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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好诗词》看电视文化(梁晓声)

//m.zimplifyit.com 2014年10月14日09:47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梁晓声

  《中华好诗词》是河北电视台的文化综合类节目;我某日在家中吃晚饭时,手持遥控器反复搜寻,无意间发现这档节目,随即被吸引了。以后我便成了它的稳定观众。再以后,竟作了两期《中华好诗词》的现场嘉宾,与制作该节目的年轻人们交流过一些看法。对于他们在如今一味追求收视率、唯广告商马首是瞻的电视文化现象泛滥的情况之下,肯为传播中华好文化兢兢业业、齐心协力的精神心生敬意。

  电视机本身是一种家电产品。由于其问世以来、必然地成为比报界影响大得多的、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声像同步的信息载体,所以使电视台具有了社会公器的性质。进言之,不了解不承认这一点的任何人,是不太可能既在经济效益方面经营好一家电视台,同时又对社会公众负起社会公器之所以为公器的责任的。

  电视文化所传播的信息内容,虽然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内容的传播,却始终是各国各电视台的极重要的内容。缺少了这一内容的电视台,不论经济效益多好,那也还是算不上办得好。

  文化是大的概念,娱乐节目是电视文化不可忽视的内容。甚至也可以说,作为社会收视公器,忽视娱乐内容是不完整的、片面的电视文化理念。

  在考虑到电视文化的同时,也考虑到这一社会公器如何成为社会益器,并且宁愿承担起使之成为社会益器的使命——有无这样的思想与理念,决定了哪一电视台有《中华好诗词》一类节目出现,而哪些电视台千呼万唤始不见,一味只在“娱乐”二字上折腾不休。

  须知,使公器最大程度地变成“娱乐公器”,绝不是电视文化的良性发展方向;只有使公器主动地承担社会益器的责任,才是最广大受众乐见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前途更加宽广的发展方向。

  以为娱乐是电视受众的第一选择的判断,乃是身在误区的判断。电视收视率的降低,受众的减少,并非主要由于电视从业人士们在制作娱乐节目方面还不够挖空心思——首先是由于网络文化现象的冲击,手机文化现象的冲击更是有目共睹。其次,是由于某些电视从业人士轻率地放弃了在“文化”这一概念之中仍可以有所作为的信心,将好节目的概念缩小成了“最娱乐”的节目的偏狭概念;所谓作茧自缚。不但缚己,还企图缚更多更多的观众。

  而在“文化”这一概念中,究竟能否制作出也很受观众喜欢的节目呢?

  回答是肯定的:能。

  河北电视台的《中华好诗词》证明了这一点。中央电视台的《汉字听写》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好诗词》苦心孤旨地在节目中融入了夺冠元素,力图使之寓乐于文化传播;《汉字听写》同样融入了夺冠元素,节目本身决定了其不可能具有多么强的娱乐色彩,却也同样吸引人。

  我并不认为以上两档节目都是完美的节目。同时我认为,对于电视文化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完美的节目。

  也许,正因为电视节目注定了乃是不可能达到完美的节目,才使唯收视率观点,唯广告收益标准成了界内的不二标准、“硬道理”。

  《中华好诗词》、《汉字听写》这一类节目,是力图将社会公器变为社会益器的节目。对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对引领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进入比娱乐视域更开阔也更有益于丰富知识、激活感性思维脑区这一点上,具有着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探讨、总结经验、进入电视文化新天地的示范性、启发性。

  说到激活青少年感性思维区——这又恰恰是我对以上两档节目仍有期待的方面。

  现在看,《中华好诗词》也罢、《汉字听写》也罢,所比所赛的,都还是青少年们的记忆能力。具有超强之记忆能力像具有其它一切优秀能力一样,也是幸运的和令人羡慕的。但中国之青少年们的脑功能,一向所运用的往往便是记忆力,甚至唯是记忆力。在缜密的理性逻辑思维和活跃的丰富的感性思维方面,却往往运用不够,疏于被训练和自培养。《中华好诗词》的参赛者们,记住了那么多好诗句的同时,也了解了较丰富的相关知识。从那些相关知识中,节目编导者们能够归纳并提出“活的”问题吗?

  如:可以说中华好诗词是博大精深的吗?

  若回答可以,那么何以证明?

