立场进行科学审视，力图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逼近历史本质。首先，作品中所言的“革命百里洲”和“中国革命”中的“革命”概念，就不是如以往那样，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广义的“革命”；其次，在探讨农民与土地或“三农”问题与“革命”之关系时，不只是简单、直接、“急功近利”地说“三农”问题是当前社会的突出问题，而是从历史的深度和理论的高度，说明它不仅是现实问题，而且是历史问题；不仅是共产党的问题，而且是国民党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文化问题。总之，是中国社会、历史、革命的核心问题。因此，作品表现了诸多对传统主流意识与权威话语的独立思考和质疑。如：
在我们多年来的印象里，凡分析地主，必是残酷地剥削雇农，收租院；水牢、欺男霸女，最轻也是个“半夜鸡叫”；凡分析厂主、商人，必是奸诈无常，剥削工友，苛扣工资，延长工时，监工手中棍，恶打小童工，最后逼得农民造反，工人罢工。这不仅仅是做为分析与描绘的宣传版，而且当成革命历史的铁定规律去认识，并以此来指导社会实践。今天，我们似乎只能说，这种宣传和指导，有些太绝对化了。……
尤其是作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更见其深刻、独到与睿智：
……中国的官人和读书人，无论何党何派，向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承，关注民间疾苦，效力国家强盛是骨子里既有的精神支柱，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精英们“达则兼济天下”坚意无悔。天下者，南北东西“地尽而山”，城镇化程度极不发达，“土”即为耕土，“民”即指农民，社会即是“村社”，所谓关切民间疾苦，先天指的就是“三农”，世世代代莫不如此。乃至民国乱世，虽有资本主义萌芽种种，所关注的主流仍是中国农村大社会，这一点决不会因为身系共产党人或因国民党人而改变。这是东方中国农业社会的特质所决定的。……
此外，在探讨中国革命与“三农”之关系时，《革命百里洲》还有独到的发现：即认为灾荒是“革命”的重要原因，灾荒中的广大农村是“中国革命”这场大戏中的背景与舞台。以往我们只注重了毛泽东、蒋介石、国共两党、日寇伪军、各省军阀、抗日游侠和乡丁土匪这些大戏中的编导、演员和观众，而忽略了农村“灾荒”这一背景和舞台。实际上，38年的民国史，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灾荒使大批自耕农相继破产，农民们与其淹死、早死、饿死，去“人相食”，不如去杀，去抢，去当兵，去闹革命。因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成功，也是紧紧抓住了灾荒这一大的“天时”。
这种思辨性很强的独立思考与理论发现，的确不同于《强国梦》时代的“激情呐喊”。而是冷静、深邃的细密分析与独立的科学省察。它标志着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理性精神，经过90年代以来的整合、积淀，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点，在同时期的胡平、邢军纪等作家的创作中也有突出表现。如胡平的《战争状态》，将思维触角伸向更敏感、更为人所忽略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文化领域，对“地主”和“地主制经济”等传统话语进行了彻底颠覆。邢军纪《沉钟》的《第一种危险——张金柱案件调查》不是如以往那样，抓住张金柱这类所谓司法队伍中的“败类”，停留在揭露司法腐败、鞭挞封建特权的层面，而是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在指出张金柱存在特权思想、司法队伍存在腐败的同时，着重探讨法律的尊严与司法的独立。即指出法律不能被舆论左右，不能被权力、“民愤”等“法律之外的东西”所干扰：法院将张金柱的“交通肇事罪”定为“故意杀人罪”而处以极刑，表面上是顺应民心而实际上是不“依法治国”的表现。这样，作品就不是如上世纪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那样，消极、被动地被社会浮躁心理所裹挟而笼统、偏激地揭露、批判和“反封建”，而是立足新的时代高度，“保持清醒的理性”，在冷静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而探究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将读者引向“法治”的轨道。同时，从作者力排众议、勇敢为“罪犯”辩护的胆识中，我们在看到作者人格“独立”的同时也进一步看到了报告文学“独立”品格的确立。与此相类似，《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刘郁瑞)《下访：《黑脸》书记姜瑞峰反腐败最新报告》《罪犯与检察官》、《罪与罚》 (一合)和《我告程维高》(郭光允)等，在揭露腐败、弘扬正气的同时，实际也提出和探讨了“谁来监督省委书记”“怎样保护反腐战士” “如何从制度上反腐败”和“共产党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富有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新问题。尤其是《我告程维高》，的确远比五四时代和新时期“深刻、具体、细致和富有分析的科学性”。因为，类似郭光允这样“一个人的遭遇”，在以往的创作中，均不出“诉苦文学”、“申冤文学”或“平反文学”的俗套，小说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少是这样，报告文学中从《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正气歌》(张书绅)、《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到《<第二次握手〉文字狱》(张扬)、《九死一生》(戴煌)等更是这样。而《我告程维高》则不然。虽然作者对自己的辛酸“遭遇”也充满委屈与愤懑， 但更多的不是“诉苦”“申冤”或炫耀自己的“英雄”壮举，而是个人恩怨超脱后对国家、民族与时代政治的理性思考。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我希望读者不把本书当做一部‘申冤文学：来看，更不希望被当做一部‘诉苦文学’。希望读者们能从更深更高的层次来思考以我个人水平和经验无法完成的问题。”因此，我们在书中所感受到的，就不只是一个有深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正义良心，而且还是一个对现实政治颇有研究、发现的启蒙者的不懈探索。
