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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别解：农民，革命的主体力量，社会的末梢神经；农村，革命的根据地，政权的脊梁骨；农业，革命的后勤保障，农民的全部含义。
——题记
关切农民农村，书写湖北长江，喝黄河水长大的赵瑜，前后经过200多天的调查采访，长达四年的读书、研究、创作，《革命百里洲》(以下简称《百里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出版，责任编辑黄滨堂)于胼手胝足之中完成。作品以生动犀利的笔触向我们呈现了土地革命史与解放战争史，因其文学成就与思想价值，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赵瑜同长江缘分不浅，1997年他担任8集电视系列片《大三峡》总撰稿，调研长江大移民；1998年8月，他奔赴长江沿线采访抗洪，正是这一次，他发现了江中孤岛百里洲，和百里洲岛民一起抗洪救灾，历时50天，这次亲历使他产生了书写百里洲的冲动，同时也是最初的精神准备与搜集材料的开始。从此，他带着强烈的现实焦虑，走进一个鲜有人问津的领域。同年11月再赴长江、重庆，沿江回访百里洲，2001年第三次进入百里洲。
尽管已经有大量关于三农的描述与讨论，《百里洲》仍然显示了非同凡响的思想针对性——“三农”是新概念老问题，存在了千百年，一朝解决谈何容易；共产党是人不是神；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让我非常惊讶，还原历史，意味着对历史的起码尊重。
着力挖掘中国农民在革命史的作用与地位，着力描述农民的命运及其与土地的关系。叙事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涉及领域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城市乡村穷人富人革命反革命共产党国民党过去今天。信息量很大，作者把这些内容嵌入大结构的夹缝之中，或隐或现，点到为止。我读时的惊喜自不待言。对于《百里洲》的复杂内容，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的如下提示：农民幸福与革命、与土地该如何联系；农民土地革命是革命还是仪式；贫富之间有着怎样的伦理纽结；农民救赎的要害在哪里。这些内容最初给我震撼，而后让我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
革命主体，历史注定的角色
就如为人物立传从他的根脉入手，从他的先天写到他的后天一样，《百里洲》带领读者在历史的长河里向上游进发，一直上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上溯到百年革命史，然后顺流而下，滔滔不绝。百里洲农民如何走上革命大道？中国农民如何成为革命的主体？
且看第一章，土地革命前奏曲。1935年8月14,与土地相关的一桩命案。那天，百里洲遭遇一年里第二度水患，是长江百年大灾之一，失修的防洪堤坝轰然崩塌。原因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堤防主任朱翼芝、杨亚洲贪污堤款。岛民被激怒，提刀杀朱、杨。朱连夜上县政府投案，杨逃命前藏匿地契撞在愤农刀口上，焚烧地契、乱刀砍杀杨亚洲，大卸八块抛尸江中。读到如下的描述，我们犹在其中，农民不反抗，更待何时：
“恨啊！老天爷一闭眼，江上秋水复来，偏要试一试刚刚糊弄起来的百里洲堤坝，轰隆隆，大水将堤口轻易咬破，长江的秋洪狂泄全岛，新搭的窝棚随波逐流，满洲的粮粟转瞬冲光。百里洲在同一年里再度沦为泽国。
灾民们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
腐败，灾难，绝望，暴力！
此刻并没有共产党的策动，只须当年那位彪形大汉振臂一呼。饥民们当下爆发出来强烈的杀人渴望！踏着泥泞，踏着淹死的尸体，彪形大汉头里走，千百个灾民提刀来。他们兵分两路，要捕杀朱杨二人，目标明确，仇恨在胸。”(p7)
这一事件是全书的关节点，它提供了农民革命的思想基础与性格基础。也传达了两个政治信息，一是农民参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二是土地革命的必然性。这个描写几乎在摧毁着我们对农民的善良敦厚的传统印象，其实不是针对农民，这是人类的普遍人性：生存艰难导致性格分裂，任何人都有可能变得凶残，在政治力量与理想力量的驱动与组织下，他们必会转化为一支可怕的战斗队伍；农民，是土地革命的主体，堤畔碎尸，乃革命的前夜。
革命是摆脱穷困的捷径，农民对此深信不疑。灾害频仍食不裹腹的时候，农民选择革命更为坚定，无疑这也是革命巧妙利用农民的最好时机，赵瑜没有明说天灾人祸对于革命是一件好事，但意思是一样的：
自然灾害说到底，总是与政治腐败紧密联系，殊非空议……当地民谣：‘三成归土，七成归腰’,是指筑堤经费只有三成挖了土方，剩下的白银肥了少数贪吏的腰包。水利黑暗，自古而今实不新鲜，反过来促进了灾民参与革命的激情，就这本书而言，是个大基础。”(P9)
天灾成全了革命，腐败推动了暴动。
从容下笔，严谨用词，这是赵瑜平素的习惯。其实，这两个革命元素并不是“就这本书而言”，它远远超出了本书的意义，是普遍通用的规则。穷则思变，穷则思乱，只要有人发动，一触即发。简单，急剧，亢奋，暴烈，血腥，这就是暴动，这就是革命。共产党发动农民，利用农民，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不少，完整配套。可以说农民有幸遇到了共产党，共产党英明发掘了农民资源，前者需要地权，后者需要政权，天造地合，黄金搭挡。政治有了暴力为助手，暴力则有了公共性、正义性、合理性，因而，农民投靠革命自然天成。
赵瑜关于农民革命动机的描述与分析，暗合了六十年前费孝通的观点，作为世界一流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他说：
“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江村经济》P188)
虽然作家与学者使用了不同的话语系统，但两者异曲同工。学者六十年前站在中间的立场揭示这个事实，作家在今天以一种洞见的力量去解剖它，让我们感到能够经受苦难的是农民的双肩，能够打通历史的是思想者的良知。
百里洲几万岛民见识了鲜血淋漓的革命大潮，一幅幅光怪陆离的革命图画在人们眼前顺次展开：“从吃大户到杀土豪”，从“苏维埃失败”到“地下党的一个排”，从“腐疮图画”到“最后的民国”，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决战”，从“占领百里洲”到“追杀匪首”，从“新政时艰”到“土地上的肉搏”，最后到“土改景象革命狂潮”。和全中国一样，百里洲革命也是几经曲折，反反复复，残酷的流血，沉痛的教训，代价巨大，直到农民获得两亩耕地，革命力量控制了局面。解决了土地问题，有的农民还会踌躇不前，那是因为形势极端复杂与残酷，需要共产党证明给他们看，这要求于情于理都不过分。于是：
