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寻找和反思

　　2009年5月20日，西安市内的一座民居里，90岁的赵梅生老人和女儿迎来了几位来自山西的陌生访客。主宾坐定，其中一位体格魁梧、方脸盘的汉子，即刻迫切地向老人发问，“老人家，你还记得黛莉这个名字吧？”老人未加思索地给予了肯定。方脸汉子顿时松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

　　这个方脸汉子就是著名作家赵瑜，他以《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报告文学作品蜚声中国文坛。至此，他已经用了近3年时间来寻访这位曾使用“赵黛莉”作为别名的民国女子。而这一切都源于7封70多年前的旧书信，信的收件人正是眼前这位银发老人，而写信的却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巴金先生。

　　1936年年初，32岁的巴金收到了寄自“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的一位名叫赵黛莉的读者的信件，开始了与这位年轻女士的书信往来。在信中，当时已在文坛名声鹊起的巴金真诚地关怀着自己的读者，坦诚地与她分享自己对于时代与人生的思考。通信因一年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从此巴金与黛莉在历史的颠沛流离中继续各自的命运轨迹，7封书信成了他们曾经的生命交集的唯一见证。70年后的2006年冬天，这批信件被赵瑜在一个同是姓赵的山西古董商处看到，他费尽心力地购买到这些已经泛黄发脆的纸张，并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追问。

　　见到黛莉的2个多月后，赵瑜笔下一部名为《寻找巴金的黛莉》的纪实文学作品脱稿，他在里面写道：“也许，我想在黛莉那坎坷的人生当中，寻找并且证明些什么――要国？要家？要民族解放、个人自由？这些概念是分裂的还是统一的？我们怎样看待巴金先生和他的 《家》？事到如今，我们对于现当代文学的主旨，又将如何评说？现当代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作家与痴心读者之间，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赵瑜在作品中公布了巴金的7封信件，并用侦探小说的笔法讲述了自己曲折迂回、充满传奇色彩的寻找过程，又因为其中关涉了历史车轮下个人命运的流转，以及作者对中国20世纪上半期历史的反思等多个主题，作品一经《中国作家》杂志连载，便引起了文学界和众多读者的注目，并获得了2009《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今年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部作品整理出版，作者赵瑜接受了《出版人》杂志的采访。

　　生活比小说更传奇

　　《出版人》：这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赵瑜：在我看来，读者关注它的原因是多侧面的：有的是被新发现的巴金信件吸引；有的是关注书中对我国现当代历史的重新认识；还有的则关注中国女性解放的话题，或者山西整个北方大家族破灭和衰亡的过程，和抗日战争期间二战区的精彩片断；再一个就是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以及我采用的侦探手法吧。对这个话题，我记得国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导演曾被记者追问——对自己的电影哪段最满意？他回答说，它像一个打碎了的镜子，在阳光下灼灼发光，哪一片都是亮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也很受启发。所以，我不能说这部作品哪个小碎片能闪光，而最好是碎片多一点，反光点也能多一点。

　　《出版人》：这个作品最初在《中国作家》刊登时叫《寻找黛莉》，出版的时候为什么改成了《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瑜：不是“改成”，而是原来就叫这个名字。因为在《中国作家》发表前后，当时巴金的亲属对于有这样7封信一时还难以置信，需要一个考察过程，为了不至于引起过多的麻烦，所以采取了一个规避的办法。后来他们家属看了我的作品和信的彩印件以后，又转而非常感谢作者和编者，所以出书的时候就恢复原题了。

　　《出版人》：你平时就有古玩收藏的爱好，你觉得这7封信跟自己其他的收藏有什么不同吗？

　　赵瑜：应该这样说，相对于中国古代璀璨的文明来说，这7封信并不算什么。但是由于它是巴金先生的信件，跟文学史有很大的联系，而我是个职业作家，也很喜爱巴金先生，所以愿意把它披露出来，公诸社会。同时，通过它们我也多了一个触摸历史的机会。

　　其实，在作家的工作和生活中，这种事情是很常态的。比如，在此之前我花3年的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叫《牺牲者》，之前是用20了多年时间来跟踪、追寻文化大革命期间山西晋东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大量历史史料，并结合现实采访完成的。这跟《寻找巴金的黛莉》没有什么差异。

