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主旋律——访电视剧《红高粱》编剧赵冬苓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个观点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当中引发了强烈共鸣。

　　正在热播的由山东卫视出品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高粱》，正是因为作品中展现的爱国主义以及中国人民的勇敢、智慧与担当而获得了广大受众的好评。为此，记者专访该剧编剧、著名影视剧作家赵冬苓。

　　记者：谈谈您对爱国主义，以及如何通过文艺作品彰显爱国主义的理解。

　　赵冬苓：爱国主义是我们传统道德的重要构成部分，它蕴含着忠贞、坚守等母题。特别是在民间文化中，一个人哪怕没有受过正统教育，也会从耳濡目染的评书、戏曲中熟悉大量关于爱国英雄人物的传说。可以说，作为基本价值观的重要构成，爱国主义的感召力离不开具象的人物和故事，而这恰恰正是文艺创作者的任务。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有人说，当前能够反映时代风貌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正如总书记所说还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赵冬苓：我感觉这是文艺创作从命题作文到市场化的过渡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一个短暂无序的阶段。一方面，文艺作品的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离开市场，我们创作者无以把握观众的喜好，也很难写出对观众产生深入持久影响的作品；另一方面，过分服从市场，容易牺牲掉作品的立意和原则，让写作沦为庸俗趣味的仆人。

　　我们的文艺作品“有高原”，说明市场正在发挥它的作用，资本逐渐参与到创作过程中，对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和趣味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不少作品在技巧、选材上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纯粹以市场为导向，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创作的短视功利。对市场利益的过分迎合，让不少作品的审美始终无法突破观众的平均水平，遑论培养观众和引导市场。所谓“缺高峰”，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缺乏价值观和立意上能比市场领先一步、起到引领作用的作品。我相信随着文化市场的规范和成熟，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会逐渐摆脱眼前利益的遮蔽，愿意对未来的文化产品做出更长远的思考，新的高峰会不断涌现。

　　记者：《红高粱》是一部观众耳熟能详的文艺作品，这次您将其改编，是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怎样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之下，这部经典作品再次被赋予新的生命力，您觉得意义何在？

　　赵冬苓：就我个人来说，希望这一次的改编能充分展示出中国人的生命力——即使在一个日渐凋敝的传统社会里，国人内心固有的生命力也不断在对压迫者的反抗中、在对外敌的反抗中，展现出它的美和力量。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电视剧《红高粱》的故事里，爱国不仅仅体现在抗击侵略上，也体现在这个古老民族在新旧交替时期对自己的重新定位和浴火重生。一个以邻为壑、人人为小家的乡村民间社会，面对已经先一步进入现代国家的侵略者，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发现家国之间的联系，这是我希望在作品里探讨的。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和对现代国家概念的认同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如果观众看完电视剧后能留意到两者的同步性，可以说就是这个作品的意义所在吧。

　　记者：谈谈未来与畅想，您觉得作家和艺术家应该如何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与先倡者”？

　　赵冬苓：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始终保持思考：不是思考市场需要什么，而是思考有什么是自己应该带给这个市场的。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创作被商业利益绑架，不放弃思考和探索，不放弃在审美上的坚持。至于最终能否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与先倡者，答案在观众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