“李先兵指挥着458名土改队员，代表着刚刚成立了一年的新政权，在全县各个村落，在每一户贫苦农家，反复地、明确地告诉人们，分土地，分财产，一切都真实可信，只要跟定共产党奋起斗争，敢于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就可以夺取肥沃的土地。怕什么？一次次接连不断的公开枪决，一个个乡村豪门虽然圆睁怪眼但还是倒在了血泊中，他们已经死去，不会复活。共产党的实力无须怀疑了。”(P251)
如此，百里洲农民坚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强大，亲眼所见，不再犹豫，革命队伍蓬勃壮大起来。革命之于农民，农民之于革命，这是一个历史注定要发生的过程，明朗而直白，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就这么简单。
中共土改政策的推行，经过了晋绥、太行等地的严酷实验，先是在东北三省取得重大成功，继而把整个北方的农民们召唤起来，在昔日红军的带领下，向着长江、向着南部中国进军，全副武装，志在必夺。这时节，谁也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了。(P74)
国民党政府此时认清了农民们的巨大作用，知晓了拥有两亩新土地的穷棒子决不吝惜他们的步伐，真实的动力足以令他们从东三省一直拼杀至海南岛。于是国民党政府急切地在1949年的春季，力图推行一项新的土地政策，即用赎买的方式把大地主的土地收回一部分，用以分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化解中共百试不爽的土改政策，全力争夺农村阵地。但是，这一切均告晚矣！(同上)
《百里洲》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是：研究农民，从研究他们的历史开始；理解农民，从理解他们的人性开始；客观公允地解剖农民，用俗世的眼光看待农民，近似于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赞美他们无私英勇的时候并不极端化，批判他们蒙昧而残酷的时候不离开历史的背景与尺度。因而我们看到百里洲岛民无私无畏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期待神佑、心怀侥幸、盼望暴富的弱点，他们中没有几人能理解革命。
第一次粗读《百里洲》，我为革命主体在胜利之后一直得不到幸福的现实所困扰；后来细读《百里洲》，我发现这原来是一个伪命题——幸福与革命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何止是农民陷入了这个认知误区里，长期以来，人们以为革命可以包揽一切，伟大无比。其实，任何国家的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包揽一切。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而言，它可以借助农民的力量解决政权问题，但是它不可能承担得起数亿农民幸福的责任。它只能帮助一小部分人先幸福起来，过去我们以为只是改革开放如此，细思量其实历来如此。站在革命潮头而幸存下来的这些人是幸福的，只是他们所占比例很小，不能代表最大多数的农民。《百里洲》里有一位幸福者，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后来成为国家干部的李先兵，与很多参加革命而活下来的百里洲人比较，他生活在天堂上。他是百里洲人的骄傲。赵瑜对这位已故的革命者充满敬意与同情，一段不无惋惜的文字饱含着对一个人及其整个阶级的情愫，等于为死者写了一篇祭文，很贴切地置于书尾。
曾经孤岛，革命艰难曲折但充满血腥与疯狂的魅力，而今思量，对于不识字的农民来说，革命只是一种光荣的幻觉与冲动。其实他们早就应该明白：震撼过中国人民的“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他们听过或者唱过很多遍，但没往深处想。另一层意思：共产党并没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之所以有李先兵们得到了革命的实惠，那是因为他们具备领导智慧、善于把握政治时机，这些本领，来自必要的文化知识。幸福，是革命做成的蛋糕，是送给农民小众的礼物，而小众就是穿越枪林弹雨存活下来的李先兵们。
社会末梢，宿命的回归
社会末梢，我借用末梢神经一词。末梢神经在神经系统须臾不可或缺。社会也是如此，农民是末梢，但并非次要。百里洲革命史，就是一部社会末梢——革命主体——社会末梢的历史。
我们所说的革命，不只是狭义的农民土地暴力革命，还是广义的革命。中国历史上，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是一种稀里糊涂的关系，只是生存的迫切需要而发生的狂想与勇猛。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革命为何物，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只能跟上革命的狂潮，去寻找幸福。但他们往往与幸福无缘，每次革命都是无功而返。有史以来农民都是被利用、被抛弃，先充当轰轰烈烈的主体，政权建立，主体使命完成，立刻在革命面前消失，回归末梢，一如既往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如既往地贫穷困苦。农民轰轰烈烈地为革命捐躯，只是历史安排的一种仪式。无论外人怎么衡量，无论农民自己怎样乐观地面对，都不会有人否认农民到底还是社会末梢的事实。正是这样的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的被重视，无论社会对他们给以多少的同情，都不能改变他们和革命前一样的贫困现实。
这本来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过程，但我们的历史学几乎从不这样正视它。我们知道，革命史、党史无一不是被政治浸泡后的历史。《百里洲》所作的正是力求历史的还原，赵瑜寻求本真、原真的事实，少有分析，只让材料说话。这样的叙述有一种推动我们思考的内驱力，迫使我们和作者一道关注农民。我们久居城市，不读《百里洲》，不会意识到历史与革命竟然这般不可思议：农民为革命做出的牺牲最大，其结果却最为悲惨。我们习惯了对农民的困境视而不见，也习惯了对农村现代化的忽略，麻木而不仁。今天回顾改革三十年，我们实际上重视的仍然是城市的轰轰烈烈快速发展，即使对农民有所关注，与前者相比那还是微不足道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城里人的潜意识里，三农成了自己的陪衬与安慰，城市平民虽谈不上幸福，常常感觉日子艰辛，只要和农民工比较，他们便感觉很幸福了，农民工就是他们的参照。但愿这悲哀的价值尽快成为过去，让中国人都能获得大体的平等。
