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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还有生存的窘迫,是一个写作者储藏最深的矿藏,然而,每一次挖掘,都是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手术。阅读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的散文集《散失的母亲》,像在暗夜里听一首悲伤的弦乐,有好多次,读得疼痛,放下书,安静地回忆自己的过往,一种更深沉的伤怀涌上来。
是的,弦断了几次,帕蒂古丽用文字将弦接上,弹奏出来的声音有些喑哑,几近失声。
最真切的生活如同流水,从未间断。帕蒂古丽的母亲是个因饥荒逃难至新疆的回族姑娘,而父亲是新疆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父母亲生活习惯的各种差异给孩子带来很多可以观看的争吵。比如母亲每天晚上都喜欢将一个尿壶放到床边,而父亲则整天埋怨母亲的这个习惯。父亲觉得在房里吃饭,又在房间里拉尿,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作为对母亲这个习惯的对抗,父亲常常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一起在院子里或者田地边上,仪式一般,集体露天撒尿。
贫穷总会让人记忆深刻,在帕蒂古丽的记忆里,弟弟一直都是饥饿的,母亲没有奶水,弟弟又一直想吃。母亲就在乳头上抹辣椒油,这样,弟弟一吃便被辣椒油呛哭了,只好断奶。
贫穷使得帕蒂古丽幼小时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难题,父亲为了养活这些子女而忙碌不堪,生活中的一些委屈该如何排泄呢,父亲的方式便是骂人。帕蒂古丽笔下的父亲是这样的:“父亲是如此热衷骂我们,我们是如此热爱父亲的骂。我们在骂声里获得的安全感,远比骂声带给我们的气馁多得多,我们安然接受父亲的骂,从不抱怨和抗拒。父亲用骂声来确认,我们都是他和母亲错误结合的结晶,父亲在骂声里不断强化自我认错感,对于我们,骂声则一遍又一遍地证明我们来历确凿。”
母亲呢,母亲几乎是以私奔的方式嫁给了年长她22岁的父亲,于是便有年龄上的差距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从此开始磨合、碰撞。自然,母亲也是父亲漫骂的对象。
帕蒂古丽4岁时,母亲患上了精神疾病,时好时坏。患病的原因是一把菜刀。经过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前后,村里的一位知青被怀疑偷了公共的红糖,因为他的老婆正怀孕。这自然是要开批斗会的,就在开批斗会的前一夜,这位会计拿着一把菜刀抹脖子自杀了。那个年代,人们对死亡一事十分害怕。做一个棺材需要3天,这3天的时间需要有人看守会计的尸体。而这个活最后落到了大胆的帕蒂古丽父亲的头上。3天结束后,父亲将死者自杀用的菜刀带回了家。母亲无意中发现了这把刀,又看到刀上布满了死人的血,不由得一声尖叫,将刀扔到了灶火里。后来觉得不放心,又把已经烤红了的刀捞出来,扔到门外的河坝里。大概是被鬼魂附体了,母亲将刀扔到河里以后,自己也跳进了河里。幸好附近有人,将母亲救了上来。从此以后,母亲的精神出了问题。
母亲先是不停地将自己家里的刀藏起来,父亲买了一把又一把,而母亲却一次又一次将刀藏起来或者丢弃。直到父亲去世,母亲的疾病越来越严重,终于在一个春节,帕蒂古丽和母亲、妹妹在一张大床上睡午觉,醒来后发现母亲不见了。
母亲在此之前已经走失过几回,但不是她自己走回来了,就是被好心的人给送了回来。这一次,母亲彻底丢弃了她自己,再也没有回来。
从此以后,帕蒂古丽生活在一个寻找母亲的焦虑中,她甚至活在某种虚无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从自己或者姐姐妹妹的身体里来找母亲的样子。
她这样写她的状态:“我摸摸自己的身体,感觉妈妈的肉长在我的骨骼上,腰腿酸痛时,我用妈妈的表情体验疼痛……我替妈妈吃她最喜欢吃的食物,吃很多,然后装着她的样子很满意地打嗝。”
帕蒂古丽开始后悔自己以前对母亲的忽略,母亲的衣服都成了她的衣服。怕母亲尿裤子,帕蒂古丽给母亲的旧内裤缝上一层毛巾绒,可是那样的内裤洗完了以后,总会很干很硬。母亲每一次换上内裤,都会在院子里走上一阵子,以适应内裤的干硬。母亲失踪之后,很长一阵子,帕蒂古丽总是自己穿着破旧的内裤,她是想体验母亲在日常生活里吃过的苦头。
《散失的母亲》是帕蒂古丽对个人史的记录。翻页时几乎能看到帕蒂古丽在城市的街头贴寻人启事的样子。母亲的精神疾病时好时坏,但是,即使是清醒的时候,母亲也被儿女们视为精神病人,这一定也伤害到了母亲。帕蒂古丽这样写她的内疚:“过去,无论她清醒还是糊涂,我们都不肯承认她是一个正常的人,几乎可以这样说,我们用自己认定‘她是一个精神病人’这个无理的说法,固执地剥夺了母亲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
母亲的散失,成为帕蒂古丽内心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也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开始,她要在自己的散文里与母亲再一次相遇。差不多,她写下她自己的母亲,也就找到了母亲。她在自己的写作中与母亲相遇,并抱头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