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原生性、冲击力及其限度

罗振亚在研讨会上发言

　　写诗曾经只是有闲阶级的精神活动，可进入新媒体迅疾发展的21世纪后，却有成千上万置身于底层、边缘的“草根”，在种地、放牛、喂猪、挖煤、运砖、喷漆、卖菜之余，以诗为渠道诉说、释放自己的心灵；并且相当一部分作者一出手就气象非凡，其冲击力和艺术水准甚至令一些专业性诗人汗颜。这种内涵着诸多新质的诗歌现象，已然搅得诗界风生水起，异象频生，不容小觑。

　　草根诗歌的发生机制值得信任。有人对2008年、2011年的打工诗歌做过统计，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故乡、眼泪、疼痛、畏惧和爱，这个结果实际上指认了一个事实，即有别于大量纸上、网上谈兵的，以书本与知识为资源或无病呻吟的作品，草根诗歌基本不去触碰过于隔膜的抽象、绝对之“在”，而多肇始于创作主体的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浓缩着乡土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底层生命的身份困惑和精神颤动，是从诗人的日常生活乃至灵魂深处直接生长出来的，所以常情真意切，元气淋漓，蛰伏着打动他人心灵的可能。像老井的《廉租房》乃煤矿工人困窘生存状态与内心焦虑的自我表述，上扬的房价令“女友美丽的脸在一夜间变成荒原”，“父母湿润的笑容里/掺上水银和黄连”，诗人无奈得企望“躲到清凉的井下”，恨不得被矸石掩埋，若那样“下辈子的廉租房”就“有了着落”，怪诞绝望的念头直抵矿工灵魂疼痛的真相，酸楚和艰辛更不待言。田暖的《父亲的井》则在测试着乡愁的深度，父亲擦拭电机、盖石板等普通的动作和平淡的事象过程，以及虔诚与希望交织的心理波动，被写得质感鲜活，那种生动、逼真、细致的描绘与恢复本身，就昭示出诗人对故乡的无限挚爱。而张二棍的《此时》对人生究竟的探询已有思之意味，入敛师、钟表匠、医生、哑巴和“我”所有人的“修改”努力，都徒劳又无意义，因为他们在“修改”世界同时也被世界“修改”着，在神的手中人不过是“布偶”而已。诗人的揭示虽透着彻骨的悲凉，却也接近了生命的部分本质，作者如果没有在苦难、无奈和绝望之“海”中浸泡过，绝对写不出如此宿命的诗句。草根诗歌来自一个个独立的“小人物”，但它们拼贴、聚合在一处，却通向了人类深层的共性情感和经验，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精神面影，诗的突出的现场感，生命的痛楚与酸涩，会让读者在阅读中被猝不及防地击中，生出缕缕紧张、悲悯与疼痛，它们无疑也拉近了诗和现实的关系。

　　草根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一种不化妆的诗歌。虽然它不绝对地排斥意象、象征等现代技巧的援助，像余秀华的《我养的狗，叫小巫》《苟活》中与诗人形影相随的“狗”、许立志的《我谈到血》《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中异质对立的“血”和“螺丝”，以及郑小琼的《声音》《生活》中与肉体共在的“铁”等意象，都称得上戛然独创的专利语码，分别构成了诗人的精神孤寂、灵魂矛盾悖裂、工业文明挤压对人类异化的象征，苍凉沉郁，打击力强，又有很高的分辨度；但它们仍在直接抒情的整体笼罩之下。认为生活远比诗歌重要的草根诗人们，对自身经历、经验表达的凸显，与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学养结构遇合，很容易造成饱有苦难叙事先天优势的草根诗歌必弱于艺术打磨的错觉，其实不然。草根诗歌一般不拐弯抹角、矫揉造作，有时甚至舍弃了形容词与修饰语的枝蔓，只剩下灵魂内涵的树干，本色质朴却又强悍地直指人心。像郭金牛的《纸上还乡》对打工者生活、心理面貌的复现，无任何修辞包装，思绪、语汇急骤相间的跳跃，将少年跳楼的惨烈、母亲绝望的悲凉，和诗人的孤独与还乡想象和盘托出，笔直前冲的情绪取向裹挟的震撼力，令人无法回避。梁书正的《无非》更启用了直指式的句子结构，“无非是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无非是带上年迈的老爸，跟我漂泊/无非把一张火车票，当绝命书……”十一个“无非”同结尾二句“还有什么要紧”的重复搭配，造成一种飞流直下的瀑布一样的情绪动势，把抒情主人公身处困境却从容面对、以退为进的坚韧内心传达得遒劲有力。