《百里洲》在讲述地域的革命历史，讲述社会末梢与革命主体的转换过程。在叙事的姿态上坚持民间性，拒绝与虚伪历史合作。多少年来，在人们的描述中，革命总是一种有秩序、有理性、有人情味的运动过程。那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写作模式。事实正如我们在百里洲所看到的，革命更多的是偶然，冲动，非理性，充满了曲折与反复，充满了冒险，加上领袖的浪漫激情，形势的突变，使革命本身并不能自主。我们亲历的“文革”是这样，连和平而温情的经济改革也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等等。暴力大革命怎么可能系统而有序？怎么能顾及到人道主义呢？百里洲革命展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色就是紊乱与变动，有原则无规则，许多东西可以不要，只要夺得政权。农民的被卷入革命，最后的回归土地，土改运动的几番曲折，都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这并不是说我们怀疑当年革命原本就对农民没有诚意，感性地讲，革命的原旨肯定是承诺农民以及中国人民都能获得幸福。理性地看，革命是一种政治的冒险，革命肩负着比农民幸福更重大的历史使命。政治复杂，农民简单，政治多反复，农民一根筋。农民为二亩地投身革命，接受革命洗礼。革命胜利之后，进行这样那样的折腾，憨厚的农民都默认了，一根筋走到底。
革命曾给过农民们二亩田地，但革命需要把土地握在手中，让农民的革命动力保持下去，于是发布了“土地归公”的政策。这立刻影响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与信心。二亩田，还没有捂热，农民又彻底退回到革命之前的情景。从此，农民(不止是农民)便牢牢地被政治绑架，一直到改革开放。
赵瑜一向以冷峻解剖社会著称，“史”是一个路径，发力点，他的心智在现实，着力点在现实。百里洲人的父辈们，他们的甘苦融合在共和国全部的历史里。他们做了他们情愿做的，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其实复杂的问题也很直白：地主阶级没了，农民经济上没有翻身，土地还不是自己的。他们无知，所以不会抱怨。
一个杰出作家与平庸作家的分野，并不在于布局花样、引人手法，而在于他的社会阅历和人生历练，对“小局部”与“大社会”怀有的感情的宽度，在于他的思考能力与表达能力，以及能不能提供独具慧眼的思想力量。赵瑜是一位驰骋二十多年而不断刷新的作家，在百里洲革命史话里，他的思想触角已经探及历史的骨髓、人性的命脉。如果说建国以后的一系列运动也是革命的话，它只是再一次证明了，农民的幸福与各种革命都没有必然联系。人们以为社会主义会给农民带来幸福，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看到，却经历了二十多年阶级斗争，贫困的状况几乎滑落到极限，并且发生了饿死多少万农民的惨剧。
社会末梢是一个庞大的阶级，但他们现在只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数字意义，他们曾经是革命主体力量与后勤保障，建国之后他们的基本劳动则可以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上世纪末人们发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发现粮食安全并不乐观的状况之后，社会末梢的意义又一次凸现、放大，大到无法估量，引起全社会注意。事实上，农民群体的政治意义非常明确，人口大国，农业大国，都是以农民为核心的，他们实质上是国家的政治主体形象。
土地决定论与贫富伦理学
土地，是农民的最高理想，百里洲近代革命史，就是一部完整的土地运动史。
《百里洲》有很多关于土地的理性而动情的阐发：
“党史专家们则强调，新中国建立之前，以农民为主体的三次农民‘土地革命战争’用牺牲3000万人的代价，才换来了1950年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才可能完成新一轮的重新‘均田’。我们这部书，说了许许多多，最后也要归结到这里。
最原始而又最现实，最矛盾而又最统一，最宏大而又最具体的话题，还是土地。大到政权的稳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小到家庭的温饱，人心的向背。孟子早就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所谓恒产，主要指地产。农耕社会，浮财也从土中来。历朝历代，关于土地的话题言不尽，说不完。”(250页)
百里洲土地肥沃，更是岛民的全部寄托。
我们看到一个世纪里，洲民为之进行的殊死搏斗，全部要求也就是耕者有其田，抛头颅洒热血，无非还是千百年来的均田理想。
《百里洲》从历史深处切入问题的痛处——半个世纪的土地变迁与动荡，那惊心动魄的每一幕，都是毛泽东理想的实验，他老人家想让中国最快地进入共产主义。二十年的一系列运动与动荡， 一直发展到十年文革的大混乱、大崩溃。也许伟大领袖是为了另一个谁都不知道、不理解的政治目标，革命家与文学家的激情收藏着他的私人秘密走完了人生。不论老人家发动哪一场政治运动，不论农民是不是运动对象，土地，都是被利用的筹码，赵瑜罗列了荒诞历史的关键词群组，不妨把其中最典型的摘抄如下：
互助组—统购统销—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三面红旗—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文革—农业学大寨
一目了然，全部针对农民、农村、农业，所进行的是以土地公有制为核心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的革命运动。围绕土地问题吵闹了四十年之后，改革开放第一个大动作便是把土地包给农民，农民为即将到来的幸福再一次欢呼。这一次，至今三十年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在贫困的底线上徘徊，不知道幸福在哪里。今天的百里洲让调研中的赵瑜很是惆怅(参见第三章、第十八章)。
