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舞台上，从来不乏中华古代巾帼的飒爽身影，在戏中英气豪情往往不让甚至胜过须眉，但如宋代抗金名将梁红玉，不仅见于演义传奇，而且确曾于史书典籍中留存记赞的却不多。李瑞环同志编剧、国家京剧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安国夫人》，正是以史为据，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辩证统一的创作高度，浓墨重彩地重塑了一代巾帼梁红玉的爱国情怀和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
京剧有关梁红玉的传统戏很多，如《玉玲珑》、《两狼关》、《取郑州》、《战金山》、《娘子军》、《黄天荡》等，取材于《宋史》、《双烈记》传奇和小说《说岳全传》。其中《战金山》又称《擂鼓战金山》，原为武旦戏。抗日战争时期，为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和抗击外寇的民族精神，梅兰芳和尚小云分别排演了《抗金兵》、《梁红玉》，增加了唱、念、做的分量，成为了文武兼具的大戏。但近年来，鲜见演出全剧，舞台上多以“战金山”一折出现，应是和原剧内容仅靠单一的战事支撑的局限有关。
实际上，包括《宋史》在内的史书中，对于在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危机情势下，梁红玉所表现出的文韬武略、非凡才干的记述是多方面的，并且给予了极高评价，据明人李贽的《藏书》“武臣传”记载，宋高宗称梁红玉“智略之优，无愧前史”；梁红玉、韩世忠夫妇去世后，宋孝宗令立碑祠纪念，《英烈夫人祠记》赞誉梁：“内平叛逆，外御强仇，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古今女子，唯此一人也。”可见梁红玉在当时起到的砥柱中流的历史作用，并非限于广为流传的金山一战，从而为再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新编历史剧《安国夫人》，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既尊重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一方面做到人物和主要事件及其演变于史有据，另一方面有所拮选、梳理和艺术加工，重新构筑故事情节，丰富和深化了主人公的行为历程。
戏的前半部，描写的是“内平叛逆”，是过去的戏曲舞台没有表现过的。御营统制苗傅、刘正彦对宋高宗任人用事不满，于宫内发动兵变，逼迫高宗禅位于三岁幼儿，外称太后垂帘听政，内则他二人掌控朝廷。韩世忠等各路大军不服，纷纷起兵勤王。丞相朱胜非利用苗、刘的惊恐失措，将计就计，表面应允去请梁红玉出面，顺说韩世忠退兵，暗地与太后议定，由他代颁口谕，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速见韩世忠商定平叛之计。
这段史实过程曲折，头绪纷繁，计中有计，在《安国夫人》一剧中，通过五场戏层层递进，叙述的脉络清晰，逻辑严密，明暗处理衔接有序，同时突出了重点场次。梁红玉初次亮相的第二场，先用大段的【西皮慢板】转【二六】唱段，抒发了虽然“卸戎装离疆场”却依然忧国忧民的热切心情，到朱胜非造访，在外有金兵压境而内乱又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毅然领命，并为防止苗、刘生疑，将襁褓中的幼儿托付于朱胜非，而后如史书所述“疾驱而出，会世忠于秀州”。“疾驱”二字，在戏中表现为第三场“会世忠”途中的风雨兼程，紧接着的是第四场与韩世忠谋划里应外合的平叛步骤。这环环紧扣的三场戏，随着情节的步步推进，已然将一位舍身许国，心系大局安危，而且有勇有谋的崭新的梁红玉展现在观众面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后半部戏，用金兀术乘宋廷内乱发兵，与前自然衔接，引出了人们熟悉的战金山，但也有新的处理。根据史料的挖掘，增添了训练兵卒潜水、凿船的环节，在定计时点明利用金兀术此前金山拜佛险些被俘后的多疑、迷信心理，敌船被凿下沉，将更乱其心，仓皇失措，便于一举击溃。这一环节的丰富和润色，使得金兀术不再只是一味强悍凶蛮的符号式人物，也给梁红玉的临阵擂鼓赋予了更趋于合理的目的性，不单纯为了助战，而且是指挥兵卒入水、凿船的行动号令。第十场会战、擂鼓，精心保留了传统精华，梁红玉身扎大靠，在高台擂鼓，唱曲牌，而后与金军开打，尽显“威风凛凛灭尔曹”的巾帼英武，把全剧推向了高潮。
《安国夫人》在厚实的史料基础上，对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进行新的更为全面的演绎，给演员提供了良好的发挥空间。国家京剧院排出了强劲、齐整的阵容，饰演梁红玉的梅派名家董圆圆，素以文武兼备见长，在剧中激情饱满而又气度雍容，唱、念、做、打、舞得到全面展现。奚派名家张建国饰演的丞相朱胜非，奔走、周旋于朝廷上下，台风持重、洒脱，第七场与韩、梁夫妇从宋室兴衰论及治国之道，言词中肯的大段唱工深见功力。饰韩世忠的青年文武老生田磊等也各有出色的发挥，开打的群体场子则显现了舞台的整体风貌。
通过新编历史剧，浓墨重彩地再塑忠贞、爱国的一代巾帼，无疑是具有时代意义和艺术感召力的。《安国夫人》作为一出富于思想性和观赏性的新戏，继续锤炼加工，将有望成为舞台上立得住、留得久的精品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