　　对凌空蹈虚抒情路线的规避，和对日常生活情境与经验的俯就，使草根诗歌在无意间比一般诗歌更关注对话、细节、事件、过程、场景等因素，与直接抒情并举，将叙述作为建立、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酿就了一种叙事诗学，有时诗被它演绎为一段过程、一节事态。如陈亮的《春天里》对父亲的肯认，就是通过一系列细节、片段、画面的串联完成的，父亲一生都是硬汉子，病重期间上茅房宁可“扶着墙和几棵他早年栽下的树”，也不让母亲搀扶，对院子里锈迹斑斑的“拖拉机”也不同意卖掉，发火、咳嗽、絮叨、流泪等行为心理动作的介入，见出了父亲倔强刚毅而又暴躁的性情，触摸到了乡土、农人的体温、气息和无可抗拒的悲凉命运旋律，使诗获得了一定的似淡实浓的叙事长度。笨水写实与想象交错的《吃草的羊》，同样充满情节性，不说羊跟随草、追逐草走，“一辈子为草而生，而死”当有一种形而上指向，单是二者间组构的流动性与凝定感兼具的画面就美不胜收。草根诗歌向叙事性文学的技巧扩张，因为有情绪压着阵脚，仍是诗性叙事，它既使文本空间里人间烟火气十足，也缓解了诗歌文体的内部压力，提高了诗人处理复杂事物的表现能力。

　　或许是在过于典雅含蓄的诗坛憋闷得太久的缘故，读者看厌了那些不痛不痒、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的作品，草根诗歌中吟啸江湖的“藏龙卧虎”来自生活、生命中的原生情感经验，和那种质朴强烈而又饱满的表达状态，才使其在诗坛产生了广泛影响，让“好诗在民间”不再仅仅是一种虚妄的口号；最重要的是草根诗歌引发出人们的一系列思考，好诗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精致圆熟但无冲击力的诗，和虽有缺陷却生气四溢的诗哪个更值得褒扬？既然写诗水平的高下和学历之间没必然联系，那么诗歌是否还需要学养的支撑？

　　然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必须注意。在众多草根诗人中，能够被诗神拍着肩膀者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还是沉默的存在，并且被认可的草根诗人也面临着许多需要警惕的隐蔽的陷阱。首先，草根诗歌为底层立言，为天地写心，像红莲的《他不是聪明人》对车祸带走的二十八岁年轻人死亡的平静触摸，刀锋在《亡灵》中由途中肮脏混乱、驳杂萧瑟景象生发的灰暗感慨，小西《由一只梨子想起的》祖父葬礼上梨花凋落的悲伤无知的遥远记忆，玉珍对《孤独这种粮食》的仔细深入、别出心裁的品琢与回味，都投注了诗人的真诚良知，不同程度地敞开、暗合着生活和人性的本相及深层经验，甚或捅到了历史与现实的痒处，痛感强烈，隐含着可圈可点的批判锋芒；但客观说尚停留在当初直面现实、叙述苦难的“断指”模式阶段，还缺乏一种必要的超越意识，没有接通更为博大、智慧的精神情怀，上升到现实审美的层次。其次，在草根诗歌中误把真情实感流露当做最高旨归、将诗降格为无难度写作的倾向非常严重，很多诗人手法单调滞后，泥实有余，灵动不足，不但满足不了当下繁复、微妙灵魂世界传达的需要，也耐不住咀嚼，滋味寡淡，艺术水准亟需提升。如芒原的《忧心词》对有关故乡一切的怀念固然缠绵感人，曹利华的《一头牛》以稔熟的意象借物喻人的爱情表白也很奇妙，只是它们对观照的材料都嫌剪裁不够，过度铺排，结构臃肿，语言啰嗦，陷入了散文化的泥淖。其实，成熟的诗人要和审美对象若即若离，既能做匍匐于对象土地上的“兽”，更该做栖息于对象土地又能超越土地、盘翔于天空的“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