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灵：我听到了生活的呼唤

　　上世纪80年代，对于“60后”作家来说，绝对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出生寒门的我们，抱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时代骄子。书生意气，飞扬青春，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文学之梦正酣。国门洞开，思潮涌入，我们这些最初的“文青”，以文学的方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心存“学得文武艺，货比帝王家”的志向，迷信“他人即地狱”的信条，我们头戴校园诗人或校园作家的桂冠，在四年不食人间烟火之后，被大学这熔炉一律吐了出来，进入了比象牙塔更复杂、更混乱、更功利、更世俗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我们，体会到的是种种不适。看着别人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后风生水起的人生，文人的那份骄傲随即被脆弱和自卑替代。好在还有文学，它成了我们自我拯救的福音。

　　因为文学，我们这些80年代的校园“文青”，一些被分配到了文化事业单位，一些后来想办法调进了文化事业单位，但更多的已改弦易张，做起了与文化毫不相干的营生。许多年后，被岁月和生活改变得面目全非的我们，惟一没改的是对文学梦想的那份赤诚与痴迷。

　　我18岁进大学，19岁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23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小说。大学毕业进了地方党政机关，蜻蜓点水后又调入省级出版单位，做着职业文学编辑，当着业余小说家，写着不痛不痒的文字，编着不冷不热的书稿，过着不富不贫的生活，赶着一个又一个跟文学有关又无关的笔会。渐渐地，文学的人生变得假大空起来。守着过去的点滴成就，顶着一方名流的光环，自鸣得意一阵后，才发现江山代有才人出，风骚也属他人。生活无情地将一个小说家闲置了，时代的列车远去，我才意识到我的书斋原本就不是火车头。

　　与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文学，自以为生就属于文学的自负，做一个优秀小说家的梦想，一切都虚幻起来，可疑起来。很多个夜晚，我独自一人，看窗外霓虹点点，夜色阑珊，我甚至怀疑，我选择的文学人生路，是否注定是一个错误？我向文友倾诉我的苦闷和不安，巴望他们能给我良方一剂，但得到的都是头痛医脚的处方。我说我是不是远离了生活，他们就反问我，难道现在你不置身生活中？我说，我远离的是激发我创作的生活，他们说那是你缺乏在自我生活中发现文学的能力。在经历了太多的酒吧长谈和沙龙争论后，我几乎空虚得如同一个空壳。

　　那年，我36岁。

　　带着解开问号、急病投医的迫切愿望，我进了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跟一群才华横溢的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学员成了同学，聆听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专家的讲课，仿佛真有了更上层楼的境界。四个半月下来，以为自此如有神助，佳作可期，但等我重新拿起笔才知道，一番学习下来，落了个眼高手低，头脑风暴过后，我的文学世界满目疮痍。

　　人生不得意，乡愁必来袭。身居闹市的我，在无数的梦境中，看到的都是故乡的模样，听到的都是故乡的呼唤。开着车，听着美国乡村歌曲《乡间小路带我回家》，我走在了回乌蒙山故乡的路上。翻过一山又一山，故乡近在眼前，却已面目全非，不再是记忆中模样。老旧的村庄被探矿人钻得千疮百孔的山峦，从前整洁的乡街子如今人声鼎沸、垃圾遍地，各种兜售枪支、春药和农用品的广告，将一面面土墙弄得乱七八糟。我见到了邻家大伯，隔壁婶娘，但人家不叫我小名，称我同志。我与儿时玩伴在小路上相逢，我递上一支烟，他看看烟，点燃，我说，从前……他说，不要提从前，你现在是城里吃皇粮的同志。小时无话不说的朋友，现在已话不投机。回故乡本想疗伤，但却被故乡乡亲羡慕一番，尊敬一番。我终于意识到，那所谓的羡慕、尊敬，其实是一种拒绝。我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再属于故乡。

　　——这，是乡愁之外，更大的愁！

　　虽谈不上落荒而逃，但真是黯然离去。我沉默着，开车离了故乡。回到昆明，打开电视，竟然是关于我故乡人的新闻：三个20出头的小伙子，合伙偷了辆奥迪，被抓了现形。问其作案原因，竟然是年关将至，想回故乡风光一把，所以冲奥迪下了贼手。一条原本属于茶余饭后市民谈资的新闻，看得我泪流满面。

　　我发现，我离他们——我的故乡、我的乡亲，真的越来越远。而离他们越远，我这大山出来的所谓小说家，离文学也就越远。

　　我要回去，远山在召唤，生活在呼唤。

　　我必须回去，文学在召唤，在呼唤。

　　40岁那年，我去了滇西保山市，挂职体验生活。我挂的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去坐了一个星期的机关的位子，我就烦躁不安起来，向市委书记提出，让我沉到基层去。我说我是作家，要生活，要素材。在他的直接关心下，我被派到腾冲县和顺镇的一个农户家，跟他们一起生活，了解翡翠文化，学习翡翠鉴别、加工知识。通过半年的学习、摸索，我把自己变成了半个玉石行家。又用了半年时间写出了《翡暖翠寒》的长篇小说，《十月》杂志发表后，作家出版社出版，并被改成40集电剧连续剧，在中央台和数十个地方台热播。接着，我借新农村建设的机会深入滇西农村，跟农民们同吃同住，跟他们拉家常，采访了数十个新农村指导员，写出了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泥太阳》，《芳草》杂志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最终获得了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入选建国60周年500部优秀长篇。

　　挂职的经历让我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作家，无论你有多高超的技法，如果没有生活做底子，没有生活的强力支撑，是断然难写出好作品的。到生活中去，沉到底层，就会有发现，就会有素材，就会有灵感。

　　挂职回来，我离开出版单位，调入省文联工作。我现在已养成每年必抽一些时间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习惯。我到滇东北乌蒙山区调研，发现这地方农村人口流失，乡村空心化问题突出，根据所见所闻，再佐之以艺术加工，我写出了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在《大家》杂志发表，《新华文摘》《小说月报》转载。

　　我的职业是文学编辑，我在编辑工作中也大力倡导编辑也要体验和深入生活，要身在其中。我担任《边疆文学》主编以来，一方面潜心扶持培养基层作家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每年都有十数位不同民族的文学新秀通过《边疆文学》成为文学的新生力量。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还积极主动关注社会生活，前后出版了“云南抗旱救灾专号”、“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专号”和“鲁甸803地震抗震救灾特大专号”。“鲁甸803地震抗震救灾特大专号”出版后，我们火速运往灾区，给恢复重建的灾区送去精神食粮。手捧专号，鲁甸震中龙头山镇龙泉小学校长这样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跟那些救命物资一样，都是灾区需要的。”

　　让文学在生活中生生不息；让生活在文学中焕发光辉。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更坚定了我深入生活，讴歌生活，做一个人民喜爱的作家的文学自信。

　　(作者系《边疆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