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与经济的生态关系

　　经济同样是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生态要素。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由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其他活动都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性凸现，它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正确认识这种关系，对于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十分重要。

　　一定的经济条件是

　　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这说明，如果没有最起码的经济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温饱，艺术包括文学都无法产生。人类社会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衣食无虞，才有余暇从事精神生产，包括文学的创作。而当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出现专业的作家。在口传文学时代，文学大多是人们的集体创作，无所谓作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有些人可以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而转向精神的创造和生产。如古代的酋长、巫师和贵族中的一些人。我国春秋时代，涌现了诸子百家。他们多数也是士族或官宦。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官宦有一定的俸禄，也有余暇可以进行文学创作，也有钱去刻印自己的作品，所以那时的作家基本上都曾做过官。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是高官的后裔，大约有点积蓄，所以有可能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他仍然要劳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有余暇来写作。可见，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以维持起码的物质生活，就很难进行精神的创造。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固然很贫困，“绳床瓦灶”，但仍然能“举家食粥”。《红楼梦》后四十回所以没有完成，自然是他贫病交加而去世的缘故。恩格斯的上述一段话还有另一层意思是，经济不但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前提，作为基础，它还会影响到精神活动的内容，即让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迟或早反映它的发展趋势。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自然也如此。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但丁的《神曲》所揭示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冲破中世纪封建的一道亮光，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红楼梦》中所写的贾宝玉鄙弃仕途，反感孔孟之道，追求反封建的爱情，视男女为平等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被视为叛逆的、超前的思想。它反映的也不是封建的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属于未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萌芽。而我国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文艺作品，就为瓦解旧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的新的经济基础产生过不可磨灭的作用，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有着系列中介

　　但经济对于文学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而存在系列的中介。恩格斯曾把文学看作是飘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在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我们不愿意说，这个‘公式’，是无所不包的——还离得很远！——但是我们觉得它有无可争辩的优点，觉得它更好地表现了存在于不同的‘一系列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他曾经画过一幅塔形图例，紧挨经济基础的是政治和社会风尚，在其上才是法律、道德、宗教、哲学，最上层则是艺术和文学。正如上文他所说明的意思，他认为政治、社会风尚和法律最先反映经济基础的指向，而宗教、哲学、艺术、文学等飘浮得更高的意识形态，则要通过政治、社会风尚、法律、道德等中介才能与经济基础发生互动的关系。在这塔式的图画中，文学则是飘浮得最高的意识形态，它必须通过艺术、宗教、哲学以及政治等中介才能与经济基础发生互动关系。实际情形也如此。它要最终影响经济基础，必须先通过影响人们的上述种种观念和趣味的变动，并通过人们的政治、法律行动等中介才能做到。它跟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并非立竿见影。

　　文学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

　　在古代，文学艺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并无什么代价。古代的神话、歌谣等口传文学是大家共享的，往往都在劳动之余，在各种祭典仪式或游戏中表现和传播。那时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审美的观赏性，而没有商品性。但当社会出现市场经济，文学艺术作品通过抄写和印刷等手段加以复制，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其观赏价值而具有了交换价值，它就成为商品。于是，文学艺术也就成为社会的经济资源。它不独供人们欣赏，还能够为生产者创造财富。