学界一般认为地权的问题解决妥善，农民自然就跟着幸福起来。但这只是一种好心的愿望，农民自身的能力要不要提升，他们的心性要不要改变，他们生命的能量是不是在正常发挥，他们的劣根性与种种丑陋是不是还没有被意识到，等等。在这个问题上，赵瑜表现了他特有的敏感与睿智，不在于他没有附和普遍的认识，而在于他借助历史的考察，对农民、对人们提出的忠告。他在历史与现实的往返之中，不断地穿插今天与昨天的比对，以非常诚恳的叙事，揭示了土地并不等同于幸福。一个人口大国，均田以后每个农民获得土地的份额很有限，土地能提供的不过是活着的保障。学界也有人主张“创造机会给农民”，根据《百里洲》的历史，这种主张让人难以苟同，把机会送到农民手上，只会培养农民的期待心理、懒惰心理。民国之前的百里洲很富饶，他们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停地积累，不停地发展壮大，完全靠自己，而且不见得苛捐杂税比今天少。
下面的分析看上去是在说明富裕的真相，其实更是在揭示贫困的原因，是对如今岛民的批评与劝说。
我们多年来的印象里，凡分析地主，必是残酷地剥削贫雇农，收租院，水牢、欺男霸女，最轻也是个“半夜鸡叫”；凡分析厂主、商人，必是奸诈无常，剥削工友，苛扣工资，延长工时，监工手中棍，恶打小童工，最后逼得农民造反，工人罢工。这不仅仅是做为分析与描绘的宣传版，而且当成革命的铁定规律去认识，并以此来指导社会实践。今天，我们似乎只能说，这种宣传和指导，有些太绝对化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肯定有恶人，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当中能当得成田主、老板、实业家、厂长和巨商者，应是那一地区的能人。他们普遍受过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修养水准要高于常人。他们同时是热爱劳动勤奋谨严的一族。不可想象他们都是依靠暴富黑财而成功的。善与仁，是传统道德中最有力量的品质。我们在对百里洲近代农商史的考察中，看到听到的，大多数弥散着一层温情脉脉的气氛，透过这气氛细看时，还是脉脉温情的内容。(P36)
尽管我们有思想准备，知道以往的历史文本存在失真，但我们还是惊讶《百里洲》的记录，我们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些真相，明白了田主、厂主的财富是以辛勤劳动从命运手里交换来的。第三章节以二十页的篇幅，记录了百里洲曾经是“金岛银码头”。言简意赅的开篇词把我们带入那个辉煌年月，那是“世纪初兴抗战前，农商繁荣红半天”。本章用大量的回忆讲述了百里洲曾经有过的“无比繁华喧嚣”。面对历史，岛民在真诚地回忆讲述，赵瑜在深入地分析思考，寻找贫富之间的关系，发现沉积于历史中的贫富伦理学。读罢这一章，谁都会得出一个直接推理：财富为勤劳所得，也会有一个间接推理：贫穷是因为懒惰。画出地主阶级的“真面目”，赵瑜自有一片良苦用心，他希望人们能够重新认识贫富问题，重新认识自己。他不忍心批评贫穷的农民兄弟，只是把道理点到为止——“天道酬勤”、“不劳动者不得食”。赵瑜希望农民振作起来，象父辈一样凭借自己的努力创造幸福生活。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对父老乡亲的期望是这样一句话：“希望我的乡亲们通过自己辛勤劳动逐渐富裕起来”， “愿江村的乡亲们，继续不断从劳动中创造自己光辉的前途”。他所说的光辉前途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生活。劳动创造一切，农民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农民自己的双手来获得。仍然讲述着一个千古不变的致富之路。人类的全部发展史一直在反复证明着这一常识。
赵瑜劝说农民兄弟勤劳致富，实行起来并不简单。因为人在本质上是贪图安逸的，谁都想坐享其成，一夜暴富。所以才有孤岛农人对财富的感慨，才有《百里洲》对贫富伦理的重新审视，今天的农民应该象六十年前百里洲大多数商人、地主、资本家一样，用他们的精神获得财富获得幸福，挺胸抬头做人。这是一个勤劳与懒惰谁胜谁负的问题，是等待救赎还是自我救赎的问题。不记得哪一位学者说过：资本主义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贪婪而永不满足，永不依靠别人(包括祖宗、父母)，只依靠自己。
我们应该写一部中国地主史。
赵瑜提醒我们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大量农民仍然不能摆脱穷困，而只有少数农民富裕呢？百里洲上世纪初的经济状况为什么比今日昌盛繁荣呢？为什么许多贫困县还在年复一年地期待着政府与社会的扶贫，甚至有的地方已经消除了贫困，却不愿放弃贫困县的政治与经济的待遇？这些问题，《百里洲》已经揭示得很透彻。缺乏父辈们那种自我拯救的强烈愿望，这才是贫穷真正的祸根。农民因为耕种的季节性、周期性，一年中有大量时间是农闲(北方有更多的农闲)，还有的地方是自然条件比较差，无力回天又不思变革，于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蹲墙根晒太阳，这是当代农民许多人的自画像。挖苦农民吗，似乎不应该。
建国三十年，大锅饭和所有制，是滋长国贫民弱的土壤，也是怠惰的土壤。城市居民的进步，首先的就是观念上的突破与解放，包括一些陈规陋习，城市人所以比农村人觉醒早，无非因为城市是天然的文化教育环境、竞争环境、商业环境，是一个上班下班的集体环境，计划经济的大锅饭突围之后，他们的自我适应能力比农民好。稍微留神就会看到，《百里洲》蕴藏的用意是促进农民的觉醒。谁来革百里洲贫穷的命？只有靠农民自己，而农民只有改变人性的弱点，建立自我救赎的牢固信念。首先是文化与精神的救赎，摒弃一切依赖思想，才是幸福的永久保证。
