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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是否已经成为小众文学的判断不再重要。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从来就与时尚或从众没有关系。
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文学理想坚持的执拗,看到的是短篇小说作家孤绝的勇气和背影。
短篇小说是否已经成为小众文学的判断不再重要。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从来就与时尚或从众没有关系。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加拿大短篇小 说作家爱丽丝·门罗,不止是为风光不再的短篇小说带来了重新被关注的可能,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看到文学理想的维护在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中都可以实现。如果是 这样的话,那么,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是一种对文学理想坚持的执拗,看到的是短篇小说作家孤绝的勇气和背影。
关怀现实是不变的文学传统
对现实的关怀,是我们不变的文学传统。当然,这个现实不止是我们置身的外部环境,同时更包括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处境。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 方》是一篇让人心碎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母子三人的生活境遇和情感关系:哥哥对父母一直心怀怨恨。哥哥的瘸腿与父亲有关,兄弟两人离开家时,父母将家里微 薄的积蓄都给了弟弟上学。哥哥一文不名地走向社会,也从此在情感上远离了家乡和父母。父亲去世了,如何为母亲送终成为哥俩要讨论的问题。但母亲的心事不会 在儿子们的视野里,可怜的母亲不知所措地面对两个儿子。贫困的母亲在现实中如此地无辜无助,她全部的心思都在儿子这里,当然也在死去的丈夫那里。
有父母才有家乡,父母在哪里家乡就在哪里。母亲的思想、情感和为人处世的方式,就是不变的家乡。书写中国底层的文学已发展了十多年,但是,如何 处理和书写底层生活仍然没有终结。《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中,邓一光用他的方式做了新的探索,或者说,是一种更为辽远的体悟:那更深重的苦难也许不在生存 环境中,而是在家乡——母亲心中没有光的深处。
多年来,范小青的短篇小说一直在城市生活中展开,她写短信、写快递、写小区停车位、写“雨涵楼”等。小说《南来北往谁是客》从逃逸房租切入,将 城市的世道人心和“一切皆有可能”在另外一个领域呈现出来。房客真假难辨,失踪的房客和重新返回的房客是否是同一个人都很难说。小说的讲述出人意料又在小 说的逻辑之中。表面上荒诞不经,但却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表达了作家对当下生活本质的认知。尤凤伟的《金山寺》深入到官场生活的另一个角落。官场角逐过后的答 谢更暗藏玄机:在丹普寺院上香时,新市委书记尚增人为答谢宋宝琦的帮助,在宋宝琦不知情的情况下授意一私企老板以宋宝琦的名义捐了10万香火钱。事发之 后,面对这一情况,审查部门集体缄默,宋宝琦也失魂落魄、战战兢兢。最后有人提出:“这事佛是一方事主,哪个愿多事,惹佛不高兴啊?”就这样,宋宝琦平稳 过关,此事不了了之。但此事真的能够不了了之吗?小说余音绕梁,回响不绝。
新疆农场是董立勃小说基本的外部环境。他的“下野地”故事从西部传遍大江南北。《哑巴》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中对人性的拷问更加客观严厉。 哑巴哥哥朱顺和母亲终于为弟弟朱民娶上了媳妇,此时“文革”开始了。母亲是农场惟一的地主,她的命运可想而知。面对母亲受苦受难,朱顺、朱民兄弟判若两 人。母亲自杀了,朱顺在救落水儿童时被淹死了——被救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整治陷害母亲的造反派头头王兴启的儿子。朱顺曾要杀死王兴启家的人,然而,“朱顺没 想到,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还在笑。没有见过这样的笑,能笑掉男人的魂。朱顺举起的刀子落不下来,春桃仰起脸,靠近了朱顺,把刀子拿过来,扔到了地上;又抓 过了朱顺拿过刀子的手,放进了自己的怀里。朱顺三十出头了,没有碰过女人,更没有被女人碰过。这一碰,朱顺就爆炸了。这一炸,就把什么都炸没有了。”人性 的复杂在非常时期的无限“不可能性”,就这样在董立勃的笔下呈现得令人目瞪口呆。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二题》是他“生活书”的系列小说。这些作品是一个东北人写出的东北故事。鲍十在质朴、感伤、复杂的书写中,为我们再现 或构建了他的乡土东北。东北大平原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变或不变的生活中来到了我们面前。在乡村文明崩溃的时代,鲍十仍然坚持他的乡土写作 ——他的“逆向”写作选择,不仅表达了一个东北籍作家的坚韧和执著,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作家对“精神原乡”的向往、关爱以及与时尚无关的写作动机。
“60后”:掘进世俗的不确定性
