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播出的电视剧中，《红高粱》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选择《红高粱》这样一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体现了投资方和创作团队的眼光和 勇气。“诺贝尔文学奖”和“金熊奖”的巨大光环显而易见地会为电视剧的收视提供保障，但也会给改编带来巨大压力。观众自然而然地会拿电视剧与小说、电影进 行比较，当然也会以更加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作品。而且，将小说改编成一部60集的长篇连续剧，势必要增添大量的内容，而增添的内容是否符合原作的精神，能不 能得到观众的认可，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尽管受到一些质疑，电视剧《红高粱》仍然可以说是一部可圈可点的作品。总的看来，它比较好地把握了原作的精神内涵，用更加符合当代观众审美情趣的情节设计、视听语言丰富了原作的精神内涵，比较好地实现了艺术精神与大众趣味的统一。这是电视剧取得成功的关键。
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惟一的，但把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就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选择。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团队选取了一种比较符合创作实际也 比较符合艺术规律的改编方式，不是努力超越小说和电影，而是另辟蹊径，在开掘的广度上做文章。因为电影《红高粱》已经做到极致了，在不太可能超越的情况 下，最好的选择就是拍一部不一样的作品。如果在现实的条件下，创作团队挖空心思创作一部比小说、电影思想更深刻、艺术更精湛的电视剧，反倒是走了一条歧 途。
在改编原则上，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团队采取了一种“保留主干，添加枝叶”的方式，基本按照原作的主要情节线索展开故事，同时运用各种手段、 从各个方面去丰富原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视剧是一部比小说、电影更加丰满、更加丰富、更加有趣的作品。比如电视剧里增加的朱豪三这个人物就很成功。无论 九儿也好、余占鳌也好，生活空间有限，在生活中产生的作用也有限，对于这样一部大体量的作品来说，有时候难以起到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但朱豪三就不同了， 他可以做很多九儿、余占鳌做不了的事情，在官与民、官与匪之间搭建桥梁，不断地挑起矛盾冲突，给故事带来动人的色彩。比如罗汉，电影里的罗汉很有特色，但 因为篇幅限制，不可能用过多的笔墨来表现他，但电视剧里就不一样了，有足够的叙事空间，可以充分展开这个人物，让他对九儿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深入到他的 内心世界，于是，电影里那个只见筋骨不见血肉的罗汉，在电视剧里就变得有血有肉。再比如淑贤，这个人物是电视剧创作团队在丰富原作精神内涵方面的一个重要 贡献。淑贤在精神气质上与九儿有着强烈的反差，比较容易也比较自然地构建戏剧冲突。她代表着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礼教对人的禁锢，与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九儿 之间的矛盾又带有文化冲突的意味。另外，电视剧还通过她与罗汉、玉郎等人的关系，写出了她内心的痛苦、内心的冲突，通过几个不同层面，丰满而立体地写活了 这个人物。这些都是电视剧《红高粱》值得称道的地方。
电视剧《红高粱》走的是一条商业化的道路，取得了经济上巨大的成功，但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而造成 的情节、人物失真。比如剧中九儿被土匪花脖子绑架，为了自保，给花脖子出主意，让花脖子借绑票之名同时敲诈张继长和戴老三，虽然出于无奈，但未免显得刻毒 了一点。还有九儿为了出气，挖空心思制造陷阱，让玉郎勾引淑贤，败坏淑贤的名节，也让人有一点阴暗的感觉。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那个有情有义、敢 爱敢恨的九儿吗？这还是那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热力的《红高粱》吗？当然，写缺点可以让人物性格更加丰满，更加富有生活质感，但如果为了吸引眼球、追求刺激 而刻意制造缺点，就会对人物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还有，九儿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农村女子，不管在土匪窝里还是在县衙门里，都表现得那么从容、淡定，处 理问题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其可能性令人怀疑。故事的后半部分，日本人不断拉拢九儿，利用九儿劝余占鳌投降，甚至让她出面当维持会长，这在当时完全是不可 能的事情。剧中这样设计的原因不难理解：九儿是全剧的主角，为了让她成为戏剧冲突的中心，需要把各种矛盾都集中到她的身上。但过分放大九儿的作用，让人物 承担无法承担的功能，而忽视了时代环境对人物的制约，就会造成人物与环境的脱节，甚至带来人物的变形。此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淑贤和罗汉两人换上婚服， 在众亲友的哭声中悲壮地走向刑场，完全是“刑场上的婚礼”故事的移花接木；朱豪三与花脖子联手对付余占鳌，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价值观背道而驰；恋儿突发奇 想跨上马跟着余占鳌去当土匪，更是典型的好莱坞桥段，不是那个年代高密可能发生的故事。这些人物的行为从剧作本身的逻辑来看固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反 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明显缺乏生活和心理的依据，因而也就不够真实，而且，作品对于时代环境和历史氛围的描摹愈是真切，所引发的失真感就愈发强烈。
如何处理好真实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电视剧创作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合理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某些仅仅具有合理性的情节 仍然可以产生动人的力量，但一般而言，这类作品整体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对于电视剧《红高粱》这样一部具有特定时代背景和真实历史氛围的写实性作品 来讲，真实性无疑是作品的基础，剧作的逻辑应当服从生活的逻辑，当合理性与真实性不一致的时候，应当坚持真实性大于合理性的原则，否则，就会削弱作品的感 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