处在相同的条件下，人性都是一样的，《百里洲》只是集中、极端、象征化地概括了中国农民的人性弱点。中国农民的贫穷历史是几千年造就的，与五百年前欧洲贫民不能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程度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政治制度不同，这些方面可比性不大。但是，我要说的是共同的人性：普遍人的丑陋与穷苦人的缺陷，贫穷使人丧失尊严，贫穷使道德变成无稽之谈，贫穷使社会的文明进步成为纸上谈兵，贫穷让人志短，等等，这些现象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有这个前提，我们就应该也可以透过欧洲的财富史得到一点启示，人毕竟还有不甘堕落进取向上的一面。在当下，文化与知识能够做也需要做的是，恰恰是关于贫富伦理的启蒙。当穷人的生活富裕起来以后，其他方面的需要与提高也会自然获得。这样理解，我们才能认识到赵瑜的《百里洲》是一部良苦用心的力作，是一座思想教育的富矿，而农民的启蒙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矿层。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那么，原义是指思想教育呢，还是让农民接受文化教育提高素养呢？如果是前者，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很显著，农民的思想日趋僵化、愚昧。如果是后者，那么实际上并没能真正实施，没有让文化教育惠及农民，没有让具有文化的农民去争取福祉。农民与文化似乎有一种永久、天然的绝缘，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贫穷的最大根源正是在这里。农村文盲的人口比例近年呈上升趋势，这与六十多年革命风暴对农民的洗礼密切相关。一言以蔽之，农民对文化的鄙夷和不屑，是封建文化渗透进骨子里的基因，受到革命的一次次强化。
“斗争形势急切地需要敢喊敢杀敢造反敢扯破脸皮——敢于破坏旧秩序的人，需要穷则思变的激进分子，需要敢斗狠能打仗的干将。运动一来，知识分子也就帮着做个记录什么的，口号都喊不响亮。”(P256)
“白天干不了农活，又不敢摸黑走夜路，江涛滚滚，驾不得船，山路漫漫，攀不得崖，甚至不会说大话，不会说粗话，不会说胡话，更不会说假话，得，赤贫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决定了理性精神的苍白无奈，也决定了人性道德的不着边际。”(同上)
这就是农民眼里的知识人，不是一直都在说“百无一用是文人”吗，农民在接受革命洗礼的同时也在接受误导，不断地践踏文化，结果是双重的悲哀，愚昧加上人性扭曲，创伤更难修复。
中国的大革命多次培养并不断强化这种价值观：“农民脚上有牛屎，思想却比知识分子干净。”《百里洲》在描述这个现象的时候，讲了一个农民怎样表现他的聪明智慧，有个知识分子土改干部在贫雇农家扎根，不会翻塘挖泥，在北风呼啸之中，一连数天，雇农教会了他。有趣的是，这雇农没有培养成根子户，却跑到地主家烤火聊天评功摆好，扔下这位土改干部一个人在塘里给地主干活儿。这个笑谈一直流传至今，或许传播者正是那个聪明的贫雇农自己，不只是当时得意，而且成为他一辈子的骄傲，甚至可能成为他教育后代聪明做人的一个素材；也许那个知识分子一辈子都不知道他的被愚弄，也许他还以为他的工作很成功，并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小小成就。一个历史故事，也是一个残酷的笑话。
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在革命年代就打下了这样的基础，毛泽东一向站在农民一边，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客观效果上，更促使了农民的盲目、无知。
鄙视与孤立知识分子，根子在革命那里，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对知识采取蔑视的态度，这个国家会好吗？《百里洲》展示农民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故事，也是中国到处都在发生的故事，建国后几十年阶级不断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这种残酷的继续，而这种延续又显得非常自然，完全是中国应有的逻辑，应该的路向。革命轰轰烈烈，让亿万农民兴奋不已，实际上只是一次次充满沉痛教训的政治演练。原因很复杂，《百里洲》的结论是这样的：
“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如《张鲁传》中推崇的五斗米教，还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传统，还有历代农民揭竿而起、斩吃大户的光辉榜样作用，还有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思想，在民间演化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轮世主张，还有乡村农舍‘桃花源’式的乌托邦之梦——这一切以土地为核心的千年大集成，在那一次土改中变得尤为现实，生动，鲜活，演变成为农民在一个时期内以暴力相残杀的惯性。”(P259)
与土地革命一样，经济改革如果 没有让农民获得幸福，就不能证明是成功的。赵瑜探索的似乎是一个老话题，几十年后它又成为一个新课题。我们感觉它的陈旧，因为赵瑜在历史的夹缝里找到了它，我们感觉它新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思维，让农民自己拯救自己比任何一种救援都可靠。这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全体突破的思想壁垒。
在赵瑜的精彩描述中，孤岛成为一个宏大的象征体，这正是赵瑜叙述手法与以往的不同处。经作者的梳理与阐述，“百里洲”成为中国农民革命的象征，让人一阵阵惊异，不由地跟着想象农民彻底革命以求幸福的良策。这无疑是一个永恒的大命题。百里洲数万农民书写了一部为土地的血色革命史，也是一部黑色幽默的三农史。《百里洲》站在农民的立场和角度，表达对整个中国农民的悲悯情怀。
历史后遗症，农民的内伤
内伤一。
我们从《百里洲》观察到，土改运动的暴力，负面影响非常之大。反道德、反人道、反文化的理念，在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对亿万人民进行腐蚀与绑架。
赵瑜对暴力持有明确的批判立场。对历史的研究与尊重，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为此，他在《百里洲》中随手记下几起现代暴力事件。九十年代，作为《内陆1993》大型纪录片的总导演、总策划以及总撰稿，赵瑜一行当时在河北、河南采访调查，正赶上共饮红旗渠的冀、豫农民发生武装争水事件。民兵武装派上了用场，河北人用大量炸药炸开红旗渠堤坝几十米，爆炸声“震慑三省”，淹没河南良田无计，河南方面上千人，在土炮掩护下奋勇抢修堤坝，河北方面便以土炮轰击阻止，那暴力的场面是“文革”武斗的再版。
当年的暴力是针对土地问题，今天的暴力对象是群众或者政府。
暴力传统在一代一代相传，直到现在农民仍然普遍相信暴力的功效。五十多年里的革命教育强化了暴力的基因。正如一位老干部回忆百里洲革命那段历史至今仍然激情澎湃，“对手在想方设法绞杀共产党干部，共产党政府怎么办？杀！必须杀！”以这样的情绪回忆当年，在百里洲是很普遍的情形。