　　《出版人》：你的这本书叫《寻找巴金的黛莉》，中心词是“寻找”，但是整部作品中你似乎更多是对很多问题的反思，“反思”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主旨？

　　赵瑜：其实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这一点而言，你的使命就是寻找和反思。事实上我们整个中国知识界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历程中都是在追问和寻找：寻找我们文学的真谛；追问我们知识分子本身的功能；重新考察和认识我们国家走过的历史，特别是现当代历史；寻找在东西方结合的背景下，如何走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而这也是百年来现代化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

　　《出版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为什么要以此结尾呢？

　　赵瑜：主要是出自一种悲悯之心吧，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理想时怎么就这么难呢！包括黛莉、巴金，还有赵氏家族的命运等等。其实，我认为他们那代人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有一定程度的失误，但你不能否认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人们追求真理的这种精神是没有错的，所以，只能是尊重他们这种选择吧。但这也警示我们后人，需要用更加理性和科学的目光地去看待我们的历史、看待我们今后的变革。

　　《出版人》：人们都对这部作品的传奇色彩津津乐道，你原来也拍过电影，这么好的素材，有没有想过再拍一部？

　　赵瑜：这个历程的确很传奇，比如说寻找过程中柳暗花明的变化很多，还有古董商老赵怎么两个多月以后了就被人杀害了，等等。所以说在某种情况下，纪实文学比小说的虚构还要奇特，甚至编都编不出来，这种魅力源自生活本身。

　　电影已经有人谈过合作了，但是遇到一些实际困难，特别是黛莉母女特地打电话嘱咐不要泄露自己的地址。她们一个90多，一个60多，年龄太大了，而且一回忆净是些痛苦的事儿，对老人很不好。其实，最初寻访的时候，山西电视台新闻部就想跟拍，可问题是如果找着了挺好，找不着怎么办，你电视怎么播？所以，没能成行。其实，这件事它在一个作家可以做到，对一个摄制组就很难，影视生产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后来之所以搞了一段纪录片后就不干了，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不大容易调度那么多人跟着你一个人转，你一个人疯也就罢了，还要那么多人都跟着你疯，吃什么，喝什么啊？而作家、诗人就可以自由一点。

　　《出版人》：你去寻找的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将来要写本书？

　　赵瑜：也没有专门想。因为我还是想更多地去探知历史，而并不是去猎奇。我在写作或者拍片的过程中，一直都强调过程的愉快。包括和出版社的合作，最好不要考虑太多商业目的，其实，要是合作的整个过程愉快的话，那么结果往往也是好的。所以我比较重视过程，重在搀和，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是最大的乐趣。国外有一个科学统计说在职业化的人群当中，真正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只有7%；又由于许多客观原因，导致其中5%的人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能够找到喜欢的工作，又能够坚持下去的人只有2%，而我就属于那2%。所以，尽管非常疲惫，却仍欢乐地进行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家写作跟母鸡生蛋一样

　　《出版人》：山西出过著名作家赵树理和他的“山药蛋派”，你创作的许多作品也都跟故乡山西有关，例如《太行山断裂》《革命百里州》，包括《寻找巴金的黛莉》和没有发行的《牺牲者》，你觉得地缘和作家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赵瑜：土地给予了我们丰富的滋养。就我而言，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省的确是一个了不得的文化集大成的地区，能带给作家很多营养。但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例如长江文化带，还有古都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都会对作家有所滋养。所以，我认为既要热爱自己的土地和家乡，更要关注我们的整个祖国，要从四面八方吸收营养。就像古人讲的，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你要是老是猫在那个县里、那个村里，即使读了万卷书，也就算是个藏书家吧，还是得出去四处行走。

　　我30岁以前一直在晋东南工作生活，30岁以后调到省里当专业作家，从此开始了我的行走。你不能总说什么都是咱家乡好，咱家乡肯定不错，但你一定要反过头来看她，当你认识了更多的外部世界，你再看家乡就看得更清楚了，你也会更加热爱她。我觉得是要经历这么三阶段：一开始觉得哪都不如家乡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觉得外面好了，想出去，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可到了外面后又想回家乡，这就真正进入一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阶段，看这个山更加雄奇，看这个水也更加深远了。你看赵树理的语言就非常好，他用的是晋东南的语言，但是非常干净，他没有把土得掉渣的地方语言过度使用，而是讲究它的音律、节奏，获得了全国读者的喜爱。这说明他深得此道，我也非常想向他学习。