三、传统与现代：形式的新探索
应该承认，报告文学目前还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其作家坚持操守、艰难跋涉，其创作持续繁荣、佳作迭出；另一方面，理论和学界又对其较疏远和冷漠，一是研究的学者和成果少，二是权威史著中缺乏其应有地位[21]。究其原因，除传统的偏见与理论的贫弱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报告文学在文体形式上还未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具体来说，即还未完全解决好通常所说的“新闻性”“文学性”与“政论性”如何融合、统一的问题。更进二步说，是报告文学能否在保障“新闻性(真实性)”、保持“政论性(理性)”的基础上达到小说等传统艺术的高度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报告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也是迄今为止报告文学一直在为之探索、努力的问题。这一问题贯穿了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始终，或者说，中国报告文学就是在其相互矛盾、彼此冲突之间发展、进步的。因为，在上世纪，茅盾、胡风、夏衍等前辈试图以此三“性”来规范报告文学时，就是各执一端、彼此冲突的：胡风、周钢鸣和夏衍等人认为报告文学不是小说那样的纯文学，因而不允许“虚构”、“想象”，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其“新闻性(真实性)”与“政论性”；而茅盾、袁殊、以群等人则将报告文学作为小说、戏剧那样的纯文学或“狭义文学”进行规范，因而将“文学性”摆在首位而加以强调[22]。尤其是茅盾关于“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23]的理论影响最为深远。这一理论，一方面有力地推进了报告文学的“文学化”，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文学性”与“新闻性”的内在冲突并由此而疏远、冷淡了“政论性”。这样，也就导致了后来长时期的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问题的争论，就有了某些因“失实”而起的人事纠纷与笔墨官司。茅盾这一理论的被严峻挑战是在8 0年代中后期问题报告文学崛起之后。即问题报告文学以矫枉过正的偏激态度，不惜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而将“政论性”推至极端，并将其发展为新的启蒙理性。至此，原来三“性”之间的冲突已演化为歌颂与批判、倾向性与真实性、理性与文学性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新的冲突。90年代以后，这几种冲突不断融合、互补，出现了一批具有审美新质的好作品，如王宏甲、李鸣生、王家达、文乐然、一合、杨黎光、陈桂棣、何建明、李景田等人的某些创作。但其中整合力度最大、探索性最强、成就和影响也最大的还是赵瑜的《马家军调查》。
《马家军调查》在报告文学文体发展史上，或在报告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较全面而成功地借鉴了小说在典型塑造、心理描摹和直抒胸臆等方面的艺术手法，并将其与“新闻性”和“理性”有机融合，从而证明报告文学可以在“文学性”上达到与小说同样的高度。[24]应该说，在此之前，也有不少作家和作品在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新时期初至80年代徐迟、黄宗英、陈祖芬、李延国等人对传记、散文、诗歌等文体艺术的吸收，理由、刘亚洲、黄济人、祖慰等人对小说笔法的借鉴，90年代后王宏甲的《无极之路》、一合的《黑脸》、王家达的《敦煌之恋》、杨黎光的《灵魂何归》以及陈祖芬、文乐然等人的作品，继续向小说、散文、诗歌等兄弟艺术学习并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但如前所述，它们要么是顾此失彼、要么是深度和力度不够，都不能在综合性和深度、力度等方面，尤其是在人物描写这一小说所长而报告文学所短的关键问题上有实质性的突破。而《马家军调查》之所以被人认为“起码不输给时下的任何一部小说”[25]，恰恰就在于它在保障“新闻性(真实性)”、保持“政论性(理性)”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全方位、立体式地再现了马俊仁等典型形象。至此，茅盾所谓“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的理论，才算真正有了实践上的例证。
继《马家军调查》之后，赵瑜又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如果说，《马家军调查》的成功主要在于对小说艺术尤其是对小说的写入艺术的全面借鉴与吸收，那么。《革命百里洲》的意义则在于对包括小说、诗词、曲赋、散文等传统形式在内的民族艺术的全面吸收与融合；如果说，《马家军调查》的成功还在于对“文学性”与“新闻性”“理性”的有机融合，那么，《革命百里洲》的意义也还在于对“文学性”与“新闻性”“理性”的有效疏离。首先，在题材内容和体裁形式上，《革命百里洲》属历史传奇。即在内容上，以孤岛百里洲为视点，铺叙了长江农人半个世纪的风云历史，再现了众多国共两党、土匪乡绅、工商财贸、文人雅士、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传奇故事；在形式上，则采用传统的章回小说与评书体式，既重故事情节的完整，又重人物性格的描画；虽无现代小说之主体故事与中心人物，却似传统小说《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之短篇连缀，且各章衔接紧密、结构严谨。