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3年创办以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培养了一大批忠实观众，在除夕之夜的喜庆氛围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收看“春晚”，已经成为很多中国家庭守岁的主要方式，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新民俗”。如果我们把“春晚”比作一场文化大餐的话，那么小品无疑是其中最受欢迎的菜品。一些小品中的经典形象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文化记忆，一些经典台词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语汇，因此可以说，“春晚”小品在塑造和引领当前社会的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种喜剧艺术，“春晚”小品紧跟时代发展，对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进行委婉的讽刺，既有利于匡正社会风气，又传递了社会“正能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比如，赵丽蓉等人的小品《如此包装》、《打工奇遇》，对市场化大潮中的唯利是图之风进行了嘲讽；赵本山等人的《牛大叔“提干”》、《拜年》等，对基层干部的官僚作风和乡村霸权进行了调侃；而赵本山和宋丹丹合作的一系列小品，则通过塑造一个渴望成名的乡村老太太，针砭了娱乐圈的恶俗炒作之风。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然而，在其他一些小品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不恰当的价值导向。比如，在赵本山等人的“卖拐”系列小品中，憨厚老实、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范师傅”接连上当受骗，然而，他不仅没有得到观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人们取笑和引以为戒的对象。相反，坑蒙拐骗的“大忽悠”即使不能说被塑造成了值得学习的榜样，至少也是一个相当机智可爱的角色。这样的作品无疑会给观众带来一种暗示：如果你在生活中像“范师傅”一样老实，那么就活该上当受骗；相反，只有像“大忽悠”一样耍奸弄滑，才能够如鱼得水。显然，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诚信，是背道而驰的。在“卖拐”系列的最后一个作品中，“大忽悠”费尽心机，最后骗来的只是一副对联，而老实人“范师傅”则大获全胜，这可以看作向正确价值导向的回归。
再比如，在黄宏等人的小品《开锁》中，不管是开锁公司的“林永健”，还是物业公司的“巩汉林”，都严格照章办事，要求业主先出示有效证件，再给开锁或证明。可以说，两个人的做法毫无瑕疵，而且极具职业素养。然而，他们在小品中却被嘲弄为不知变通、不够灵活、有钱不挣的傻子。如果联系到当前社会中正在大力倡导的法治精神、制度精神，以及由“灵活”和“变通”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那么，小品《开锁》的价值导向也是成问题的。
当然，这些小品的创作者并不是有意在传播错误的价值观，而是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价值导向上的自觉，它们更多是复制了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的错误观念，而没有对之做出甄别和判断。作为一台极有社会影响的晚会，“春晚”的小品创作无疑应该增强引领社会价值观的自觉意识，体现出正确的价值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要求，即“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