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读赵瑜等著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时间，但发生在2010年3月28日的那场王家岭矿难，提起来却依然记忆犹新，它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格外清晰难忘的印象。王家岭矿难虽然有多达153名矿工被困在地层深处，但经过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方积极营救，最后115人得以生还，其余38人不幸遇难。与其他那些同样屡屡发生然而生还者却为数寥寥的矿难相比较，这次王家岭矿难，居然能够有115人被救生还，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建国后矿难营救史上的一个奇迹。很显然，在矿难频频发生的中国，王家岭矿难之所以看起来特别引人注目，既与矿难本身有关，更与这样的一个营救奇迹有关。

　　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一种以人为本的观念确实已经开始逐渐深入人心。我们注意到，这次王家岭矿难发生后，不仅有以政府为主导的各方积极营救行动的迅速展开，而且，更有电视台作为一种强势媒体差不多从头至尾全方位不间断地直播了整个救援过程。王家岭的矿难救援直播，可以说牵动着无数中华儿女的心。这种电视直播形式本身，就意味着以人为本理念的一种切实践行。

　　电视直播可谓是新闻报道的一种最新形式，而新闻报道与报告文学的一个共同点，却是对于事件真实性的追求。照理说，既然电视台已经秉承着真实性的原则对于本次矿难以及营救过程进行过同步直播，那么也就没有报告文学什么事了。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在电视以及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都已经全面立体地报道过王家岭矿难之后，山西省作家协会的赵瑜等五位作家为什么还要再次对于这一事件及相关当事人进行深入的采访，并且要写出《王家岭的诉说》(首发于《中国作家》纪实文学版2010年第7期，作家出版社2010年9月版)这样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呢？

　　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差异颇大的真实概念。一种就是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等一力遵循的浅表层次的现象真实，另一种则是报告文学作家们所欲探寻的更深层次的本质真实。之所以会存在如此鲜明的差异，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报告文学从本质说其实是一种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报告文学作家却必须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附丽于现实问题之上，直陈其事，直抒胸臆。他们的言说不大可能借助于什么艺术伪装，也失去了种种艺术手段的保护。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言说与其说是一种作家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知识分子行为。这也就是说，与其他作家相比，报告文学作家更容易行使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与其他写作相比，报告文学写作也更能够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写作。”(赵勇《论赵瑜与他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国作家》2010年增刊9月号)之所以强调报告文学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行为，就是要从根本上凸显出报告文学作家一种对于事实进行沉思的本质特征。对于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他的写作目的并不仅仅只是对于表层事实的客观呈示，更是对于事实成因进行一种深层次的思考与追问。在我看来，赵瑜等五作家在电视广播报纸之外依然要进行《王家岭的诉说》的写作，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五作家通过尊重个性、分头采访、材料共用，最后由一人统一撰稿的方式，完成了对王家岭矿难的叙述。说实在话，在已经通过电视直播方式经受过一次情感的冲击之后，《王家岭的诉说》以其新的表现形式以一种深沉的理性沉思力量，再一次构成了对于我们心灵世界的强烈冲击。当发生在矿难中的那些令人或同情、或感动、或悲愤、或沉思的画面和声音业已被新的新闻材料、新闻事实所取代，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鲁迅所谓国民的“健忘”本能悄然发生作用时，这部报告文学以一种画面和声音替代不了的独特品质证明着人间灾难的存在，证明着矿难中无数生命的陨落。作者们以一种不懈追问的方式，把此次矿难事故放在了历史的坐标系上来加以书写。随着阅读进程的步步深入，生活中那些假相的面纱开始被层层剥离，矿工(其实都是来自于乡村世界中的打工农民)艰难的困窘处境渐渐变得公开，成为了一种不无荒谬色彩的真实，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读者的情感底线，令人在难忘的记忆中发出久久的喟叹。与那些新闻媒体所做的报道相比较，可以说，这样的书写更让我们感到震惊，更能够引发我们的深思！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全面论述《王家岭的诉说》的深层价值，但赵瑜等人以王家岭矿难为切入点，对于近百年来中国矿难史所进行的深入反思，却具有着读来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艺术效果。在我看来，作家们之所以要从王家岭的矿难，首先追溯到发生于1949年的山东淄博矿难，然后再追溯到发生于大跃进期间可谓惨绝人寰的大同老白沟矿难，其意图正在于藉此而对矿难近乎于相同的成因进行鞭辟有力的探询与反思。只要简单地联系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这几次大的矿难的成因，实际上都与我们的领导者不顾客观规律，漠视矿工生命，一味盲目地追求进度和产量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关于这一点，赵瑜他们在作品中其实已经有着深刻的揭示：“我想到，这场发生于1960年的‘大同矿难’与1949年的‘车七矿难’，其成因虽然多有差异，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激进的政治革命背景下，急功近利，漠视生命，以严重的官僚主义代替崇高的科学精神。”“违犯客观规律瞎指挥，必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盲目跃进，争抢速度，恶果便会突来，生命便会成为牺牲品。而今天的现实，依然沉重。”如果说，此前发生的大同和车七两次矿难的成因，更多地与当时的激进政治存在着紧密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王家岭矿难实际上就是过分追求经济效益所导致的严重恶果。无论是政治也罢，还是经济也罢，归根到底，还是对于普通人生命价值一种漠视的结果。能够把王家岭矿难提升到这样的一种精神高度来加以思考和认识，所充分体现出的，一方面是五位作家强大的理性表现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深刻真诚的悲悯情怀。

　　很显然，如果更进一步地追问下去，自然就会涉及到我们这个现实社会更加内在深层的社会机制问题。设若不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机制，那么令人总是格外震惊悲伤的矿难当然也就不会如此频发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作品中所举出的一组数据，就不难得出相应的结论来。“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为2.4，即每产200万吨煤，要死5个人。这一比率高于印度10倍，高于俄罗斯50倍，高于美国100倍。我国每年实际死于矿难人数7000人，美国则在30人左右，在许多国家，某些年份已经达到‘零死亡’。”必须承认，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既是残酷的，同时却也是真实有力的。这样一组可谓是反差极大的数字对比，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结论其实已经不需要再说出来了。在这样的一组数据中，在赵瑜等五作家合著的这本《王家岭的诉说》中，我们再一次真切地领受到了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理性沉思力量。

　　阅读这本沉重异常的《王家岭的诉说》，在我，是一次只有几小时的短途旅途中的事情。至今都记着当时的阅读情形。车窗外飘着的，是不无凄迷感觉的绵绵秋雨，耳中不时传入的，是车厢内嘈杂喧嚣的人声，但我的整个身心，却完完全全地彻底沉浸在了王家岭的世界之中。我要说，在那个时候，赵瑜他们确实用真实的书写征服了我。以至于，那些情不自禁的泪水，总是不期而至地袭击着我。在被感动的同时，我的思绪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关于中国矿难的沉思之中。尽管已经有过无数次的沉痛教训，但是我们的矿难却为什么还是不断会发生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彻底地与矿难诀别呢？在这里，我只能说，我们真诚地期待着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2010年9月30日下午四时许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