同时，作品还注重文化风情、自然地理等典型环境的营造。在这一点上，它与当代小说《芙蓉镇》一样，也是“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只不过应将“乡镇生活”改为“孤岛历史”罢了。也就是说，它比《芙蓉镇》的历史内容与文化底蕴更深厚，在形式上也有更多借鉴和创造。当然，对小说手法的吸收与向小说艺术的看齐，也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共同趋向。如李景田的《未扶正的反贪局长》《跨国大诈骗》和《河东战事》等，不仅故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鲜明，而且采用了大故事套小故事、主要人物带次要人物的方法，即全篇讲述一个大故事、写一个主要人物，但其中又穿插许多小故事和次要人物，而这些小故事和次要人物，或对比，或衬托，都有力地突出了主要人物。朱凌的《灰村纪事》围绕灰村民选村长与党支书“两委”的矛盾斗争，以“选举秀”“夺印”“官司”和“免职”等故事结构全篇，情节完整，人物鲜明，描写生动，可见出主要是吸收了小说艺术的方法与技艺。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根本利益》与《国家行动》等，在将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以及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有机统一的同时，努力运用典型细节来描写人物，从而在“文学性”上也表现出鲜明特色。
其次，《革命百里洲》借鉴章回小说与评书手法，大量引用和化用了包括唐宋诗词在内的众多中国古典诗词、曲赋、文句，在语言上广泛运用口语、对仗、排比等，从而使作品的民族特色更为鲜明，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如第三章《金岛银码头》描述百里洲的风俗民情与自然环境时，就先后引用了《乐府》诗(“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明代叙事诗《观打鱼》、陆游《入蜀记》和厨师朱世明的汉剧名词曲《素菜杀仗》等。其他多处地方引用了唐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三国演义》的开篇名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和著名教育家张继煦的七律《癸未上元日闻百里洲收复有作》等。而化用诗词、吸收骈赋和运用口语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如：
……正是： 日虏狼烟烧，我志更堪豪，笑看燎原火， 自有倒海涛，湘鄂集旧部，倚马处，看明朝。
三湘名臣曾国藩组建湘军，电风飙举，刀枪操练，有时评惊呼，好啊，儒臣从戎，“翰林变作绿林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长沙亲率飞虎军抗金，“壮岁旌旗拥万夫”，“为江上诸军之冠”。经过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许多岁月，湖北黄安，因诞生众多中共能征善战的元帅、将军而亦称红安。湘鄂忠义，氤氲千载，“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彼日寇倭贼，斩汝头颅祭楚剑，楚虽三户可亡秦！
当然，在吸收诗词骈赋营养、运用对仗、排比方面，最典型的还是各章前面的“内容提要”部分。随便列举一例：
戎马倥偬，分崩离析。先兵屡书劝降信，承林三上百里洲；杨部走西南半途知返，李顽驻刘巷指路不行。四面楚歌，分化瓦解降大部，兵临城下，瓮中捉敌困孤军；烟枪新用，县府旧政人员登记，夜袭江心，地方兵民毕役求功；联欢歌舞动地，野战礼炮鸣天；南北将士死，百战未留名；登岛三日区长误杀区委书记，中共建政峡江从此改地换天；浩大历史小事件，激烈动荡细情节。(第十四章 占领百里洲)
最后，关于“文学性”与“新闻性”“理性”的有效疏离。这一点，既是《革命百里洲》的新探索，也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表现之一。前面谈到，问题报告文学的最大功劳，是以矫枉过正的极端方式，将理性精神高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报告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深刻革命。这里的“理性”除批判性与启蒙性之外，实际还包括学术性、资料性与知识性。但过分强调“理性”又必然与“文学性”相冲突，故90年代后作家们又致力于“理性” “文学性”与“新闻性”的融合，《马家军调查》就是其代表之一。但在其“融合”过程中，还是存在顾此失彼、相互抵触的现象。因此，自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家又开始尝试将其“理性”中的批判性、启蒙性与“文学性”融合，而将其“学术性、资料性与知识性”进行疏离。如王宏甲的《智慧风暴》在讲述北大方正集团和中国知识经济的崛起时，将世界各国有关知识经济与高科技的信息、资料作为背景，以“同时代的消息与参考故事”的形式列于各章之后。他随后的《中国新教育风暴》也是这样，它在叙述王能智等人的教改实验和探讨中国的教育改革时，也将学术性较强的议论和经验总结之类，以“相关思索”的形式列于各章之后。这样，就既有效地保持了报告文学“理性”与“新闻性”的优长和特性，又便于故事的完整、人物的鲜明和叙述的流畅等“文学性”的发挥。朱凌的《灰村纪事》将众多的报刊、文件和书信等背景材料以《附录》形式置于书后，也有效地实现了“文学性”与“资料性”的疏离。《革命百里洲》也是这样。虽然全书为调查考察、人物回忆和扎实文献所成，但由于它将相对枯燥、集中的(自1840年以来逐年排列的)灾荒资料以《续章》形式疏离于书尾，加之其对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追求，重故事和人物，且叙述流畅、文笔生动，因而其“文学性”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各章前面的“内容提要”，有如报刊的“副题”、“肩题”之类，是对“新闻性”的发挥与创造，也可视为对“新闻性”的有效疏离。总之，“报告文学要多元化，但不能小说化”[26]，《革命百里洲》在继承传统、探索“多元化”和追求现代性等方面均作了可贵探索，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审美新变的典型代表之一。