现代暴力与暴力革命的历史有一种上下文关系，是一种历史的惯性。现代暴力现象在全国相当普遍，已经出现安全危机，我在百度上点击“中国农民暴力”，相关词条出现一千多个。我们已经知道在暴力革命之前，百里洲人对文化与文明的热爱并不亚于今天，当地的文化教育空前发达。美国的政治学家亨行廷顿说“暴力与识字率成反比。”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不可能脱离愚昧。
暴力革命助长了农民依赖暴力的消极心理。民族的、政治的暴力行动，确曾推动过历史，但是，暴力会使道德受到腐蚀。暴力革命使人的动物本性被激活，革命过后，暴力的种子便埋在人性深处，变态与英雄狂成为一种无意识，随时都会让他们启用暴力，只需要合适的土壤与气候。人们在崇尚暴力主义的时候，蔑视与背离人文主义是很必然的结果，反道德反文化的普遍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
内伤二：
由于历史一直对农民的扭曲，各种革命斗争使农民丧失了土地上的那些美德与活力，即使把土地重新交给他们，他们也一时难以恢复原始的能力，无法有效地经营幸福。
就革命而言，它强有力地改变着他们的品性与心性，改变着他们的性格。不识字的农民太容易被蛊惑，许多有益的观念慢慢被不知不觉地洗了出去，譬如人们靠劳动拯救自己的观念，被革命创造幸福的理想扫除，传统的勤谨自勉被暴富与仇富的心理所取代，在那个革命狂潮席卷的年代，每个农民都渴望着成为英雄，都希望一夜改变身份，过上革命所指引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生活。再譬如，在看到改革曙光的时候，便眼巴巴地等待着天上掉馅儿饼。总之，可以说，每一种革命都在激活他们的发财欲望，也在强化他们的懒惰本性。有史以来，农民就有过度依赖问题：古代农民依赖青天老爷与开明君主，近代农民依赖暴力革命，现代农民依赖政府与变革。总之，农民祖祖辈辈都希望过各式各样的救世主来解救他们，降福给他们。思想与精神代代遗传，使他们似乎一直都在期待着，又似乎什么想法都没有。
历经几十年革命后的农民，更加在消沉中生活，革命后的农民没有自信与活力，没有激情与干劲，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
历史的吊诡与真相
我们已经知道，《百里洲》探求农民幸福的全部内容，就是在力图恢复历史的原貌。这里所说的吊诡与真相，最重要的有四个方面。一、国共合作 及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非凡表现；二、土地暴力与改良主义哪个更好；三、民国时期的三农问题研究；四、民国前后的教育。这些历史有一种让我们比对的意义，真理就是在不断地比对与反思中诞生出来的。
现在谈论两岸关系及与国民党合作，已经是上上下下的热点话题。整整六十年之后，2005年4月29日，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同志踏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接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亲切会见，两党合作掀开新的一页。全世界为之震动，此岸的中国人感受到一种政治的暖流。此时此刻回顾六十年前的历史，会有一种微妙的感觉。
看似巧合，实际是政治与历史的敏感性，使赵瑜在一个历史周期性的自然转折中发现历史材料的特殊的启示，在连战进京的两年之前，2003年出版的《百里洲》对于六十年前的国共合作有详实描述，那是一种鲜有人知的亲密，双方第一代领袖竟是这样的关系：
武汉曾是革命的大轴心，两党的早期合作很扎实，军事斗争也发轫最早。两党喊出的口号都很一致，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等……他们一起创建黄埔军校，一起发动农民运动，一起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甚至还可以跨党加入友党。年轻的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他们共同的理想是革命，虽然对革命的含意有着不尽相同的解释。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新军阀，这一点却是惊人的一致，于是双方将领联合作战，成就了伟大的北伐。(P43)
想象固然改变不了既成的历史，但有助于创造一个新历史。
下面的记载，也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选拔任命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各地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均以国共合作为主导创办。毛泽东被任命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共方面于1926年10月末，始任命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国民党任命之后。
1926年11月下旬，毛泽东转驻武昌都府堤41号，主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到次年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毛泽东以该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出席。3月13日和14日，毛泽东与邓演达、陈克文等，联合向全场办公《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16日在该党全会得以通过。 这其中通过的各项关于农民革命的主张，与后来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并没有什么两样，有区别者只是在于斗争的方法上。”(P280)
在同一页，毛泽东在国民党多次会议上提出的报告，“内中推出的斗争纲领已经浸染着暴力革命的浓重色彩，而未予通过，受到否决。”
引文中说国共分歧在斗争方法，一个主张土地改良，一个主张暴力革命。
一部作品，让我们记住了它的故事，不能称其为上品。如果它能让我们产生联想与思考，让我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那它一定是有思想张力的上品之作，譬如《百里洲》。
