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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近朱近照
1988年李近朱在伏尔加河上9月19日，内蒙古。在刚刚开拍的《话说草原》发布会上，李近朱近乎播音员的完美男中音，呈现他心中“流动的草原”——从4000米高的青藏高原到呼伦贝尔草原，流经中国六大草原的记录，从青藏高原的一户人家讲起，他心中的名字——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过去的30年里，李近朱被各种“话说”包围着，他谦虚地说自己像一条河流，“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就成了。从《话说长江》到《话说运河》，从《伏尔加日记》到《大京九》《感受交响音乐》和《再说长江》……一路走来，包容纯净。 作为中国纪录片历史里程碑的《话说长江》音乐编导，他发掘主题曲《长江之歌》词曲作者，发现主持人虹云。从音乐专业院校毕业从事音乐编导，到专业电视编导，没学过一天电视的他，获得多项中国电视编导奖项。
《乐圣贝多芬》《德奥古典音乐大师的“最后一人”(勃拉姆斯)》《世界交响名曲欣赏》，在书店，如果你翻阅到一本交响音乐书籍，署名是李近朱，那也没什么稀奇。
在他的书房里，陈列着他自著的11本音乐欣赏书籍。30年编导旅途中，他写书；回到他的书房里，伴随着交响音乐的旋律，他写纪录片文案。
“通感”是李近朱的话语里频率最高的词。被“话说”包围的他，依然腾出手来，演奏曾经的音乐梦想——他的音乐纪录片《感受交响音乐》一响起，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没有他就没有《长江之歌》
31年前的1983年，创下中国纪录片收视率40%的《话说长江》，在带来万人空巷的电视业绩之时，也唱红了一首至今仍然耳熟能详的中国母亲河旋律《长江之歌》。
1985年5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记者要给《长江之歌》词曲创作者合影时，两人都不答应了。“还有一位必须参加，没有他就没有《长江之歌》！”他们异口同声。之后，作为中央电视台代表出席大会的李近朱被记者包围。
一个音乐编导如何成就中国母亲河主旋律？又如何完成音乐理论研究到电视编导的转身呢？
1969年，李近朱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毕业，专门从事外国古典音乐研究。“文革”前，作为一个音乐附中考上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他的音乐梦触手可及；“文革”后，毕业回城工作，“我已经非常满足。”
在1973年那个夏天，坐在中央电视台办公室，李近朱负责为所播节目配乐。8年，对于李近朱来说，音乐是他与电视台沟通的所有话语。
一开始，配乐并不容易。那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都配背景音乐。有一次，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纪录片需要配乐，他选用歌颂工人阶级力量的纪录片“上海闵行电机厂”的音乐，尽管音乐情感可以通用，然而当时审片的周恩来总理还是提出了问题。当得知音乐名字叫做《蚂蚁啃骨头》时，周总理提出搭配上有些不协调，并且进一步指示：可以为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新闻片创作配乐。之后，李近朱开始物色作曲家，就在那时，他认识了后来《长江之歌》的曲作者王世光。
“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幸运的。电视给了我解读音乐的另一个窗口，一种开阔的视野。”多年来，他不曾遗憾当年“随缘”地服从组织分配，在电视的舞台，他说自己发现了音乐另一面的五彩斑斓。
1980年，李近朱加入《话说长江》纪录片制作组，总导演戴维宇与众不同，要求所有人员参与策划，李的任务是，贯穿整个《话说长江》的音乐制作。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话说长江》片头曲的创作。
1982年夏，北京，作曲家王世光家小院。
“你怎么想的？”王世光问李近朱。
“只有一个想法，用音乐把中国母亲河塑造出来。”李当时的整个构思是，一个主题旋律贯穿整个《话说长江》：第一刻画主题，第二印象深刻。他一再向王世光表明：做一个片头音乐，一分钟的主旋律，不是一首歌。
“你就拿铅笔将旋律简谱写出来，不要配乐器。”离开小院时，精通外国古典音乐的李近朱脑子响着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伏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他向王世光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他要最原始的长江旋律，不加修饰。“多写几条，选一个。”
半个月后，两人相约在北京宣武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王共做了三段旋律，当第二段旋律响起，李一下子被打动了。
“这就是长江！”李近朱至今依然记得，他心中的长江旋律，那种川流不息的流动感，当时一下就跃然眼前。他敏锐感觉到，这就是长江的主旋律：吻合主题、壮阔大气、内在包含一种深情，炎黄子孙对母亲的赞颂的感觉。有一种温暖，还有一种撞击的震撼力。
伴随着每周六一集的《话说长江》播出，仅仅一分钟的片头曲，在半年的播出中渐渐深入人心。