　　《出版人》：你的写作一直兼顾关照现实与历史，你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赵瑜：我的写作中，现实与历史一直是交叉进行的。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要想写好现实，一定要有历史关照，这两者之间是不可割断的。从来不存在所谓单纯的现实题材，它们一定是互动的关系。同样，写历史也是为了当今，为了当下的变革，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人生活得更美好。

　　《出版人》：你的写作中，很注重描写时代剧变下个人命运的流转，这是你着意追求的吗？

　　赵瑜：也不是着意去做的。其实，我们的整个文学有一个手法和样式的发展过程。文化革命结束后，很多作家一段时间内还转不过来，仍继承了二元对立的写法。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随着对文学的不断认识，人们发现文学还是以人的命运和他的喜怒哀乐为主体的，作者自身也不应当是一个政治集团的代笔者，而应该变成一个自由的主体向社会发言。所以，隅于公共话语、二元对立的作品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进入了一个对个人命运挖掘的时代。当然，那些公共话题的写作不能说没有意义，在80年代，人们想的就是共同的问题，就是想国家怎么变革强大，我的《强国梦》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但是如果沿着这个思路不变，那你就没有提高了，文学艺术的核心还是在于创新，也在于适应人们新时代的要求。可以说，我较早地认识到了以人为中心的写作方法是文学的核心，后来的《马家军调查》就是围绕一支女子运动队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坚持面对现实，怀有对国家和民众的一种责任心，还要坚持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同时要强调对人的挖掘，这相互之间如果结合得好，就不会矛盾。

　　《出版人》：在报告文学领域，你已经获了很多奖了，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最高的目标，或者说希望自己将来写一部怎样的作品或者达到怎样的一个高度？

　　赵瑜：我没有多去想更遥远的未来得什么奖之类的，我只希望我写的作品都能够顺利发表，被广泛地传播，比如《牺牲者》，我期待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至于说获奖不获奖，并不很重要，我的《强国梦》发表了15年后才开始获奖，《马家军调查》到现在一个奖都没获，获奖不是唯一的标准。

　　《出版人》：你凭借纪实文学成名，可《寻找巴金的黛莉》中运用了很多虚构文学的写法，将来有没有想过转到虚构写作上去？

　　赵瑜：我认为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写纪实文学也要向优秀的小说、散文学习，向古典戏剧学习，甚至向电影和纪录片学习。我就特别喜欢中国的戏剧，它能表现出一种多意的美。你就说《寻找巴金的黛莉》这本书，可能吸引大家看下去的是那个结果，但有个问题，假如知道了结果，读者还爱不爱看这本书？你看中国戏曲，老百姓都看了几百遍了，早就知道结果了，可他还要看，为什么？因为他要看中间这个角色的思想变化，他每次都产生新的联想，生发出新的审美来。这就很值得学习。我希望我们的纪实文学作品也能有这种多意的美，也能成为经典。

　　一个作家要选择自己的文体和题材，年轻的时候可以多做尝试，但那种尝试只能是一种积累，当你真正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形式。我的选择是纪实文学。但当我岁数大了，跑不动了，也可能又反过头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完全有可能。

　　《出版人》：你在寻找黛莉的过程中收集了很多材料，很多都没有展开，比如说晋商的兴衰史这方面，这会不会成为你将来新作品的发力点？

　　赵瑜：也不一定，因为作家写作跟母鸡生蛋一样，卵巢里面怀着很多小蛋，什么时候成熟就生一个，所以很难说。我刚写完一个东西以后，就会比较忙乱，需要调整，所以还是要想办法晾一晾，看看这个想法能不能更成熟一些。

　　《出版人》：你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赵瑜：我的下一步作品是给青少年写的。我非常热爱篮球，也非常喜欢打篮球的孩子。所以，想要给青少年写一本关于篮球的书。近年来，东莞地区的篮球事业非常兴旺，我会集中调查其中的原由，然后会对中国篮球和国外篮球的发展做个比较。