[1]丁晓原《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第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8月。
[2]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第14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
[3] 王卫平、张东杰《文学不能承受之“软”》，《文艺报》2004年6月3日第3版。
[4] 贺绍俊《在路上还是在土地上》，《文艺报》2004年6月8日第2版。
[5] 见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文艺报》2004年2月26日第4版。
[6] 见欧阳友权《人民文学重新出发》，《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和《新华文摘》2004年第7期。
[7] 见刘新生《人民形象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文艺报》2004年8月5日第2版。
[8] 见郜元宝《期待新的“文学自觉”时代到来》，《文艺报》2004年5月11日第2版。
[9] 见朱德发等著《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
[10]见朱德发等著《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
[11]张光芒《中国近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第15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
[12]丁帆《重回“五四”起跑线·自序》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
[13]参见拙著《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从冲突走向融合》(《湖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文。
[14]申艳霞《文学要关注农村问题》，《文艺报》2004年2月26日转载自《南方文坛》2004年第1期。
[15] 如《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文艺报》2004年2月26日)一文谈到：“最近一段时间。一部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长篇作品，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成为近十年来最引入注目的文学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它带给人的是强烈的内心震撼和对重大问题的深长思索，而不是某些‘著名作家’靠虚妄的声望和商业炒作制造的‘轰动效应’”；“这部纪实作品引发的巨大反响，既让人振奋，也发人深思。它向我们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近些年来，为什么我们从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听不到农民的叹息，看不到农民脸上的泪水？我们的作家为什么离农民那么远？为什么对他们的艰难处境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和关注？为什么那些从农村出来的艺术家和作家，不是把秦始皇那样的暴君当‘英雄’歌颂，就是把企业老板转换成‘龙泉山庄’的‘刘老根’?不是在‘废都’的烂泥坑里打滚，就是匪夷所思地‘怀念狼’?不是陶醉于对残忍的想象，就是满足于对由‘手机’引发的无聊的故事的叙写？总之，一句话，我们的文学在哪儿出了问题？”
[16]参见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第10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
[17]见《思想启蒙与反传统——李泽厚谈五四运动》，《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
[18] 参见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笫13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
[19]《中国农民调查·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
[20] 赵瑜语，见《〈马家军调查〉座谈纪要》，《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
[21] 如近年影响较大的两本当代文学教材——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都没有论及报告文学。
[22] 参阅拙著《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第53—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
[23] 见《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24] 参阅拙著《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第615-61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
[25] 杨志广语，见《文学报》1998年5月29日第6版。
[26] 刘雪梅《报告文学论》第16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