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文化自信

　　近30年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充满了两种看似悖反的诉求：一是呼唤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溶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一是渴盼回归中华民族文学的传统，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是在这两种声音的背后，自五四以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有意无意的文化自卑仍潜在支配着一些文学研究者的观察视野和判断尺度，导致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结论得不到矫正，甚至愈演愈烈，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成见和“常识”，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当下建设与未来发展。可以说，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解决，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文学的理性判断便难以形成，在此基础上更难以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未来。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中国在经历了汉族之中国、中国之中国以后，到19世纪进入了世界之中国的阶段。在世界舞台丧权辱国的近代历史使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充满了文化的焦虑，感时忧国的爱国情怀与保种强国的现实诉求经历了内在的紧张的绞杀与撕裂。在连续战败的历史经验的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到五四时期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文化的自卑酿成了后来人们所概括的“全盘反传统主义”。在这种极端的羞耻感和自卑感的支配下，五四学人所提出的文化解决方案自然也陷入极端和决绝。傅斯年便写道：“觉得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固然是荒谬极了；但是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进于我们的文化。”在这种中西文化比较思维模式的支配下，自然衍生出了相当长时间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中与西、落后与先进的等级体系。西方所有、中国所无的论述套路也流行开来(西方有荷马、莎士比亚，我们没有；西方有史诗、悲剧，我们没有)。但这种事事以西方为标准的论述模式的偏颇也显而易见。正如罗根泽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写的：“学术没有国界，所以不惟取本国的学说互相析辨，还可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过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做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止是文化的自卑而已。”影响所及，不止于文化的自卑，但其根源却来自于文化的自卑。所以，时至今日，中国文学研究要形成对自身民族文学传统的正确的、理性的认识和判断，首先要做的一件工作，仍是要清除研究者本身那种内在的近乎根深蒂固的“阶下囚”心态，确立和重建一种正当的、理性的文化自信。

　　当然，提倡确立和重建一种正当的、理性的文化自信，不是要采取一种“事后之明”苛责于五四新文化先驱和学人。他们当年的决绝姿态和极端言论自有其自身的语境——大抵是在一种世界文化格局中意识到本民族文学的不足而产生的近乎恨铁不成钢的文化心态。类似的苛求我们在19世纪末内田鲁庵对日本文学界的质问中同样可以感觉到：“在我国小说中，有像狄更斯那样对平民寄予同情的吗？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在宗教上树立一个新宗派的吗？有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在表现旧信仰与新思想的冲突中而犹豫彷徨与痛苦不堪的吗？有像雨果那样对暴君的暴政愤然抗争的吗？有像笛福那样一进入新闻社就让众多的政客闻之色变的吗？有像斯威福特那样出版一本书就让王公将相心惊胆战的吗？”可以说，一个民族国家，只要意识到自身的民族文化落后于世界，这一国家的知识分子便不乏有人起来唱衰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然而，今日对五四知识分子当年的决绝姿态和极端言论取“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接受他们的决绝和极端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影响。时移世易，今天的中国学人有更多的足够的理由重提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反映在文学研究中，既要以对民族文学传统的客观认识为基础，也要以对民族文学当下实践的理性认知为前提，还要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未来建设的必要信心。日本文学家吉田幸次郎曾说：“从文学作品来看，像中国这样只着眼于现实世界，而抑制对神的关心的文学，在其他文明地域确实少与伦比。中国虽然没有产生莎士比亚，但是，西方也没有产生李白和杜甫。”这种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的方式，长时间却为我们本土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所缺乏。个中的成因，研究者本身缺少文化的自信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所谓文化的自信，既不是文化的自大，也不是文化的自满，而是对自身民族文化之自我的充分尊重和创造发明。所以，权且让我重提韩少功的主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