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四百年来长演不衰,并且衍生出了不同的面貌——人们常用“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来形容其作品的多面性。其实莎翁笔下善变的角色又何止是哈姆雷特,比如他塑造的另一个悲剧角色麦克白,我总觉得其面目甚至比哈姆雷特还要诡谲暧昧。
今年有幸观看了两部有关“麦克白”的好戏,皆可以称得上是离经叛道之作。一部是在纽约驻演多年的《Sleep No More》,截取了原著首尾两处的杀戮情节,活用了欲望、权力、贪婪、命运之类的关键词,主体剧情却和原著没有太多关系,且表演手段大胆前卫,观者如体验了一把时尚的“密室逃脱”游戏。另一部则是刚刚结束了在国家大剧院首轮演出的《麦克白》,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监制,中国导演黄盈执导,叙事主线完全忠实于原著,台词只删不改,浓缩为只有六七名演员、时长不足90分钟的小剧场剧目,更重要的是,生生把一出冷酷嗜血的大悲剧,演绎成了笑料百出的讽刺喜剧,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
将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改头换面成喜剧作品,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汤姆·斯托帕的《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已死》,把《哈姆雷特》中的叙事焦点平移到两个龙套角色身上,从而使人们看到这一悲剧叙事中潜藏的荒诞性。黄盈对《麦克白》的处理与之类似,他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具体角色命运的关注拉伸开来,如同电影中的景别从特写切换成中景,从而巧妙地削弱了附加于人物身上的崇高感,再去考察每个角色在事件进程中的腾转挪移,所有的剧中人看起来都像是疲于奔命的小丑,被他们本已写就的宿命操纵和戏弄。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与喜剧的区别有一番深刻而精准的判断,他说前者“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而后者“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这一版《麦克白》对人物形象所进行的演绎手法,似乎是对此说的趣味性实践。我们读莎士比亚所塑造的麦克白,总还是敬重其为一代枭雄的,他骁勇善战,所向披靡,虽出于对权力的贪念而犯下杀戮的罪孽,却也因此备受精神的煎熬。但黄盈却有意将其处理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这个麦克白一登场,便是个在镁光灯下搔首弄姿的虚伪者,在他看似庄重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一个卑鄙且龌龊的灵魂。他同样对于杀戮心生犹豫,也同样被亡者的鬼魂搅得焦头烂额,但这些不过是其怯懦的本性所产生的恐惧,与道德伦常无关。
不仅麦克白如此,剧中的每一个主要角色,如班柯和麦克德夫,同样被如法炮制戴上了类型化的滑稽面具。他们表里不一,见风使舵,一切庄重严肃的台词都不过是华丽的伪装,在表演者夸张的情绪转换之间,呈现出一种漫画般的效果。黄盈对于权力角逐的解读,带有一种似乎是传承自话本小说的市井气息,其对政治生态环境的揣摩,颇为符合乡野民夫对深宫庙堂的虚构和演绎,这也使得全剧的整体基调带有一种世俗气息,足以将原著中所显现的贵族气质消解得荡然无存。于是,当这样一群粗鄙小人堂而皇之地大段诵读着经典诗体台词的时候,莎士比亚越是刻意营造崇高悲剧情怀的段落,就越是显得充满戏谑意味。
不过,对于经典文本如此颠覆式的演绎,并非尽善尽美。由于二度创作与原著的逻辑相互背离,随着情节的深入,二者渐行渐远,但受制于台词和情节只删不改的自我限制,难免出现叙事断裂之处。尤其是临近结尾,麦克白和麦克德夫必须要经历一场命中注定的生死搏杀,但这两个伪君子又如何能够像英雄一般光明磊落地进行一场悲壮的战斗?该剧显然没能自圆其说。换个角度来看,经典文本强大的不可违抗的力量,竟是如此令人望而兴叹。
正如创作者对于原著的改编处理是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精细研读基础上的,观看者也必须对原著十分熟悉,才能够领会改编的用意,捕捉到其中的喜剧意味。但是以我观剧时所感受到的剧场气氛来看,大多数观众似乎只会被一些带有恶搞意味的噱头激发出笑声,那些与原著息息相关同时又处理得很是精妙的包袱,却很难引发观演共鸣。据说,这出戏不久前在日本利贺戏剧节上演出时,尽管台词说的是中文,但当地观众却能准确无误地在恰当的时候爆笑。我不得不说,中国观众的经典阅读经验,实在是有待提高的。
当然,一些意识相对保守的观众或许无法接受这样的经典改编,毕竟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悲剧总是要比喜剧更高级一些。但是倘若我们能够认同弗莱以四季的更替来划分文学类型,既然秋天的悲剧属于莎士比亚那个文艺复兴的时代,那么在当下这个文化的冬天里,或许反倒是讽刺文学更应景一些。《麦克白》中有一段台词常被人传抄:“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今天再读这句话,我不由得想,这何尝不也是莎士比亚留下的一句极富讽刺意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