这部作品一个大贡献，就是对历史文献的挖掘与研究。赵瑜之前这些史料已经存在，长期封存，无人问津，赵瑜在这部作品里的大胆使用，与农民问题巧妙地揉在一起，往往出人意外地给读者以启发。它增添了《百里洲》大背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我们希望能看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信史，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将是重要的。
历史出现吊诡，简直十分荒唐，没有任何逻辑性。毛泽东最早关注农民问题，这也是他政治上的起步，国民党任用他就是看中了他的这一才华与抱负(注意，毛对三农问题比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三农问题学者都更早)。他离开国民党之后，对于农民问题也一直没有放松，研究了一辈子。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得到基本的解决。而成为现今政治家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我们再来看一个基层人物的回顾，百里洲有一位资深国民党员晏子为，他从国民党在技江县举行的首次党员代表大会说起：
党部成立了……会议室里悬挂孙中山画像，两侧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横额是“天下为公”。四壁墙上贴满标语，主要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等……和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动摇旧的封建统治，两党之间正在合作中哩。(P45)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回忆仍然十分清晰、细腻、生动。基层老百姓，他们并不希望两党交恶。
上世纪20到40年代，民国时期的动乱之中，那些真诚的学者，包括那些海归派，带回欧美田野调查的新方法，潜心研究农民生活、农村自治、农业发展问题，令人惊叹与感动。今天的学术环境比过去好了许多，可是，在一个物质化的时代，除了评定职称考硕士博士的需要，会有多少人自愿做这种无功利的学问呢？赵瑜毫不避讳民国年间非共产党人的调研成果对后世的贡献，按捺不住的一种兴奋，他列数了大量国统区的研究成果，我也按捺不住对故人的敬意，或可视他们为今天学者的精神标杆：
民国时期曾经大量出版了关于三农问题的著述，有些研究成果和论点至今仍被当代学者所倚重。如商务印书馆连年印行的《中国经济年鉴》，农业占极大比重；如《申报年鉴》和国民政府赈务处编印的《各省灾情概况》；如银行学会编印，朱思煌主编的《民国经济史》；政务院30年代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有《诸省农村调查》大系列；朱其华1936年出版《中国农村经济透视》；王均衡1941年发表《卫河平原农耕与环境的相关性》；商务印书馆1941年推出乔明启编著《中国农村经济学》；上海明智书局1929年印行马罗立著《饥荒的中国》……
部分书目：《中国农民离村问题》、《全国农户离村统计》、《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国各省的地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棚户家庭调查》、《农村社会学大纲》、《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同时期发表许涤新著《农村破产声中的农民生计问题》、《中国民食问题》、《汉中田赋研究》、《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P278—279)。
这些著述，有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研究，有的是政府农业委员会的调查，有的是政府统计局的数据，大量的是学者的成果。有的课题现在看仍然具有新鲜的感觉，看看当年学者们的思路与方法，我相信读者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动。
我们只知道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回来分给农民，不知道国民党也重视土地改革，方法是赎买土地政策。暴力革命的正确性应该说在战胜国民党的同时已经得到证明，国民党的土地改良直到败退台湾之后才得以成功，虽然异曲同工，却为时晚矣。
人们说，历史是现实的，现实也是历史的。这也是对赵瑜《百里洲》极好的注解。一切都已经成为昨天，今天的百里洲，让赵瑜作何感想呢？他更多的是无尽的惆怅：“半个世纪过去了，怎么竟是这样呢？夜宿百里洲刘巷镇，江涛依旧，街市却冷。昔日‘冯口钱多，刘巷人多’之地，竟至夜无路灯，人稀车少之境。计划经济已尽散落，个体市场亦属萧条，国有码头荒废坍塌，私人舟楫夜不通航，立堤四望，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商女寻远郎，农家灶舍冰，官吏思调迁，百姓稀歌声。每当赵瑜情不自禁地叹问：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呢？胡世全就善意地提醒道：你看这满墙的报表数字，还有发展经济的标语口号，不是蛮好吗？二人遂苦笑而眠。我们住在镇上的招待所，窗外紧邻渊堤。入夜以后，偶闻江上船笛声，便想像船上满载往返于重庆至武汉的游客们，正驶过了一段近代史上曾经无比繁华喧嚣的江河。”
再看教育。民国初年的百里洲，一派和平安定景象，孤岛人的生活之所以还不错，得益于教育，文明的首要指标也无疑是文化与教育，百里洲以及所在的枝江县，曾经辉煌的文化教育很是了得：
晚清到民国初年，枝江地面上校馆林立，形成了官办书院、新式学堂、私塾、社学、义学、族学并举的格局。宣统二年，该县不仅出现了多所专业技能新学堂，而且还有正规的新式小学堂达47所，学生达到1879人。另有私塾115所，名气高的塾馆可招纳慕名而至的学生逾百人，义学4所，免费招收贫寒子弟入校学习。民初即创建了幼稚园。在抗战之前，江口镇的一所小学即可招收近千名学生。居然建有标准化的一个足球场，两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一个网球场，一个田径场。
显然，大革命之前，长江农人崇尚的并非暴力，相反，他们对文化教育才更有兴趣呢。看到那时候的教育状况，我的第一感觉，这简直是奢侈，简直让我们今天的教育无地自容。那是一百年前啊！公学私学兼有，有上面办的也有地方办的，还有不少免费招收贫寒子弟的义学，看上去都以公益为根本。虽然不叫希望学校，但是那样的教育会让中国充满了希望。