毕飞宇、劳马、余一鸣、于晓威、王方晨等都是“60后”作家。毕飞宇的《虚拟》,故事的“核”就是祖孙的一场“对话”。不久人世的祖父在孙子眼 里已经“了无牵挂”,但在对话中,祖父还是表达了他久未放下的“心事”:当年荣校长死的时候收到了182个花圈。桃李满天下的祖父死的时候希望不能少于这 个数字。孙子应付说,“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祖父说,“不能作假”,因为死是严肃的事。孙子写了多少人送了花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毕飞宇写出了 再了不起的“圣贤”,也终有放不下的世俗事物,“放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劳马的《无法澄清的谣传》写一个纪委书记落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县里成为传奇,是百姓茶余饭后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有趣的是,传言中的那位当年的 县委书记(如今的市纪委书记)仍活跃在政坛上,并频频出现在电视新闻和其他媒体中。两种舆论共存并行,井水不犯河水。后来,一个教授采访了这位书记并写成 了报告文学发表在刊物上。但在文章发表一个月后,“教授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家乡原县委书记,现任市纪委书记真的被逮捕了!梦中的抓捕情境和被捕者所犯的罪 行与当年百姓对他种种的谣传和‘诬告’完全一致。他的司机和秘书,也一个跳了楼,另一位失踪了。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县里工作的一位同学讲述了自己的梦境,同 学告诉他,这不是梦,你讲的故事是活生生的真事,那位谭书记确实被抓走了,这回不是民间传言,两天前,官方媒体也发了消息。”生活的不确定性,就这样被劳 马一波三折地讲述出来。
余一鸣的《头头是道》、于晓威的《房间》、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等,同样是2014年短篇小说的翘楚之作。
“70后”:致敬经典与自我期许
张楚、弋舟、哲贵、畀愚、朱文颖、鲁敏、蒋一谈、吴君、周瑄璞等,是“70后”主力作家的一部分。至今,难以被遮蔽的他们早已走上了各大刊物的 中、短篇小说的头条。张楚是短篇小说的写作圣手,今年发表的《野象小姐》同样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张楚在一个“病态”的环境中塑造了一个被称为“野象小 姐”的清洁工形象。这个坚韧、强大和至善的女性,用她的方式书写了人的真正尊严。弋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小说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同名的小说《礼拜二 午睡时刻》,写得开阖有致,他先进的小说技法和对辽远事物关怀的自我期许,使他的小说如此撼动人心。他在向马尔克斯致敬的同时,显然也有可以争锋的潜在诉 求。无独有偶,蒋一谈的《在酒楼上》也是一篇向鲁迅致敬的同名小说。“我”最后选择对残疾孩子阿明的照顾,与500万遗产已经没有关系。一个人的被信任和 慨然担当,使一个回响百年的短篇篇名骤然又熠熠生辉,别有新声。朱文颖的《虹》将这个社会细胞——家庭的溃败写到了极致。而且这个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式 的,当这样的家庭无可挽回的时候,这个社会可想而知。小说中的人物,副教授父亲和“虹”都生动无比,父亲哲学教职的无足轻重以及他的生活哲学,都值得深究 和分析。“虹”是这个时代独有的学生,一头黑发遮住了她的面孔,但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却一览无余。小说最后是个隐喻。外婆的时代终结了,嘉陵们的未来真 的会比他们好很多吗?小说整体写得松弛从容,如飞如舞。
“80后”:渐呈漫天星光
近年来,“80后”作家蔡东、马小淘、蒋峰、甫跃辉、文珍、颜歌、马金莲、郑小驴、霍艳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这个代际作家的创作格局,更改变了 “80后”作家的形象。“80后”作家不仅仅是早些年在流行文化中爆得大名的几位,上述提到的这些“80后”作家,与“70后”作家一样,已经是各大重要 文学期刊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体阵容。蔡东的《我们的塔希提》、马小淘的《章某某》、郑小驴的《可悲的第一人称》、霍艳的《无人之境》等,是今年“80 后”作家扛鼎之作的一部分。
2014年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东北“80后”作家双雪涛。《大师》是个“中规中矩”的小说,其情节和讲述都在预设的范畴之内: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 过的工人,只因为热爱下棋,老婆都不辞而别没了消息。儿子与父亲学棋也终于身手不凡。其间的讲述波澜不惊,但预设了最后以求一逞的结局——只因父亲在警察 与囚徒下棋时为警察解了围,与囚徒结了梁子——多年后,这个失去双腿的囚徒出狱成了和尚,他找上门来,结果遇到了儿子,而儿子连输三盘;未露面却在场的父 亲出现了,两个冤家终于不得不再次对弈。小说的奇崛在于结尾父亲的输棋。那本来赢定了的棋父亲却要下输——这就是双雪涛要写的“大师”:孤苦伶仃的“和 尚”一生赌棋,没有家小,他赢了棋只要这个与他对弈的“黑毛”的儿子小“黑毛”喊他一声“爸”。父亲满足了和尚的愿望,因此“大师”与输赢无关。阿城、储 福金、吴玄等都写过下棋,要超越他们的困难可想而知。双雪涛功夫在棋外,他以棋写人,写人性。不计一时得失的胸怀和格局,才堪称“大师”。小说行文沧桑凄 苦,一如从未忘记老婆的父亲的一生。《长眠》在虚实之间,既有扎实的写实功底,又有对魔幻超验的驾轻就熟。故事荒诞不经,却在本质意义上写出了人生的无常 和不确定性,这一点与《大师》又有气质上的联系。双雪涛的小说看似简单,事实上内涵或可解读的空间却复杂而广阔。有人间冷暖,是非曲直,也有宿命甚至因果 报应。特别是他小说中的感伤主义情调,对超验无常事物的想象能力,都非常引人瞩目。
2014年的短篇小说一如既往,在波澜不惊中书写着新的传奇,它风头不再但常有奇崛或惊艳如漫天星光。不变的文学理想,使2014年的短篇小说就这样光彩照人,如满目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