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军：文艺不能绑在市场的战车上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谓社会意识形式，就包括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恩格斯更是形象地将它们比喻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领域。

　　所以文艺不仅在市场之上，而且是在整个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归根结底才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但同时它们也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因素产生反作用。市场，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市场经济，也仅仅是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它们与文艺的关系是交互作用的。

　　我们现在进入到市场经济阶段，这是社会发展不可绕开的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并不决定社会生活的一切，尤其不能裹挟像文艺、法治、道德、宗教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的时代课题，十分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关于文艺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对文艺与市场关系的辩证判断，值得我们深切领悟和反思。

　　可是长时期以来，为什么文艺界内外都有不少人误认为：文艺要绑在市场的战车上呢？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要弄清：文艺作品究竟是不是商品，是什么样的商品？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看，文艺作品可以是商品，也可以不是商品。我曾在《文学的位移：作品—产品—商品？》(1995)一文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及艺术，首先是作品；在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后，可以是产品；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也可以是商品。

　　作为产品和商品，文艺因此生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精神价值之外，还可以成为一种物质财富。一尊兵马俑，便可价值连城；几块汉像砖，更是富可敌国。从国际间来说，软实力的竞争，不仅是国民精神影响力、渗透力、号召力的竞争，也涉及到文化产品作为物质财富的竞争。好莱坞电影就是典型的代表。正是由于文艺作品具有无法估量的经济价值，所以招来了众多所谓“经济人”蜂拥而至，云集于此。这，究竟是文艺之幸，还是不幸呢？

　　尤其是成为商品之后，文艺自然就要进入市场；但我们一定要指出，因文艺主要不是商品，因此也可以一半由市场运行，还可以完全不进入市场。这就是文艺与市场关联的三重方式。当然文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多重的，比如市场对于文艺的制约，文艺对市场的影响，以及文艺与市场的互动，等等，不是这篇短文能说清的，异日再专门探讨。此处可简洁地讲几句：市场确实可以推动文艺的传播，而文艺也能对市场加以引导，二者的相互作用都有助于提升或拓展对方……

　　而就是进入市场作为商品的文艺，也还是特殊商品，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便是那些专为市场而生产制作出来的言情、武侠、警匪、谍战小说影视等，也要有比较鲜活的人物形象、令人可信的故事情节、具有生活气息的社会场景以及一定的文采，最主要的，还要有符合大众心理的伦理取向。尽管可以不要求它们有多少独创，能流传多久，但一定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内涵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绝不同于手机、汽车等的生产。连药品生产都有特殊的严格要求，对文艺这样的“精神良药”不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吗？

　　要弄清文艺与市场的关联，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文艺作品的价值构成。依据经济学原理，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凝结，价格围绕其价值波动。那么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创作它的文艺家所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而是经由文艺家凝结了丰厚的社会实践、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公众审美理想。因此文艺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就是其经济价值，也不同于普通商品。所以文艺固然可以估价，但那价格仅仅是对其价值某一方面的反映，并不能完全体现文艺作品的价值。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等，是怎么也无法单纯用金钱来估价的。进入市场流通后随着交易双方的博弈，文艺作品的价格也会有所波动，但是这些标价，依然不能体现出作品的所有价值。谁能说，以4.368亿元刷新中国艺术品成交纪录的黄庭坚《砥柱铭》，就完全体现了该作的价值？或者，代表了中国书画的最高价值？

　　由上可知，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是一推入市场文艺就能繁荣，就会发展。恰恰相反，如果过早地、不恰当地将莫扎特、梵高等的作品推入市场，那很可能更加快他们的夭折。

　　与之相关，是文艺服务于文艺家，在市场经济时代都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的制约甚至摆布。就像文艺作品的价值一样，对文艺服务于文艺家的价值，也不能简单地以市场价格来衡量。有些服务固然是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有些服务恰好应当游离于市场之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文艺家的情况就更为复杂，同一个文艺家可以接受商家订货或者为市场而创作，那当然就随行就市了；但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早就分析过不一样的情形，“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磅。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去让她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里的“生产劳动”是亚当斯密的术语，用来指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则不是。因此，就是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文艺家依然能够像弥尔顿一样“出自他的天性”进行能动地写作，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家连这条都做不到吗？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是对当代中国文艺家的谆谆告诫。我们务必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教诲：“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以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我体会，习总书记固然是对文艺家讲的，文艺家要身体力行，但整个社会也都应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市场大腕们，不要再以金钱的杠杆、利益的驱动，来诱惑或胁迫文艺家就范了。那样必定会损害文艺，进而波及人们的灵魂和社会的风气。还是让文艺家顺应时代的潮流，呼应人民的心声，按照各自的天性，自由地思考，自在地想象，自主地创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