《百里洲》挖掘出的一批历史文献，让我震撼与感动。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百里洲》理解湖北人耿气、大气，今人如此，世代如此。孤岛虽小，岛民大度。外面的世界一直在扰乱着他们的日子，贫穷与富裕之间并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们曾有过那么强烈的渴望与牺牲，但今天更多的是茫然与无奈。他们，正是中国农民的缩影。
春秋笔致，章回手法
篇首提到在夹缝里阅读，意思就是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或褒贬曲折，是赵瑜的一种聪明的发挥。我更赞赏赵瑜酣畅淋漓、直抒胸臆的写法，并不情愿把他与所谓“春秋笔法”放在一起，只是借用一下古人这狡猾的概念，与章回的构架放在一起来分析，似比较相宜。
所谓春秋笔法，赵瑜过去用不着。现实题材可以开门见山，毋须拐弯抹角。在这部革命的纪实中却不得不用它，也难为了一个率性正直的作家。虽然无可奈何，但它从另一面显示出作家的智慧。用暗喻的、间接的、嵌入的写法把思想与观点显现其中。
一、对中国农民人性的解剖与鞭笞，不时地给我们以冲击。譬如农民忍耐性与暴力性的两极化表现，要么是长期的隐忍，要么是趁机会的疯狂。我们分析到农民革命的动机问题，主体地位与社会末梢之间的关系，农民的依赖思想懒惰习性并不是作者直截了当地展示给我们的，需要我们稍微细致一点的阅读。这无疑是农民人性的一大弱点，可以说也是长期贫困的原因之一。
二、土地革命的质疑。如前所述，我们从不怀疑暴力土地革命的唯一性，现在来看，理论上还有改良一说。从效率和彻底性上看，暴力革命可以解决问题，从人性上看，改良主义保持了人性善良的一面，避免大量的伤亡，减少与克服人之间的仇恨，让人性向美好的方面发展。
我很欣赏赵瑜这部著作的章回体，它的文学成功超越了以往任何一部。《百里洲》堪称传统意义上的章回结构，章回语言。语言尤为精致。《太行山断裂》是章回体，《马家军调查》也是章回体，而《百里洲》的章回体大有新的气象，更加圆熟。在叙事和语气上更贴近中国传统评书与小说，怵目惊心的历史事件更加扣人心弦。特别是每个章节前的微妙微肖的开篇词，让我很欣赏，洗练，概括，承上启下，非常完整的对仗，以及特有的节奏感，读起来荡气回肠，百感交集。多以排比方式表述故事与思想的要害，文字的力量与动感让人兴奋。而与传统小说相区别的是，它不单单是故事上下文的需要，还是对思想精华的提炼。下面是随手拈来的第一章与第十章开篇：
乙亥大水史册赫然，长叹天灾亦恨人祸。江南世代多鱼米，沙洲一年两洪荒。七月首淹洲民忍耐，贪堤绅留下性命，新垸虚筑再毁秋水，二茬粮尽没汪洋；腐败涤灾难，绝望伴凶杀。彪形大汉头里走，愤怒灾民提刀来。朱翼芝自投牢狱保残命，杨亚洲不舍田契刀下亡。鄂省堤防巨款，八次掠夺惊心。大火映南天，碎尸染碧水；自然灾害叠加贫富冲突，农民暴力推演革命初澜。
史册彪彰湘楚尚武，当然豪强两湖壮烈；雄侠游勇九路杀敌自立门户，战区政策人头活虏枪赠儿郎。赵益之死守百里洲日军挫败，飞行员迫降沦陷区奇兵救出；张缵严明军纪舍爱将，倭寇礼敬战神畏忠魂；邹大汉虎跃狱笼多创建，国五师官收义士少真情；战时管制人在营中坐，国难商机利从江上来；贼侵孤岛火焰万丈，刀屠五载创痛弥深。珍奇野战史，疏忘后来人。
一个大手笔的作家，无疑从一下笔就见真功夫，于是那老道而有力量的文字如泉水般汩汩涌来，浸洇全书。古典小说的词性、句式、语气、语速，无论对共产党人，还是对恶霸无赖、绿林好汉、土匪流氓的描写，煞是细致好看，充满动感，充满活力，还有满溢的情感色彩，很有小说的文气。优美生动的文字俯拾即是：
“到了1940年6月里，牢墙狱外轰然传来日军空袭长江城镇的爆炸声，邹大汉子明白，老子不满30呢，重活此生的机会来了。彼时市面大乱，狱中警士尽已神不守舍，且与老邹厮混得烂熟，早晚看管间便疏漏了正课。也说不定，狱警们暗中看好，让这位大爷留下炸死，不如纵猛虎出山抗日杀贼。总是原因多多，当又一次空袭来临时，不知怎的，邹大汉子锁链脱身，趁着开锅一般的混局，光着膀子，越狱奔归乡里而去。”(p128)
“正议事间，有探子来报，称国军退往江南时，曾将几十条步枪和多箱子弹沉入附近堰塘，不知谁家所留。邹部人等闻言大喜：‘那便是给咱爷留下的贺礼，别人使得用得，咱们也便取得！’”(同上)
我们都能理解到作者的本意，甚至这样的笔法，古老的章回语言体式，更给读者以真历史的沧桑感，比起《马家军调查》，从清末、民国写到解放建国，画出一幅百年历史、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地图，合起来便是一幅人文地图，为了历史的纵深感，《百里洲》正适合这样的编排。
在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漫长计划经济的国度，《百里洲》作为一部庞杂而又浓缩的文学报告，呈现历史广阔的同时浓缩历史的精华。而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真相，是确凿无疑，是无可辩驳。不能像我们纠正前人一样让后人明天再来纠正我们，而我们知道，作家的调查采访， 有它的方法与技巧问题，赵瑜作为报告文学大家，我相信他的作家人格与文学魅力，他的调研方法，敏锐与胆识，思想与学养，率真的文风，崇高的文学信念，都在成就他的《百里洲》。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天时地利的潜在作用，基层农民和干部为他的创作提供大量历史材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加之“湖北佬”的耿直性情，催生了《百里洲》如此丰富、厚重的文学和学术的果实。
结语
孤岛终究是孤岛，怎一个孤字了得，历史地理已经决定了这里的孤苦伶仃。幸福生活是这里数万岛民的渴望，曾经革命如火如荼，而今迈步重头开始，只是此革命不同彼革命也，这次应该是一场真正意义上改良“三农”的革命。不论《百里洲》还有多少深意，我愿意这样理解农民与革命，革命与农民一言难尽的关系，这样理解赵瑜对中国农民的祈愿。
犀利而温暖，尖锐而柔和，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动！在《百里洲》的细细品读中，所获难以名状的深刻，那不是通常径直而明了的深刻，而是一种深含的、弥散性的深刻，它来自革命的惨烈的正面，而它更来自其背后，那是看不见的刺痛，却持久，难以言说——那兴奋的过程与悲苦的结果。不是为目标的流血而是为它的消失的无奈，不是作为主体的价值而是作为末梢的无情。虽说历史是过眼烟云，毕竟有烟云从我们眼前飞过，虽说历史如同大雁飞过，它奋力的鸣叫毕竟让我们仰望。可以感觉安慰的是，转瞬即逝的烟云与鸣叫，终将被良知保存下来。
百里洲是江中孤岛，倘若没有人类的垦荒，可能早就被长江淹没，人，是社会汪洋的孤岛，只有不断地改良自我，才能避免被汪洋吞没。
我相信，《革命百里洲》的意义绝不止于当地，也不止于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