  这种“活的”区别于记忆力考问的问题,会促使选手们现场快速地进行高级于记忆能力的脑区反应,作出“活的”体现思想能力的己见性回答。那么,节目现场所呈现的,也就不仅仅是记忆力的比赛,同时还有思想火花的闪射了。

  《汉字听写》几乎是中学字词默写课堂的节目化。区别于课堂默写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正确与错误的写法通过电视的传播功能,将使电视机前的一切年龄的识字群体加深印象。

  但,若想到中国许多汉字是有文化基因的,其文化基因是有演变史的;并且,许多汉字在被“创造”之初,折射着古人的思想方式,甚至折射着古人的颇具哲学意味的思想意识——想到这些,我们就难免对仅仅胶着于记忆力比赛的这一档节目有颇不满足之感了。

  我觉得——记忆力比赛虽是此类节目不可或缺的元素,若能也加入相关知识的传播,节目则会更好。若还能呈现“活的”认知思考的回答、交织、碰撞,则好上加好。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贵州电视台的一档节目《让世界听见》。

  自从《中国好声音》播出后,许多电视台都出现了同类音乐节目。这些节目有其共性——通俗的流行的唱法为主,摇滚才是气场充足的歌风。

  而《让世界听见》不同,参赛歌手们所唱大抵是民族歌曲。我无意间看到的那一期节目,歌手们所唱的还是集体前往西藏采风后的自创性歌曲或传统民族歌曲。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兄弟民族的歌曲魅力长久。然而民族歌曲的呈现平台在电视音乐节目却日渐边缘了。

  《让世界听见》再现了民族歌曲的动听美点,因而像《中华好诗词》一样对电视文化具有示范性、启发性。

  令我不解的是——它穿插了未免太多的花絮,加上广告时间,大约2/5的内容被占去了。尤其不解的是其淘汰方法——每位歌手都无一例外地接到参赛通知了,并且都按时报到了;这时他们才被告之,六人中将有一人按“淘汰”规则不能上场演唱。于是他们分别被关在小格子间里,期待着助理主持人的通知。所穿插之花絮,无非便是选手们忐忑不安的情形——下一位上场的是谁呢?被如此无情淘汰的竟会是我吗?

  我个人无法作出统计,故无法知道在喜欢这一节目的观众之中,期待着听到歌手们演唱新民歌的人数是多少?而巴望着看到歌手们纠结不安之表情的人数又是多少?

  如果居然后者居多,我便很有几分替这类音乐节目感到悲哀了。如果毕竟还是前者居多,那么我想不明白节目设计人士们又是何必?

  我虽是无意间搜索到了这一节目,但立刻喜欢上了。

  一些多么年轻的歌手呵,一些多么热爱歌唱的歌手呵,又是一些多么具有歌唱天赋并且多么敬业的歌手呵——他们集体深入藏区体验生活,激发灵感,自行创作;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要声情并茂地献歌于人们……

  作为观众的人们仅仅欣赏他们的歌声真的不够吗?非得看他们形同被捉弄的样子才能大获视听满足吗?

  我相信那样的人是有的。但即使有,一档原本对电视文化具有示范性、启发性的好节目,非要靠迎合那样一些人的心理满足才算成功吗?若不迎合,收视率真的就会很惨吗?

  我是绝非排斥文艺之娱乐元素的。为了多吸引一些人们的眼球,有时挖空心思插入搞笑元素,也是我极能理解的。

  但——若以为一味地迎合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想象出来的观众心理便是收视率的万应灵丹,此种节目设计理念却是我一向保留疑义的。

  《让世界听见》这一档节目,依我想来,因其所具有的好节目的示范性、启发性,是应该在电视音乐节目史上记下一笔的。

  难道,在那些青年歌手们深入生活、采风创作的过程中就没有什么令观众开心一笑的事了么?有节制地剪辑成花絮,不是比让观众看到他们接近于被捉弄的不知所措更有满足娱乐的品味吗?

  我希望《让世界听见》有所改变。改变之,我将更喜欢它,对它在传播民歌魅力方面的作用更起敬意。如今,对于高官们的政绩的考察,已不单以GDP指标作为依据了。单纯GDP观点的政绩导向,其危害也已获得共识。

  同样,我认为对于电视文化,单纯收视率观点也会将电视文化引向歧途。

  如果不但承认电视台是承载电视文化的社会公器,也承认由公器向益器的发展是良性发展,那么,一切电视从业者,首先是各电视台领导者,内心里就应有这么一种理念——勿使公器最大程度上变成娱乐之器,那将会使电视文化日渐滑向穷途末路。

  娱乐是人类天性,也是人类文化、文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但超越娱乐满足同样是符合人类天性的,更是人类文化、文艺延续至今,至未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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