1983年的一个黄昏，李近朱走在街上，接近原中央电视台台址复兴门南礼士路时，突然听到巷口深处传出一个孩子的笛声——《话说长江》的旋律。
他一边往台里走，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中国应该有一首歌曲歌颂自己的母亲河。
“《话说长江》不能这么完了，不能这么结束。”到台里，李找到摄制组总导演戴维宇，说出自己新的创意：举办一个音乐会——《话说长江》音乐会。
戴看看眼前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感觉不可思议，就凭这一分钟的旋律？他还是好奇地听听李的想法，后者多年专业音乐学习背景，似乎为这一刻而来。
“可以填词呀。”看着有点懵懂的戴，李一口气列举出国内外主旋律填词，成就著名歌曲的例子：从李叔同的《送别》，到德沃夏克的《思故乡》。
可是谁来填词呢？戴又问。“向全国征集。”李近朱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话说长江》的旋律没有结束。
音乐会的创意通过后，李近朱第一时间找到王世光，为歌曲版的《长江之歌》谱出完整曲调，原有的片头曲成为开头和结尾部分，完善了中段音乐后，《长江之歌》旋律开始在电视台滚动播出，并在各大电视报刊登简谱，向全国征集歌词。
仅仅两个多月，摄制组收到近千首歌词。李近朱自己先初选，以近百首候选作品，请乔羽为首的评委最后评定，他们不约而同地选中了沈阳军区的一个无名的年轻战士胡宏伟的歌词。
1984年4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话说长江》音乐会，指挥郑小瑛走上晶莹剔透的舞台，《长江之歌》响起——30年前的一幕，于李近朱如同昨日：“我当时听得头皮发麻，激动万分。”
这辈子，我是泡在水里的
“《长江之歌》是我从事电视音乐编辑的一个里程碑，从那以后，就不让我作配乐，改作编导了。”
《话说长江》中，李近朱对电视纪录片策划的敏锐把握，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找他谈话： “能做两件事就别做一件事。”李至今仍记得对方的这句话。对于一天也没学过专业电视编导的李来说，这有些为难，然而服从组织安排，他走上了电视编导之路。
1984年，中国第一部独立摄制的长篇纪录片节目《话说运河》开拍，从1986年3月到1987年1月，进行了9个月的播出。《话说运河》播出的轰动效应，堪比《话说长江》，成了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又一高潮。
其中第二集《漂来的北京城》就出自首次做编导的李近朱之手，很形象地描述了历史上大运河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巨大贡献。
“北京城是从河上漂来的”——李近朱的创意源自对老北京城的透彻了解：建筑北京的各种材料主要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抵北京，无论是元大都，还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修建，所需的大量木材和砖石，大多是通过大运河运输。
第二集的收视率之高，令该片总导演戴维宇更是看到了李近朱的潜力，这位没上过一天传媒学院的“外行”编的片子令同事们惊奇。新闻发布会就采用此片与媒介见面了。
“我谈不出来为什么这么编，就感觉像音乐一样，要编得流畅。”李潜意识感觉到，所有艺术的通感，正在他身上发酵。画面语言的节奏和衔接，需要起承转合，需要一种语态，他不知不觉把音乐上的语态和感觉植入到镜头上，是一种自然跨界的通感理念，他称之为“看得见的影响和看不见的潜移默化”。
李近朱的编导历程似乎和河流结下渊源——“我是泡在水里的”。很快，由他提出构思的第一部作品《伏尔加河日记》再度将视角投向河流。
1988年，在出发赴前苏联的策划会上，李近朱大胆改变起初“话说伏尔加河”思路，仅仅40天的拍摄无法详尽解读前苏联母亲河，不如叫做《伏尔加河日记》，“看到什么拍什么。”这一即兴记录方式，真实地记录了翻译生病那一天，唯一熟悉俄语的李如何指手画脚指挥船长驶船的情景。这部片子是李心中独立实现自己构思的第一部作品。
“1949年9月30日，蒋介石站起来，走了；” 镜头从蒋的交椅缓缓迭出毛式沙发，解说词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走进来，坐下了。”
这段《庐山》纪录片的解说词被中国传媒大学写进教材案例，画面的更迭暗含两个时代的交替，将庐山这一浓重政治色彩话题，举重若轻地淡化处理。1994年12集《庐山》纪录片获得三个全国性电视片一等奖。评委观点，开创电视风光片的里程碑之作：神奇的自然风光，神圣的文化底蕴，神秘的政治色彩。
从《庐山》一片开始，李近朱开始了电视纪录片总编导的生涯，至今。
2004年，《话说长江》开播20周年后，中央电视台决定开拍《再说长江》。
如何将这20年的回顾和当年 “勾连”呢？李近朱想出了“寻找《话说长江》人”的创意。人们依稀记得2004年大篇幅的“你是谁，你在哪里？”的寻人启事出现在网上、电视上、报刊上，为的是寻找当年在《话说长江》镜头中出现的人物。作为《再说长江》总导演，李近朱是从《话说长江》走到《再说长江》唯一的一个人！
这期间，李近朱代表中国担任了联合国新闻署主持的由13国合作的大型纪录片《小行星计划》的中方编导；在大型电视系列片《庐山》、《大京九》等作品中担任总编导。这些电视作品分别获得国家级一等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等。
音乐如同呼吸
