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坚守、创造与开拓

　　办这个论坛本身就是一个意在变革与创新的举措——为了理论评论事业的长青，为了文化的积累，为了开辟新的坦途。大家都知道，评论家很难获得和作家、诗人等量齐观的名望和声誉，无论是从国民教育体系的关注、文化史的书写、还是他人的引证等等，评论家似乎不太可能获得更大的声望，或许这就是宿命。作家、诗人在颁奖台上接受祝福和喝彩的时候，评论家和编辑、记者是一样的，他们往往在台下、在幕后、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凝视和领受着对别人的喝彩。

　　闽派理论评论家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极有学术渊源，极有创造活力，在相当程度上说，他们所获得的声望，是别的理论评论家难以企及的，说明他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而我觉得这种自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树立起来的，这种自信说到底透露出来的是对文化品格的坚守，是勇于创新精神使然。

　　从闽派评论家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代一代学人对古今中外思想文化资源运用的创造性贡献。比如在文学理论评论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古典文艺理论、西方古典文论，还是后现代理论等等，闽派理论评论家兼收并蓄、创造性运用，他们凭借着他们的文化实践勇气，创造性地运用所有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有所超越，从而推出了大量新的成果，延展、开辟了理论可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永远是个大课题，处理不好理论就是空的、灰色的、僵死的。闽派评论家建立了良好的传统，给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更好地介入文艺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孙绍振也好，林兴宅也罢，他们在当年的时代氛围之中，以自己的理论武器，实践勇气，理论、解剖、说理、论辩，形象而具体地解答了当文艺理论、文艺批评遇到文艺实践的时候，如何发声，以及如何能够切实推动创作，推动文艺的发展等问题。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总结，不单是范式，也包括文化情怀，其实都是极有力量的。

　　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都是言说、都是表达方式、都是精神文化存在的外在方式。闽派评论家在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的言说方式上，我觉得同样提供了非常好的范式。大家可以读一读、体会一下谢冕的诗论，他的所有诗论都是可以当作诗来读、当做散文来读的，能够读到很多在别的诗论里读不到东西，当别人的评论在术语里兜圈子的时候，他感性地进入文本、进入诗的核心，在里面可以感悟到评论家的体温、脉搏、呼吸，这同样是创造的结果。

　　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对于凝聚价值共识，对于确定民族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对于树立核心价值观，同样也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闽派理论评论家在这方面也很有建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张炯先生。他的研究和评论始终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他分析文本、提出理论，从来没离开过社会和时代大的背景，没有离开进步思想价值的积累这样的指导思想。比如他领衔搞大中华文学史，把各个民族的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都放在一起研究等等，就是一种凝聚共识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有深远意义。他们的研究和批评实践，不仅仅把理论置于研讨会现场、置于讲堂、论坛上，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国家和人性的完善这些方面，着眼的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国民素质提高的实际需求等。

　　闽派理论评论家对于文艺批评、文艺理论在方法论、机制、路径探讨等方面的提示意义也是巨大的。多少年以来，我们的理论评论受苏联影响，主要运用先社会学、再艺术学的方法，或者说是运用美学的、历史的，内容加形式这样的模式进行、来完成的。从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闽派理论评论家，无论是从国外理论的引入，还是从新的思维方法的运用，都为文艺理论评论开辟了新的巨大可能。就如物质生产中，工具、方法的改进与提供异常重要一样，思维方式的革新，思路方法的提供，意识模式的探索，会为理论评论的开辟可能性一样，闽派评论家和其他全国优秀评论家一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文艺理论评论深邃的思想，强烈的文化底蕴，以及思维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可以来自中国，也可以来自外国，要与我们国家的文艺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只要踩在精神耕耘这片大地上，就会有丰饶的收获。祝愿闽派理论评论家学术之树长青！

（梁鸿鹰　《文艺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