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创作如何“下乡”？

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剧照

　　农村题材剧一段时间以来的差强人意，既是后新时期以来全球资本市场、消费文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书写乡土中国的表现，也是这一扭曲和遮蔽性书写本身。相反，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村如果要在这一社会结构再造和文化书写进程中获得逆袭的可能，以当下农村为主体、以“三农”问题为关切点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制作和播出，就成为电视剧能否真正下乡，并为农民所用的关键问题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剧与农村社会本体地位的缺失

　　农村剧蕴藏的农村社会的经验智慧或问题阻力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难说是真正的“接地气” ，现实乡村及其历史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缺席的。

　　中国农村题材电视连续剧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制作播出的“农村三部曲” 《篱笆·女人和狗》及其续集《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化转型全面启动以后，农村剧迅速边缘化而陷入低谷；到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三农”问题政策关注度的上升，农村题材剧才勉力得以维持；新世纪以来，本山传媒出品的《刘老根》 《乡村爱情》等系列剧的热播，以及《希望的田野》 《圣水湖畔》 《喜耕田的故事》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等一批农村剧的制作播出，农村题材以轻喜剧的面目才又成为电视剧目中的一道景观。总体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剧按照其发展状态及表征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以农村社会的伦理冲突、弱者(通常为女性)命运为主要情节动力的苦情剧，以前述“农村三部曲”为代表。由于这一类型的农村剧主要以乡村社会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婚姻关系以及邻里关系中的情感冲突来架构故事情节，其构成冲突的主要场景基本上限于家庭单位，其诉求则或者是对启蒙主题的延续，或者是对友爱互助等善德伦理的声张。因此，同一时期农村社会现实中普遍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并未被真正触及，或者只能处在抽象的或匿名的状态。由本山传媒制作、宋小宝主演的《樱桃》 《樱桃红》 ，其故事展开的场景虽然几乎全部在农村，但怎么看也像是一个架空历史的架空剧，不仅时下农村社会中重要的“三农”问题在剧中不见踪影，传统乡土的文化经验也仅仅被演绎成无边的宽容、无言的忍耐和无立场的爱，近乎受虐狂般的莫名其妙的爱的坚执，是现代个体自我认同困境的隐喻，更彰显了当下乡土社会在媒介消费文化中畸形化表述的尴尬处境。

　　这一困境更典型地体现在第二类农村剧中，即新世纪以来从《刘老根》 《马大帅》到漫长的《乡村爱情》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热播滑稽剧。这类农村剧之所以热播，除了演员班底基本上是为人们熟悉的二人转或小品演员，其言语、动作相对正剧虽有所夸张但少了造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接地气；此外，轻松逗乐的气氛更便于压力倍增的当下观众消遣和放松，因而这类滑稽剧收视率屡创新高。如果说，赵本山早在出演的电视剧《一村之长》《一乡之长》中还有一定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呈现，以及《马大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进城农民沦落为城市游荡者的进退失据，而到《乡村爱情》这种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品，乡村社会已经完全异化成供观众取乐的奇观。对于正处于剧烈变动中的乡村世界来说，其权力结构的震荡、生存方式的改变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则在一片其乐融融的傻乐氛围中全面消失。

　　在一定程度上围绕“三农”问题展开叙事的任务，主要落在了图解新农村建设政策的主旋律农村轻喜剧身上，可以归到这第三类的农村剧中。这类剧数量相对较多，从《希望的田野》等“田野三部曲” 、 《插树岭》 《圣水湖畔》到《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 ，都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耕地保护、基层党组织涣散、人际关系恶化、空心村等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现实农村中的复杂存在及其深层的社会历史机制成因往往被简单化和道德化处理。也就是说，造成矛盾冲突的他者在剧中是匿名的存在，资本对土地的觊觎、对乡村权力结构和民主政治的破坏被处理成个别人的道德品质问题；相应的，对矛盾的化解和解决，也就只能寄望于乡村“能人政治”或上级的“好人政治” ，而通常作为及时雨而出台的政策则成为推动故事情节走向大团圆结局的最终法宝。这样一来，政策出台的社会历史动因实际上被消解掉了，更切断了与社会主义农村历史经验的关联，从而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轻松实现政策与现实农村的接合。这样的农村剧也会征用大量农村生活的细节，但这些细节中可能蕴藏的农村社会的经验智慧或问题阻力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难说是真正的“接地气” ，因而在这些雷同的新农村镜像中，现实乡村及其历史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缺席的。

　　马向阳怎么就下了乡

　　马向阳由此走出了个人的小世界，在与一个个难题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经验和智慧，体认并坚定了作为党的基层干部的使命，从而实现了人格的丰满。

　　与前述几类农村剧相比，年内播出的农村题材剧《马向阳下乡记》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它的出现，使前述农村剧中现实农村社会缺位问题凸显出来，也给此后农村剧的制作确立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标杆——不老老实实面对现实农村问题，不尊重农村社会的历史经验，不经过与农村社会复杂性耐心打交道的过程，不在叙事中充分呈现这个过程中的复杂可能，不在呼应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基本诉求的价值立场上选择故事发展的可能走向，农村剧就不可能获得农民的认可，就不能下得了乡。