深夜，从CD架上选择一张最合适的交响音乐CD，当房间弥漫着起伏的行板旋律，李近朱开始自己的纪录片创作。与其他纪录片导演不同，行走在音乐与电视编导之间，艺术“通感”在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2000年，这一“通感”之作诞生——《感受交响音乐》纪录片拍摄完成，首部大型普及交响音乐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很少有电视编导敢于挑战这样的难度：将整个西方音乐500年历史长河以52集表现出来。此片无疑填补了中央电视台在交响音乐普及上的空白。更有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收入该系列节目解说词和相关资料的书籍，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有观众评价，此片是自己交响音乐的启蒙老师，从此开始了对交响音乐的欣赏和研究。
除了被邀请讲课，李近朱很少谈交响音乐。自小喜爱音乐，从音乐附中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曾经也有音乐家的梦想。当被再度问及这一梦想，“如同我的呼吸。”李说音乐的温度无时不在，不需要证明。一路走来，他共出版有关古典音乐论著11部，影响较大的著作有 《乐圣贝多芬》《德奥古典音乐大师的“最后一人”(勃拉姆斯)》《世界交响名曲欣赏》等。
1998年李近朱出版了包括《交响音乐史话》《走进交响世界》《交响大师的肖像》等4部“交响音乐欣赏丛书”。有评论说：“作者依托其深厚的音乐学术造诣，对交响音乐作出了纵横百年的论述，化艰深为平易，由高雅到通俗，又由于自身的艺术修养而在行文中透出诗人般的浪漫气息。成功地化解了几百年的时空阻隔，将交响音乐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其实，音乐在李近朱身上，不仅仅“流淌”出编导和写作的“支流”，还有一条“支流”——集邮家，他是电视圈最会集邮的，也是集邮界最会拍电视的。
2014年8月28日，《“西方音乐500年”极限明信片展》在国家大剧院开幕，展览展出150余件极限明信片，以西方古典音乐的发展为脉络，撷取16世纪至20世纪的“500年”时间和以欧洲为主体的“西方”空间，在音乐的经典时空中，叙说了音乐艺术发端发展的“足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全部展品都由李近朱提供，那一刻，他的身份是集邮家、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北京集邮协会副会长。
“集邮就是收集呀，更多的是文化积累，汇集成河。” 李说。
还在孩提时代，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寄回来的邮票引起他的兴趣。上小学时，老师提问太平天国起义的年份，他猛然记得见过一张纪念太平天国一百周年邮票，于是迅速回答出1851年的正确年份。
初中毕业考上音乐学院附中，李近朱开始对音乐家邮票感兴趣。他骄傲地告诉同学们，肖邦和舒曼长得好看，贝多芬一脸麻子。在他眼里，集邮就是另一位老师，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音乐，也谈论美术，从达芬奇到毕加索，所有的知识都来自集邮。
1990年代，他的邮集《维也纳的音乐故事》在国内、国际、世界邮展中获金奖、镀金奖及大银奖。2007年，他当选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
从2009年开始，李在《中国集邮报》上开办专栏“玉渊邮谭”，至今已经发表了150多篇文章，多个角度阐释了集邮的文化含义。
幸福很小很具体很微观
雍熙：如何解读幸福？
李近朱：幸福很简单，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达到了，比如夏天的一瓶冰啤酒；幸福也很具体，比如写完一本书划上那个句号的时候。
小时候家里有两幅字：为善最乐，读书便佳。现在家里书房的字是：知足常乐。我一辈子没当官。那个在《再说长江》立项会后请我吃饭，意在加上他一个总导演名字的人说：1990年你有机会当官，要是干了，我们这些人都会沾光。但我与他道不同。我当年坚决不干，原因就是，我的人生追求仅仅是在艺术的一亩地里耕作，知足矣。
幸福，很小很具体很微观。我自己时时感到幸福，心态是永远感恩生活，没有抱怨。对生活说YES，其实是打开一扇门。水给我的启示，就是一个“随”字。
雍熙：您一直在记录水，水对你的影响怎样？
李近朱：水的流动性和广阔性，无法形容，它甚至可以包含天空的整个倒影。
长江从一滴水开始，是格拉丹东的一滴雪水。它没有污染，不停前走， 然后从一串水变成小水沟，然后小溪，然后小河流，然后水网，千百条水网，最后又汇合。它东拉一条河，西拉一条江，没有围栏，没有防火墙。
“包容”是水的性格，水就是这样“东拉西扯”，一直奔向大海。大海是最广阔的世界。“包容”才有生命力。水的美丽还在于它本质是纯洁的，完全没有杂质，是陶冶心灵的圣水。
水还是勾连和沟通。在创作中，我往往不仅东拉西扯，还东瞧西看。当时拍大京九铁路，也是这样的，当时我的思路和一些人有冲突，他们认为铁路就是修铁路；我说这没法拍，修铁路就三件事：挖洞架桥铺铁轨，这样不行，太单调，要东瞧西看，京九铁路是从北京到香港大动脉，串起我们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从南到北，带去东西文化的融合。东拉西扯，就是勾连。交到我手里就是一个水滴，需要网状思维，需要创作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