　　中国的纪实文学方兴未艾

　　《出版人》： 20世纪报告文学曾在很长时间处于黄金期，可是这些年来却好像慢慢平淡下去了，不再成为被读者关注的热点了？

　　赵瑜：从大的方便讲，报告文学的创作地位本就不应该像在政治强化一元话语的时代那么高，它只是一种文学样式，当时占据话语主导平台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它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工具。所以一个文艺作品能够发行几千万册，本身就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从小的方面讲，则是因为公共话语的多元化。当下的公共话语再不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关注的问题趋同，比如说对独生子女问题的焦虑，比如说我写的《中国的要害》，就是大家迫切关注的中国修建高速公路的问题，还有关注体育强国的《强国梦》等，这些都是全国共同关注的话题，整个社会生活相对一元，这类作品就容易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引起他的共振。但是今天的社会它多元化了，比如你在任何一个小区，都能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还诞生了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了。人的思想变化更大，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说千方百计写自身感受最深切的内容，然后从中找到大家共通的东西。大变化中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一直不变呢？比如说友情、忠诚、人的故乡情等等，还有就是我们对共同历史的反思，这都可能是不变的，往往从中能找到一部作品与大众的契合点。

　　《出版人》：你刚才分析了很多关于外部环境的原因，那么报告文学作家自身呢？

　　赵瑜：其实这里面有个个体差异的问题，比如同样坚持在这条道路上，有的朋友他就觉得特别累，这么多年抛家舍子，跟家人聚少离多，实在是受不了那种风风雨雨的田野调查，就放弃了。但是我就并不以为苦，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乐趣。但我对我的报告文学朋友们是尊重的，他们已经非常努力了。就报告文学作家的整体贡献来说，我个人认为，在新时期的30年来已经很巨大了。你不能要求一些老大哥、小兄弟，人人都长时间不停地四处奔波，还能不停地创作出打得响的作品，太难了。即使是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在抗震救灾的前线，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还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看到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身影是最多的，而且也有大批优秀作品诞生。

　　《出版人》：那么在写作题材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吗？

　　赵瑜：有的，比如说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依然不能很好地去解答，因为我们的民主进程还没有到走到那一步，整个政治档案还没有完全公开，你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写作上就只能猜测，因此很难突破，这就是很大的局限。我写《牺牲者》至今发表不出来，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再比如说，我过去写《马家军调查》就曾经一放两三年，最后是由于个别编辑坚韧的努力才发表出来的。但是，虽然社会生活固然有它自身存在的局限，对于作家而言，对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应该有点宗教情怀。就算写出来发表不了，物质不灭，它也跑不掉。

　　《出版人》：我的印象中，好像从事报告文学得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作家，年轻人比较少，你忧虑过它的未来吗？

　　赵瑜：这个完全不奇怪，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干这个的，年轻的时候我也写诗歌、散文、小说，都尝试过。报告文学本身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求有一定的阅历，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能有个基本的认识。年轻人一般来说历练少一些，有很多人生局限，这也就会局限他对于社会事物观察的穿透力等等，所以报告文学阵容里面年轻人比较少，他们更专注于虚构文学创作。但现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中老年作者，他们年轻的时候同样有过激情，也有过其他的创作实践。所以，这是个规律，到了一定程度、够火候的时候就行了。但是我非常希望新一代的写作者能够重视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多做一些尝试。而对报告文学的未来走向，我觉得它是方兴未艾，正在上升，而不是下降。

　　《出版人》：近两年有一个趋势，一些纪实类的作品重新受到关注，例如从去年延续至今的一批足球内幕揭黑的作品，还有一批描写大城市“蚁族”和农民工的书，这是纪实作品复苏的迹象吗？

　　赵瑜：纪实文学的创作跟时代的大气侯还是紧密相关的，比如你说的足球揭黑作品的出现，那一定是由于足球打黑出现了一种相对的公开化，允许大家言说，如果没有这种打黑的决心和透明化，你怎么去调查？当然，这也与读者的需求有关，读者是非常希望看真实的东西的，这是中国阅读的传统。想象力阅读不是正宗的中国传统，你看就算是《聊斋》也写的是赴考、赶考，它也离不开现实；《西游记》算是中国最浪漫的作品了吧，可它天上的政治结构和地上都一样，所以都是有所投射和象征的。尤其是在这个鱼目混杂的时代，他更想读到真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