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一次关于中华民族的“护生”行动

　　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总觉得其旨不独在文艺，它是一次关于中华民族的“护生”行动，对于一棵五千年的老树来讲，护生的关键莫过于把根留住。

　　为此，文艺能做些什么？

　　答案应该是连根养根。而要连根养根，文艺无疑要回到“文道”，回到“大前提”。

　　先觉是先行的前提。习总书记强调，“作家艺术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非常科学地道出了觉和行的关系。而要先觉，我们就要先把心安下来，就像一个湖面，只有风平浪静，才能映照星月。而要把心安下来，就要先“知止”，因为“知止才能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这个“止”，正是传统所讲的内容。先觉的基础是传统。

　　常识是常态的前提。习总书记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如何才能保持这个永恒价值，答案仍然在传统里。传统文化是常态文化，也是常识文化。而常态来自对常识的尊重和遵守。一个人要走得远，不能总是改变方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五千年的生命力，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文化常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常态是保持人民性的最好方式，一个总是更换根的树，无法成为参天大树，如果说参天大树的花果是人民福利，这个福利来自文化之根的坚定，也即常态。习总书记讲，“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要想实现这个“始终”，只有心里永远有人民，而要心里永远有人民，就要把人民视为亲人。如何把人民视为亲人，我认为，传统文化里有答案。

　　人品是作品的前提。习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细细品味这段话，有着非常强烈的逻辑关系。“三养”最终要落在“修”字上，也就是“行”字上，否则无法完成真正的“养”。再看如何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首先要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良好的社会形象，才能生产出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习总书记讲，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就要求作家艺术家首先有信仰，有崇高的追求。

　　公益是效益的前提。习总书记提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就强调了“首先”和“统一”的次第。试想，有再多的钱，能买回来全部的人心吗？事实上，“蓝天上的阳光”和“春季里的清风”，是不愁没有市场的。

　　传统是传承的前提。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一方面出题，“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一方面给出答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因此，作家艺术家“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感恩是感动的前提。习总书记讲：“各级党委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因此，心存感恩，回报社会，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良心难安。

　　习总书记的讲话精彩点很多，精神可以概括为方向性、人民性、崇高性、倡导性、常态性、传统性。事实上，在我看来，精华就是传统性。

　　习总书记的话里有“归意”，因为我就是这么“归来”的：

　　写作，从西方到东方。当年，我也曾经狂热地学习并模仿了一段时间西方现代派，写了不少表现感官狂欢的作品。后来，我发现这些文字不敢让父亲看、不敢让老师看，再后来，不敢让孩子看。我才意识到出了大问题。从1998年开始，我把目光转向民间传统，转向生我养我的大地，转向亲我爱我的父老乡亲，写下了《大年》，发表后反响果然很好。接着在老师们指导鼓励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历》，前后用了12年时间。为此，再看习总书记讲的“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是多么重要。

　　文化，从时髦回归传统。当年，我也曾受过“蓝色文明”的影响，一度热衷于现代主义，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它无法带给我真正的快乐。彷徨之后，我走进经典。2006年，开始学讲孔子，受到欢迎，但也经历了巨大压力，好在期间我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加上自己从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快乐，就坚持了下来。去年以来，习总书记在曲阜、中央政治局十四次集体学习、访欧、北师大、第五届儒学大会上的系列讲话，一次次安定了我的心，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关于传统文化的强调，更让我吃了定心丸。现在，《寻找安详》已经发到近10万册，长篇《农历》等拙著也多次重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传统不但能够取得社会效益，也能够取得经济效益，而且这种市场效益将是长久的、非泡沫的。

　　做人，从利己到利他。通过深入传统，我意识到自己的利己心并下决心改正。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近两年做文艺志愿者的经历，让我切身地体会到，真正的幸福在利他里。现在，我可以把多数精力放在公益事业上，切实体会到，没有更高级的精神享受是无法超越强大的感官享受的。长篇《农历》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得票第七后，好多出版社向我约稿，我也为之动心，开写了一部长篇，但写到一半，我就停笔，以一位文艺志愿者的身份，投入文化公益事业，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接地气，不提高人格，不打开心量，再写也是重复，也很难超过《农历》，这对生命是浪费。现在看来，这种选择是对的。两年的文艺志愿者实践，让我走出象牙塔，真正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积累了大量素材，接下来，我想再用10年的时间，写一部真正接地气的长篇。

　　工作，从应景到常态。我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刊物主编、文联主席，方向性、人民性、崇高性、倡导性、传统性，无疑会体现在工作中。作为刊物主编，在西海固负责《六盘山》时，在领导支持下，我就把培养文学新人作为重点，多次编发校园文学小辑、专号，现在，不少活跃在宁夏甚至全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就是从中启航的，比如王正儒、高鹏程、刘汉斌、杨建虎、苏炳鹏、穹宇、李义、马占祥等等。调入银川任《黄河文学》主编后，在领导支持下，我仍然延续这一思想，组织“全国高校文学小辑”联展，开展《黄河文学》签约活动。和其他刊物不同，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文学新人，投向了最基层，其中有大学生，有自由职业者，有在最偏远山区工作的小学教师，马金莲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作家中的栋梁。同时，在保持刊物文学性的基础上，我们也在寻求刊物的不可替代性。通过同仁近10年的共同努力，刊物日益获得全国影响力，连续4年进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农家书屋”推荐目录，为同类同级文学刊物中惟一一家。刊物印数由2004年的1500份到2012年的10000份。所发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奖项，持续被权威刊物和各种选本转载，转载率保持在10%左右。另一方面，作为文联主席，我觉得在服务中心工作，加强“联络、服务、协调”的同时，还要倡导正面价值，引导社会风气。为此，我们提出：“文化不是娱乐，文化首先应该具有改造力、和谐力”；“文学首先应该具有祝福性、建设性”；“作家艺术家应该带着父母心肠写作，用干净、温暖、诗意的文字和作品点亮读者的心灯，安妥读者的灵魂，让文学成为读者的精神家园”；“阅读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等观点，并在工作中实践。10年来，在市委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下，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如诗歌节、赏月诗会、刊物书籍捐赠活动等。在出版首届十卷本“文学银军”丛书的基础上，又组织出版五十六卷本银川文艺家精品集，《黄河文学》十二期编发草根文学专号。

　　“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习总书记的这句话，更加坚定了我们开展常态心灵服务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