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坚持民族性的本位目标

　　10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感触良多。特别是聆听他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之后，更是深受鼓舞。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在睥睨古今、观照中外的文化大视野中，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想准确地把握并领会它，需要下一番苦功。在现场的聆听中，他提到“文艺要坚定民族性，要高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和精华部分，坚定民族性的本位目标。同时，也要汲取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必须把古今中外的糟粕部分彻底摒弃，经过认真的筛选。而今，我们的文艺有些迷失自我，放弃自我，偏离航道，这是十分危险的”。这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2005年4月，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乌镇登台领奖时，我念了答谢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我愿意选取积极向上的、健康的并引领中国前进的那些人物或者事件，作为我创作的对象，过去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我作这样的表述，语言虽然不足百字，却表明了我的文学观、历史观与价值观。

　　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一直在坚韧不拔地前进，其间既有强大，也有衰弱；既有盛世，也有战乱。但不论世情如何，世风如何，世态如何，勤劳智慧的中国各族人民从来都没有放弃希望，放弃忧患。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百姓心为心，以民族情为情，无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伊”，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当国家与民族需要我们赴汤蹈火血染沙场时，我们会慷慨赴难；当国家与民族需要我们长歌当哭，挽救颓波时，我们会宵衣旰食；当国家与民族需要我们行吟陌上激扬文字时，我们会意气风发。我想，这应该就是列宗列祖传给我们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我们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就是要记住这样的祖先，理解他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体会他们“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苍凉，学习他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

　　毋庸讳言，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大书，不管是厚还是薄，都不可能每一页都传递崇高与健康的正能量，历史中有能臣廉吏，也有贪官庸士；有堕落奢靡，也有光明正大。选取什么样的人物与事件来进行历史文学题材的创作，这里面既含有作家对历史的认识，也含有对当下时代的把握。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如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万历新政非常支持，加之民间也有“稗语琐言”，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有私情。有人给我建议，将张李二人私情这条线加以扩充，这样可以吸引读者眼球。我断然否定这一建议，一是明代所有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二是与张居正同时代人的笔记中，亦没有涉及。如果我为了迎合读者中低俗的情趣而创作并不存在的“艳史”，这就是厚诬古人。此种创作态度，绝不能采取，写好一部历史小说，要守住很多底线，“不媚俗，树正气”应是第一道底线。

　　明代的官场有不少光彩照人的人物，也有一些卑鄙龌龊之徒。有一位御史，嗜好吃伤口上的血痂，若一天不吃，就茶饭不思，害得他手下到处给他找血痂，因此，他获得一个“嗜痂御史”的谑称。这件事成为笑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嗜痂成癖的御史，二是为他找血痂的人乐此不疲。当下，据我观察，有着历史嗜痂癖和专为这样的人寻找历史血痂的人不在少数。正是有这两种人，才形成现在大有市场的以丑为美的历史观与文学观。要扭转这股浊流，历史文学作家首先要建立起对国家的认同，对民族的责任。在创造了优秀文化的列宗列祖面前，应常怀敬畏之心。

　　总书记还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观诸历史，那些伟大的作家，经典的作品无不是得风气之先，萃时代之精。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写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的诗句，短短十个字，让我们看到一位大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