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焦裕禄这句简单直白的话，是豫剧《焦裕禄》最打动人心的一句唱词。它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一个官员的良知，而在政治问题大于一切的特殊时期，这句话的提出、坚持和实现，则经历了更艰难的痛苦、挣扎和斗争。
吃饭，是百姓日常最重要的事情。对于灾荒之年的百姓来说，吃饭问题更是天大的问题。焦裕禄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天灾人祸的时期。1962年的中国，刚刚经历过政治“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的兰考，是整个中国的缩影：风沙盐碱使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大批饥民外出逃荒要饭。豫剧《焦裕禄》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
大雪纷飞的兰考火车站，深夜探访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见到成群结队、拖儿带女出外逃荒要饭的饥民，心痛不已、愧疚不已。听到劝阻饥民出外讨饭的“劝阻办公室”主任顾海顺说，上级领导因大批群众外出讨饭“脸色很难看”，焦裕禄说：“不能光看领导的脸色，也要看看父老乡亲的脸色”。顾海顺说“没粮食神仙也不中”，焦裕禄回敬道：“饿着肚子还不让讨饭，那是要出人命的。” 顾海顺又说出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这算啥，关键是我们在政治上不能出现问题。”焦裕禄闻言果断下令，撤销“劝阻办公室”，成立“治三害”办公室。然而兰考毕竟没有粮食，焦裕禄能为车站灾民做的，只能是给他们提供热水，让他们顺利扒上火车，并告诫他们“虽讨饭咱也要遵法守纪”、“平安出平安入”，劝告他们“为救急逃荒是权宜之计”，“有志气靠双手开创新局”，相约明年春耕时回乡种田。焦裕禄的这些言论、做法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的。然而，这些又何尝不是最实事求是、体察民情的做法呢？
夜访治沙能手、林业技术员宋铁成一场，是焦裕禄为解决兰考风沙问题，起用专业人才的举措。他为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宋铁成平了反，鼓励他为治风沙献策献计。以工代赈，不但解决了种树治沙的人员问题，也解决了赈济灾民的问题，一举两得。然而，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群众因饥饿导致的浮肿病越来越严重，赈济之粮从何而来？一筹莫展的焦裕禄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违反国家粮食政策，采纳了采购议价粮的建议，到粮食丰收的登封县购买粮食。然而，这一举动被人举报，地委派调查组严查此事，作出了处分出面办理此事的副县长、保全焦裕禄的决定，并查封了买来的粮食。一面是饥肠辘辘的群众，一面是自己的政治前途，焦裕禄面临艰难的抉择。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焦裕禄最终认识到：“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饿死人绝不是党的政策”，决定把粮食分给饥饿的群众，做好承担一切责任的准备。
让群众吃上饭，是焦裕禄在艰难时期的工作宗旨，也是焦裕禄爱民思想的重要表现。忘我，是焦裕禄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的境界与精神。在群众利益与政治前途的冲突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实现这一目的。他忘记了个人得失、利益，也忘记了自己日渐严重的肝病。该剧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事”来体现焦裕禄的忘我精神，风雪夜车站慰民、不惜得罪同事而撤销“劝阻办公室”、顶着政治高压、冒着受处分的危险购粮分粮，均是借事写人。此后，该剧把重点放在焦裕禄与病魔做斗争上面，以此进一步表现焦裕禄忘我工作的精神。疼痛袭来之时，他拿起茶缸盖顶在肝部，以至于他坐的藤椅扶手都被顶破了——这一幕观众都再熟悉不过了。暴风雨之夜，焦裕禄忍着肝脏的剧烈疼痛，亲临抗洪救灾现场指挥，当扛麻袋的群众倒下之后，他不顾一切，冲下河堤，捡起地上的麻袋，想要堵到缺口之上，却终因病体虚弱，倒在抗洪现场。这一切，都强烈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即使是躺在病床之上，他仍然心系兰考人民。他从报纸上读到有关兰考县瓦窑公社大灾之年大丰收的报道之后，满腹疑虑，他质问村支书韩大刚粮食亩产有没有水分？有没有虚夸？他沉痛地指出，提供粮食产量的虚假数据，就会造成上级的错误决策，过量征购，又必然导致老百姓口粮的减少，这又重新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他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不是天灾，是人祸。韩大刚羞愧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按焦裕禄的嘱托降低了虚高数据，返还了征购过头的粮食。
焦裕禄的事迹脍炙人口，近年来，有关他的影视作品更使焦裕禄形象深入人心。豫剧《焦裕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戏剧节奏张弛有度，戏剧冲突扣人心弦，塑造的焦裕禄形象鲜明，感人至深。不久前，该剧在保利剧院上演时，几乎每一场、每一个精彩唱段，都赢来观众热烈的掌声，这在戏曲演出中是不多见的。这掌声，是给好人、好官、好戏、好演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