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悬疑、误解、意外，反复经受考验，生死都在须臾之间……因为展现了一种与寻常人生殊为不同的生存的极端状态，也因为对情节进展和人物命运的解谜时刻调动和挑战着观众的智力，谍战题材影视剧很自然地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同时，这种生活对于隐蔽战线人员的意志、情感、智力有着十分严苛的要求，要求他们机敏、无畏、缜密、冷静、隐忍，坦然应对一切变化莫测。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他题材的影视作品相比，在曲折跌宕、扑朔迷离的故事冲突之外，一部优秀的谍战剧，应该能够更为有效地回应观众对于发掘表现复杂人性的期待。电视剧《锋刃》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朝向这个目标的努力，是提升谍战类型剧审美水平的一部创新之作。
衡量叙事类作品艺术品格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看它能否充分发挥人物性格对故事进展的强有力的驱动。与此前许多谍战剧相比，《锋刃》中人物角色身份更加复杂。地下党员方君年牺牲后，妻子莫燕萍从教会学校的老师沦为喜乐门的舞女，后来被发展成我党的情报工作者；法租界巡捕房班头老谭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中统天津站的负责人，他的冷漠镇定和他僵硬的表情一样，有种镂刻般的质感；日本情报机关头目武田弘一，也是一个摆脱了脸谱化的、形象鲜明生动的敌方人物，他疑心重重、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但又熟悉中国文化，表面上和蔼儒雅，很具欺骗性。
最为复杂的人物当属第一号角色沈西林，他集洋行老板、汪伪政府派驻天津特务机构主任和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于一身，其身份的多重性可谓创下了谍战剧的纪录。外表风度翩翩，内心冷静缜密，行事坚毅果断，在不同场合的言行举止都能和自己当时的身份严丝合缝，这个角色将地下工作者所置身的险恶环境和他们的大智大勇演绎得比较到位。
角色本身的复杂性之外，《锋刃》对人物关系的设置与同类作品相比也有较为明显的拓展，既显新意又见功力，进一步增强了剧作的艺术张力。首先当然是沈西林和莫燕萍之间的关系，莫燕萍曾认为沈西林是“卖国贼”而憎恶他并伺机杀掉他，但为了获取情报又不得不与之周旋，在相处中对沈西林的身份产生怀疑，并不无惊诧地发现自己对他产生了感情。与此同时，沈西林既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又要掩饰对莫燕萍的感情。这种微妙和纠结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恰切到位。沈西林与死心塌地投敌的下属、特务机构行动处处长张金辉的较量也贯穿全剧始终。此外，剧中还有长辈晚辈间的情谊、青年异性之间的情愫，身处不同阵营的他们之所以能携手，既基于真挚的情感，更基于同仇敌忾的民族大义，但信仰与信仰对立的强度，也使得这种合作充满了变数甚至危险。电视剧将这种人性和信仰的交融、纠葛和撕扯表现得惊心动魄，凸显了深刻诡谲的命运感。
作品不但展现了坚定的信仰赋予地下工作者的生命的光彩，更通过韩子生这个人物，描绘了英雄的成长过程和精神历程。韩子生身为地下党员的父亲被敌人杀害，子生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义愤，加入了地下党。但善良忧郁的天性使他拒斥暴力和血腥，这显然对开展工作极为不利。电视剧通过若干强烈震撼性的场面，让观众看到了他精神蜕变的过程：凶残的武田击毙了几名维修工人，人群中的子生咬牙攥拳，浑身发抖，过后他清洗地上的血渍，精神几欲崩溃；武田杀害了孙文博等多位孙家人，躲在隔壁绸缎庄楼上的子生目睹了这一暴行，灵魂再次受到巨大冲击，仇恨激发勇气，让他终于战胜了自己。围绕这个人物而展开的叙事维度，既充分展现了自然人性的真实，又丰富和深化了信仰——牺牲这一命题的蕴涵。
应该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电视剧名“锋刃”的蕴涵：这样的生活，仿佛行走在锋利的刀刃之上，艰难、惊险、危机四伏、千钧一发，需要坚强的意志、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智谋。唯有信仰的力量能够支撑这一切。信仰让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了保护同志，方君年跳楼自尽；黄少峰在身份暴露之时，决绝地牺牲自己；重伤的沈西林为保守秘密，在胜利的曙光降临前夕，艰难地挑断了自己的动脉。正是信仰的力量，让他们的生命强大饱满，可歌可泣。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部电视剧也存在明显不足，即人物身份的错综复杂导致主要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不够。特别是在天津这个特殊的大码头上，国、共、日军各方的复杂关系交代得也不完整。如从历史真实性、准确性方面衡量，对一些情节设置和细节安排还应给予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更为精心的打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