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可以说是河南现代戏创作中被表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上世纪60年代，在穆青等人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全国掀起 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河南戏剧舞台上就涌现了几十个版本的“焦裕禄”。但是，受当时创作观念的制约，这些戏难以真正触及深层的生活矛盾，较多是好人好事的 一般性展示，并没有出现震撼性的力作。上世纪90年代初期，河南戏剧界又出现了数台表现焦裕禄事迹的剧目。这些作品较之上世纪60年代有了一定提高，也力 图根据戏剧规律设置矛盾冲突，有些事件或场面写得比较感人。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仍存在着明显的缺憾：只注意展示“英雄事迹”，而缺乏在更深更广的时代背 景上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与同一时期出现的电影《焦裕禄》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
新世纪重写焦裕禄，是我创作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煎熬的一次创作经历，几乎是在绝境的挣扎中寻觅前进。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既 写出新意而又不脱离大家对焦裕禄的“经典”印象，如何把半个世纪前的遥远往事写得既有历史深度又能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认知相沟通。
这触及到对兰考“三害”的认识，更触及到对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反思。如果还是囿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材料、老故事、老视角、老手法，恐怕很难超越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出现过的焦裕禄题材戏剧，很难吸引、感动当代观众……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也走访了许多过来人，深深地认识到，兰考的灾难，既有天灾，更有人祸。兰考在1957年之前，由于植树造林，自然面貌已经有 了很大改观。正是1958年滥砍滥伐林木，违反自然规律乱改农田，才造成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害”重新肆虐。当时焦裕禄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困难的局 面。他肩负着党组织的重托来到兰考，要凝聚人心，抗灾治灾，为民造福。然而，恰恰当时的许多路线政策并不能提供这种支撑，甚至还与其相抵牾。作为一个清廉 务实、与百姓心心相连、具有大爱情怀的共产党人，作为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县委书记，他面临着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他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同时，其内心 深处的纠结和困惑也是必然的。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穆青他们写焦裕禄长篇通讯时不可能触及到这个层面，那是一种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那么将近半个世纪后，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如果现在我们重写焦裕禄仍然不能清醒坦然地面对历史、反思历史，那么重写这个题材的意义究竟还有多少呢？我们还能在 多大程度上使这个老题材焕发出新的思想感召力和艺术魅力呢？这种认识应该是重写焦裕禄的思想起点。
在豫剧《焦裕禄》剧本中，我采用的故事素材既有老的“经典素材”，也有其他焦裕禄作品未曾关注、未曾使用过的新素材。但所有的素材，我都力图用新的视角、新的手法，强化、开掘其中的戏剧性和思想内涵，使其呈现出新的审美风貌。
“购买议价粮”是电影《焦裕禄》首先使用过的素材，在豫剧《焦裕禄》中，它被强化、延展、升华，成为全剧分量最重的“核心事件”，也是对焦裕禄 党性、人性的一次巨大考验。购买议价粮在当时是一种危险的“擦边球”，极可能因“违反国家粮食政策”而遭致严厉惩处。所以，当县长张欣理提出买议价粮的动 议时，焦裕禄犹豫过、担心过。但是，浮肿病的不断蔓延，乡亲们一个个饿倒的现实，宋铁成的猝然去世，深深刺痛了他，警醒了他。在执行政策的“原则性”和生 死攸关的“人性”较量中，人性中的大爱、恻隐再次占了上风。面对调查组“政治高压线碰不得”的提醒，他愤然呐喊：“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面对“张 欣理已经把责任都担起来了”的“善意保护”，他勇敢担当：“真有错我担责任，纵受处分也甘心。”疼百姓、爱百姓、为百姓着想，使焦裕禄最终有勇气突破特殊 时期某些错误政策的局限，作出超出常人的行为选择。剧作正是在焦裕禄内心的犹豫、权衡、纠结的痛苦中，在突破政策局限的艰难抉择中，显示出其人性的光辉。
“病床上痛斥韩大刚”一场是《焦裕禄》对当年“浮夸风”运动的一次痛切回应。“浮夸风”是当时除却天灾之外，给国家造成灾难的巨大“人祸”。作 为亲历者，焦裕禄对它带来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当得知韩大刚虚报产量后，他痛心不已，斥责韩大刚：“过量征购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这不是天 灾，是人祸！”“兰考的百姓已经够苦了，我们不能再亏了百姓啊！”在这里，焦裕禄的党性和对党的忠诚，与对百姓的悲悯之心，与善良人性是融为一体的。
真正的党性与人性中的“善”应该是融通一致的。焦裕禄说：“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是咱们党的根本宗旨！”这是他对党性最朴素的理解，也是最通俗 最贴切的表达。50年后的今天，当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饥荒，走上富裕，然而贫富悬殊、干群关系紧张又成为令人深切忧虑的社会问题的时 候，这些最普通的家常话却具有了振聋发聩的力量。其奥秘就在于其朴素的人性力量对当今社会现实的针砭和观照，契合、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和群众的强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