　　我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之进入市场，大约起于唐宋时代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使作品得以成批量生产并投诸市场出售。但李白、杜甫的时代，诗歌还是卖不了钱的。那时李白、杜甫等虽然写了许多诗，其志向却在仕途。李白投靠唐明皇，就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未得重用后他又仗剑出游，因他的家庭其时尚富有，后来便不得不投亲靠友，求得经济上的接济。安史之乱后，杜甫颠沛流离，辗转来到四川，在成都就靠剑南节度使严武等朋友的接济，才能建个草堂安身。严武死后，他只好出川，最后贫困交加，死于湘江的小船上。可见，那时的诗歌大多只能呈送给皇帝或亲友传阅或自娱之用。及至宋元明清之际，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宋代话本在勾栏瓦舍说书人那里是要向听众收钱的。元代看杂剧，在京城大都也不是白看。至于冯梦龙、凌濛初编印“三言二拍”即有“笔资”，也即稿费。可见书本印成后也是通过市场销售产生利润，才能给作者发稿费。从此，文学作品的生产便开始与市场挂钩。近代以来随着机器印刷术的引进，图书市场不断扩大。稿费制度也逐渐确立。“文章只为稻粱谋”的现象日益普遍。巴尔扎克当年就依靠稿费来支付他欠的债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文学艺术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财富资源。作家和出版商发财致富比比皆是。这就使文学逐渐发展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它不独可以印行书籍，还可以通过改编成电影、电视、动漫等各种形式，扩大自己的市场和覆盖面，英国作家罗琳本是小学的穷教员，可她创作了《哈利·波特》以来，财富竟然超过英国女王，就是突出的例子。我国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为推销自己的作品，还成立了公司以包装、宣传和改编、销行自己的作品，目的显然在实现作品的最大利润化。美国好莱坞电影年利润达数百亿美元，日本的动漫产业其利润竟超过钢铁业。如今书画等艺术品的拍卖，一件能够达到几个亿。这都证明，文学艺术已成社会的重要经济资源，成为代表社会财富的重要商品，而文化产业也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了。它反过来，也必然会促进文学艺术的生产，促进更多的人投入文学的创作，投入文学产业链，包括出版、销售、改编成电影、电视等的许多环节。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学的正负面作用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当然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它使文学艺术通过市场而扩大销售面、接受面，并使作家艺术家得到一定的金钱报酬，这对于作家艺术家付出艰巨的复杂的劳动，应是公平而合理的，有助于鼓励作家艺术家多创作优秀的作品。上面说到，在古代，当市场经济不发达，文学艺术并没有成为商品的时候，市场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的作用就比较小。那时，政治权力集中的帝王和贵族世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很大。汉赋的发展跟当时汉武帝赏识和重用司马相如等便有直接的关系，唐代诗歌的发展跟当时科举制度将诗歌列入考试的范围也有直接关系。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出版机构收归国有，政治权力干预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其力度大于市场。及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已归普遍。一方面，我国政治权力对文学艺术创作不再横加干预；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像看不见的杠杆，却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影响日益扩大，以致许多作品完全受制于市场的需求。什么最赚钱就写什么，怎么写最能卖钱就怎么写，成为有些作家的信条。暴力和性描写的泛滥，就是跟作家屈就市场需求有很大关系。这种状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决不是正面的能量。引起人们的广泛忧虑，应不为无因。市场的本质之一是惟利是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政府的调控，即政府必须利用手中的杠杆来调节市场的需求，调节市场的利润，既要使市场有利可图，又要避免暴利，禁止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作家仍然坚持自己的精神家园，坚持有益于人类历史进步的审美创造，而不向金钱权力屈服。因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于塑造民族灵魂负有重大的责任。何况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必须不断以自己的作品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使广大读者和观众通过作品获得更高更先进的思想与艺术的精神境界，因而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良好的文学社会生态，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文艺不能沦为市场和金钱的奴隶，既要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同时又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坚持文学艺术必须提升人们的思想和艺术境界，这是必须予以深入探讨的又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经济繁荣或衰败对文学的影响

　　由于经济是文学发展的必要前提，经济繁荣或衰败必然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历史上看，经济繁荣与文艺繁荣并非一定平衡。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他以希腊神话和莎士比亚戏剧为例，说明特定的艺术形式总与当时的一定条件相联系，并非后代所能复制。他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我国诗歌创作中，唐诗、宋词、元曲以及现代新诗的递嬗，也说明特定诗歌形式总与当时的众多历史条件相联系，也即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产物。特定艺术形式的兴衰与文艺整体的兴衰有联系也有区别。文艺盛衰有着多方面的生态条件，经济并非惟一的因素。但经济繁荣一般总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这也是文学艺术史可证明的。我国历史上，每次王朝换代往往都经历乱极而治的过程。大乱之后，都要经过几十年的经济恢复，政权才能稳定和巩固，文化才能走向繁荣。而文学也就昌盛起来。春秋时代铁器的发明和生产力的发展，各国经济走向繁荣，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使得学术文化和文学成果累累，孔子得以删定六经，而庄子那样的奇文和屈原的《离骚》《九歌》那样的奇诗才得以问世。汉初到了武帝时代，经济走向繁荣，才出现了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名家，迎来汉赋和乐府的鼎盛；魏晋时代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才产生“建安文学”的鼎盛。唐初，也经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几十年经济恢复，才出现了文学的“盛唐气象”，产生了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宋代也于五代十国的乱世后的经济恢复，五六十年才出现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等大家。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文艺的鼎盛，跟当时经济的发展也分不开。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出现的文艺大家，也跟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关系。这说明，经济繁荣对文学发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相反，经济凋敝的时代，文学也往往凋敝。经济对于文学的繁荣虽非一定成比例，一定平衡，但众多历史事实毕竟表明，自觉地创造经济的发达与繁荣，对于文学的繁荣，正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环境条件。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才有可能涌现当时的红色经典创作。而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受到破坏，文艺创作也产生严重的困难，乃至严重荒芜。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才使我国的文艺创作重新走向空前的繁荣。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上述规律性的现象，树立理论的自觉，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文艺与经济的生态关系，应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