　　该剧的重要意义之一其实正在于表现了党如何重新与底层农民站在一起的问题。就马向阳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电视剧没有回避当下城市青年和机关干部对农村的疏离状态，在一共40集中，有十几集细致描述了城市“潮男”马向阳如何从“不得不下乡” ，到“身在乡下、心在城里” ，到后来情感认同、立场确立，最终将自己的命运与大槐树村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向阳通过与大槐树村形形色色的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多种多样的人物逐步深入的交往，更主要的，通过对各种曲折表达甚至扭曲表达的人民群众基本诉求的理解和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把握，最终深刻认识到作为党在基层的“第一书记”的责任，从而将自己人生的轨迹调整到与后者同甘共苦的命运的轨道上来。这个转变很不简单，一个有说服力的转变不可能仅仅依靠党的某项宏观政策就轻易实现。与决策的正确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党和农民之间有效关联的作为实践的“物质性环节” ，“第一书记”的真正产生不是在政策措施出台的那一刻，而是必须经过其对农村社会各种难题的深度介入，认真理清矛盾和难题的错综复杂的结构，耐心细致地在各种力量和诉求中或呵护引导或批评纠正，充分尊重农村的传统习俗和经验智慧，最终从知、行、意各方面与底层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实现成功的“接合” 。

　　在以往多数农村剧中，正面基层干部的形象往往是类型化的，从出场开始，其道德人格面向基本就是完成式的，因而承担克服难题任务、推动故事发展的，实际落在其某种德性的力量上，当这种德性实在不足以有说服力地自行解决乡村难题的时候，上级的“好人政治” 、“清官政治”就会出场了。与此不同，马向阳融入大槐树村，经历了从犹疑疏离、格格不入、焦头烂额、势单力孤到逐步体察民情、发现民意、最终取得信任、赢得民心的过程。正是经过这一过程，马向阳从支前模范老祖奶身上感受和接续了活的革命传统，从年轻寡妇丁秋香、游手好闲的青年花小宝、孤儿毛蛋等人身上以及大槐树移植事件上感觉到底层和乡村持存的生长性诉求，从乡村能人二叔刘世荣身上认识到宗法伦理在乡村治理中的正负效应，从落跑支书齐旺财及其妻子李云芳、村会计梁守业、困难户主二乔爹等人身上意识到农民思想的复杂性，也从回乡青年刘玉龙、齐槐身上看到了农村未来的希望，这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参与了马向阳向一个优秀的“第一书记”的成长或转变，马向阳由此走出了个人的小世界，在与一个个难题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经验和智慧，体认并坚定了作为党的基层干部的使命，从而实现了人格的丰满。

　　就大槐树村来说，其面貌的转变同样也并不简单和突兀，这一过程中的复杂可能尽可能多的得以呈现。经由剧中的大槐树村， 《马向阳下乡记》所触及的乡村难题至少包括：乡村政治生态恶化、自然生态保持举步维艰、土地如何流转、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空心村”与人员流失等等。马向阳刚开始所面对的大槐树村，村支书齐旺财因土地流转遭骗而被迫逃离，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基层组织近乎瘫痪，二叔刘世荣这样的乡村“能人”借助宗法伦理的残存名义和新富人的力量试图左右民意染指乡村治理，底层百姓在其威逼利诱之下，或忍气吞声，或屈从依附。如此复杂的局面，正是时下诸多乡村政治生态恶化的缩影。对于这一难题，电视剧并没有简单化地直接通过政府英明决策或少数“能人”轻易化解，而是通过马向阳耐心细致而不乏迂回策略的工作，设身处地为村庄和村民的长远利益考量，在日常交往中坦诚以对，尊重和发掘和接续农村和农民优秀的传统，充分团结底层民众，引导他们逐步克服小家小利的短视心理，再度意识到集体与家庭幸福的重要关联，从而复活社会主义性质的村庄共同体。在这里，党的政策措施是推动力之一，但大槐树村的村民实际上才是最终解决难题的主体，只有当他们自己再度意识到集体与个人家庭幸福息息相关，意识到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且参与到集体的建设当中，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拥有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他们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推动大槐树村向好转变。

　　近年来，土地流转成为乡村建设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争议不止的话题，是通过完成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将农民直接推向资本市场，还是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政府有效扶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自己的智慧和生产积极性，使土地经营收益主要进入农民自己的腰包，对农民来说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反观《马向阳下乡记》中对这一关键矛盾的处理，就更有可取之处。马向阳在村民大会上和大槐树村的村民们详细算了一笔账，这笔账算出了土地流转中农民作为经营主体和集体在分配经营权上的重要性，最终村民们拒绝了刘玉斌的经营承包。不仅如此，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规模化经营，由于同时强化了集体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话事权，且增加了集体收入，使其在乡村治理上更能有所作为，使得流失了的农村青壮年更有可能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剧中回乡青年刘玉龙，其价值观并非简单的发家致富，而是在共同富裕、建设美丽乡村中实现个人价值，而村会计梁守业也流露出想成为对村庄有用之人的心声，显示了这种当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能，而正是在他们身上，才真正生长着大槐树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