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如何走出迷失”

——专访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总制片人、编剧刘和平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座都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北平解放震惊中外。在北平和谈的背后，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一场争夺民心的战争。65年后，当我们穿梭、生活在这座千年古城，倾听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时，有多少人会回望这段历史？又有多少人依然记得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

　　由刘和平编剧、孔笙和李雪执导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睿智的历史眼光和精致的电视美学，抖落了历史的烟尘，再现了风云涌动的北平解放前夜。作为一部历史正剧，《北平无战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仅成为一部“现象级”剧目，对当前的电视剧行业也具有了某种风向性的意义。

　　历史正剧应当具有怎样的品格？扎实的剧本如何建构？电视剧的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如何统一？《北平无战事》总制片人、编剧刘和平讲述了他的困惑、求索与答案。

　　月亮只有一个，外国的未必圆

　　记者：您编剧的《雍正王朝》解读的是雍正新政，《大明王朝1566》聚焦的是专制统治与人性解放的冲突，此次为何落笔在1948—1949年的这段历史？

　　刘和平：我没有那么直接的目标，如果是想写一部赚钱的或者急于表达什么的戏，也不至于花了7年时间。写这部剧，肯定是发了愿心的。这个愿心就是追问：我们的文化如何走出迷失。

　　焦虑来自于我的生命感受。我是1953年生人，我的长辈经历过民国，在他们身上还留有民国文化的影子，我自己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前二十五年、后三十六年，在近几年，又切身感受到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期。现在很多人不接受和不信仰我们自己的文化，而只将眼睛盯着国外。从历史上看，1948—1949年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转型期，这部剧里着重表现了民国文化和解放区文化两种文化形态，我试图以此唤回大家的文化记忆。

　　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是我最根本的文化诉求，也是出给自己的难题。这个剧本写了7年，寻寻觅觅、推翻重来、反复表达，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当前“文化迷失”的表现，您如何做出这一判断？

　　刘和平：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文化看不起另一种文化，大家只相信国外的，言必称英美，言必称日韩。看美剧、日韩剧的看不起国产剧，不论电视剧还是电视节目都一窝蜂似的克隆外国的形态。的确，手机、电脑、互联网、电影、电视……这一切都是舶来的，经验也是人家积累的，我们白手起家很难。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一些人信奉拿来主义——不仅是技术手段，连形态都是全面照搬，因此常常是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器在道先，当你用别人的方式来生活时，你的文化形态也会逐渐被模糊、被取代。

　　月亮只有一个，外国的月亮未必圆。因为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存形态或者生活状态，通俗地讲，就是“活法”。传统文化，其实就是祖祖辈辈的“活法”。我们这个民族创造、传承、积累的文明成果，都是祖辈父辈世世代代继承、延续下来的。尽管社会正在转型，但中国还是那个中国，黄河没变，长江没变，山川河流、岩石板块都没有变，我们还是活在同样的天地中。如今我们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不应遗忘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活法”，想用几十年时间去改变几千年的积淀，那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

　　我特别想说，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了，但那不是真正的全面意义上的民族复兴。美国之所以是世界强国，是因为它掌握着全球的经济、军事甚至文化的话语权。我们的邻居日韩两国，也坚持以自己的文化为荣。我们有什么理由迷失，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文化形态？

　　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些“规矩”

　　记者：的确，以嬉笑替代思考，以虚浮替代责任、以商业替代文化已经蔓延成为“时代病”。《北平无战事》之所以被关注、被热议，恰是因为它洋溢着久违的正气与情怀，激荡着时代的共鸣与期盼。比如，剧中对腐败与反腐这对矛盾的呈现，就被大家视为一种突破。

　　刘和平：腐败，是随社会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不仅民国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这些问题，整治腐败首先要坚定我们的信念。在剧中，我特别写到铁血救国会成员、国民党党员梁经伦在监狱里背诵孙中山总理遗嘱，就是借此告诉观众：1948年的国民党已经完全抛弃了建党时的宗旨，以及孙中山一手建立的国民党文化。一旦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该怎样活，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上该做什么，失掉了做人的基本标准和文化这枚标尺时，腐败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冲出来。因此，任何没有建立在此之上的反腐败，都注定走向失败。

　　从某种意义上看，文化也是一种“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约束人内心，让人自省、自觉、自律的东西。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这种“规矩”，失掉了它，就失掉了束缚欲望与罪恶的闸门。

　　记者：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还有该剧塑造的人物群像。特别是，从未露面、只用声音来推动剧情的“建丰同志”，以及梁经伦、马汉山、徐铁英、方步亭等，其客观性、复杂性和代表性，近乎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人物”。

　　刘和平：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让人初读如重读、重读如初读，因此赋予这个剧更多的文学性。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人都不是单一的、个别的人，所以文艺作品不应只从政治属性或用简单的加减法去看待事情、评价人物。这部剧里的人物，我按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会主题先行，而是从人性本身、人的立场去表现。观众看到这些人物的时候，自然会觉得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记者：讲到文学性，这部剧的结构有些接近于中国古典小说，乱石铺街、草蛇灰线。能否谈谈剧本的结构？

　　刘和平：这部剧起于“七五事件”，经济濒于崩溃，民不聊生；止于解放军进入德胜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事情我不会再写了。至于结构，我没有那么多现成的法宝，我是向苏轼的《自评文》来学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心连心需要文化的力量

　　记者：您之前说希望这部剧两岸观众都会喜欢。据了解，同名小说已经在台湾发售，销量怎样？电视剧会否在台湾播出？

　　刘和平：小说的台湾版和内地版内容一样，现在销量已经超过一万册。电视剧播出期间，从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的同志给我打电话，感慨地说：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我们现在做的还主要是通过经贸建立合作关系，这只是完成了两岸的手拉手，而促成心连心还是需要这样的文艺作品。我听了很受感动，也希望能尽快促成这部电视剧在台湾播出。

　　两岸同文同祖，心连心确实要靠文化完成。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作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客观地评价和表现历史。我相信，只有全球华人都心连心，中华民族才会实现伟大复兴。

　　记者：现在电视剧收视率和口碑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回想当初7年写作、7家投资、7家撤资的坎坷过程，心里是不是有了别样的滋味？

　　刘和平：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有时不知道如何继承传统、生发新的文化，我是试图在自己能做的事情里面找一找，希望能稍微鼓励一下从业者的信心。我们行业里很多人怀有文化诉求，但有所顾虑、不敢付诸实践。一想到耗费那么大的力气去做，却并不确定市场会如何反映，很多人因此望而却步。我最初的想法是，如果这一次失败了，对大家来说可以汲取教训，如果成功了，则可能是正面的鼓励。但现在各方面的反馈，给我个人以及行业都带来了安慰。

　　在这部作品上面，我还看到了一个信号、一线曙光，因为确实有很多地方的创作空间拓宽了。我个人认为，随着党和政府对文化工作的愈益重视，整体的文化环境也更加开放包容了。国家更有文化自信了，我们也就更有文化自觉了。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