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剧照当下热播的电视剧《红高粱》掀起了热议。赞赏者关注的是电视剧“向电影版致敬但绝不重复”的改写，认为电视剧别开生面，创造了别样的景观。批判者也同样瞩目于此，认为电视剧不断偏离原著，并认为原因在于导演所说的：筹备期仅一个月，拍得太急，及格就不错。这种争议透露出有趣的信息：如果以《甄嬛传》作为当下电视剧的范本， 《红高粱》其实并无出挑之处，它无非是宫斗加抗日，司空见惯。但是当我们将它放置在上世纪80年代小说和电影的脉络中时，就会发现差异，这种差异足以引发震惊，观众的欣喜与不满也由此而生。
电视剧《红高粱》的确不同于小说原著。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语境中，小说《红高粱》成功地创造了去政治化的主体，以达成对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反思。这种主体外在于现代政党政治，以“野性” 、“杂种”和“好汉”自我指认。支撑这一主体的价值体系是“人道主义” ，高密东北乡借助“人道主义”变成了一处闪耀人性的圣地，在此，人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自由自在而无所畏惧。作者似乎只能以“种”这样的生物学字眼来描述这一主体，它也构成了上世纪80年代“大写的人”之一种。
但新世纪以降，伴随后冷战和全球化过程，“人道主义”已经不复为新的世界想象的有效构成。80年代“大写的”高密已经远去，全然不同的叙述被建立起来：首先是全新的二元对立——一切“斗争”都是邪恶的，“不争”才是圣洁的。这一对立呼应着当下的腹黑剧，以及影视剧中白衣飘飘的程婴或卫子夫。其次是对这种“小斗争”的有效隐喻—— “宫斗” 。斗争的正义和崇高感不见了，一切斗争都被呈现为邪恶和非法，它们无关对未来的探索，只关乎欲望与私利，斗争主体也不可避免地保守化。我们可以从电视剧《红高粱》的转变中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 《红高粱》被顺时应景地改写为“宫斗” ，上世纪80年代杀人越货的九儿跑到逼仄的单家大院跟嫂子斗来斗去；狂野不羁的余占鳌重新变成鼠目寸光的土匪；小说中骂不绝口，至死方休的好汉刘罗汉，每天在妯娌间平衡关系，并为娶不娶淑贤而烦恼。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想象的日渐保守和匮乏。在“宫斗”的时代，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出别样的斗争，这一现实虽然仍是“去政治”的结果，但此时的“去政治”的确与以往不同，因为“去政治”所隐含的对立面、那个宏大而理想化的“政治”已经遥不可及，完全不在视野中了。
“宫斗”重构了旧有的世界，并将既往的对立面消融为你中有我的存在，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一全新的世界也呼唤着较以往更强大、更有掌控力的权力中心。这种权力有两种面向：首先，它被呈现为宫斗中的胜利者，九儿便是一例。在电视剧中，小说中那个高大性感爱吃醋的九儿变成了家族女企业家，精明强干，泼辣老练。嫂子斗不过她，土匪斗不过她，日本人也别想骗过她。应当说，九儿与其“前身”甄嬛一样，是宫斗时代的完美主体。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总能参透历史，总是进退有度，并在变幻莫测的斗争中稳健胜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曾被余占鳌嫌弃、惧怕恋儿三分的九儿，变成了电视剧《红高粱》的绝对核心，九儿不像看起来那样现实主义，相反，她参透历史的能力携带着超验色彩，她掌控着斗争的各条线索，余占鳌、朱豪三和俊杰，分别代表着土匪、政府和知识分子，这些力量纷纷降服在九儿的小身板之下，甘之如饴。九儿是全新集权方式的隐喻，她完美无瑕地超越历史，一如主题歌所唱，不是别人，而是“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此言的确不虚。
事实上，新世纪影视剧一直在探索全球化时代新权力的表述方式。新世纪伊始，两种不同的表述已经出现。一种是《英雄》 ，另一种是《大宅门》 。 《英雄》的权力表述格外纠结，它无法回答秦始皇如何能集集权和认同于一身，既暴力，又万众归心。这个问题在《大宅门》二奶奶那里被有效地解答了：这种全新的集权不再暴力，而是诉诸权威，询唤着由内而外的认同。二奶奶以柔情的方式消解了秦始皇的困境，她先是斗争的胜利者，继而又成为家族的主心骨，二奶奶不可或缺，因为她所占据的正是集权的位置。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主心骨”形象，它被呈现为饱经沧桑的家族老人，他是胜利者，并洞察一切，无所不知—— 《铁梨花》中的老太太，《勇敢的心》中的奶奶，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甄嬛和九儿构成了这些家族老人的另一侧面，就像年轻时的二奶奶，当甄嬛或九儿在宫斗中取胜，接下来的日子，便大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主心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