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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史诗》是一部将历史与现代相融合的独创性艺术作品。作者采风、创作历时十年,前往多个省市、名村名镇,访谈学者,寻访民间,以史料为依据,以浪漫的诗歌表现手法,将回族的形成、演进、社会、经济、教育、科技、艺术、民俗风情等艺术地再现,将一千多年中华民族历史全景展示于传记体叙事长诗的构铸之中,形成二十九卷一百一十三章以编年史(唐、宋、元、明、清、现代)顺序编目的叙事诗集。
回族历史七百余年,曾是伊斯兰文明进入华夏,落地生根,成为积极接受本土文化的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在世界的两个高度文明哺育下的新生民族回族,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明清以来,回族在民族压迫的刀光剑影中,在生死两界的交汇点上,除了心中唯一的坚守,丧失了曾拥有的一切。任何屈辱不能使回族丢却的是自信与自尊。逢灾昂首,遭劫挺立,有时不免小心翼翼,却始终坦荡直行于正道上。
历代的回族民族精英,是回族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意志的代表。在历史长卷中,他们写下了自我的和整个民族的辉煌篇章。每个自我,传承着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见微而知著,他们的性灵是整个回族文化与信仰的浓缩,其深处凝结着对祖国华夏真挚的爱。
我们需要用历史理性去书写他们。也需要用诗的形式,借助诗的彩笔,将他们送进大众眼底。这部以情为经、以理为纬构建的咏史诗,扩展为回族“史诗”。它是回族长久以来崇高的审美期待。
当今诗坛,以不才为天才,以不智为大智。华辞丽句,以不工为能。拼接无序,以杂乱为上。难怪老妪不解,连诗人自己也缠夹不清。似乎无人懂得,这才是诗家圣手。
梅子这部咏史诗作却不同。她构思之初,就不断与我交换意见。从她对母族执着的爱和对回族历史的感悟,我预见到了沉重的喜剧结果。她每写完几篇,便通过电脑让我先睹为快。我作为第一位读者,在静谧的书房里,以她的诗为引线,踱进了她笔下这些回族精英的心灵深处。一位精英,就是一段抹不掉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串联在一起,就是回族的史诗。我每每读完,总是虔诚地以“印沙安拉”,预祝这部大作成功。
这是第一部回族史诗。诗人梅子并非是出入于回族史学的学者,以诗咏史,难度很大。为此,她把案头研读史作与田野考察史迹结合在一起。虽说未达标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也日夜伏案求索而忘掉寝食,也四处奔波考求而冲寒冒暑。种种艰辛,我略知一二。由于她的严谨与执着的学人精神,才使这部史诗的历史真实性和蕴含的学术性得到保证。
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第十一首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读书与行路关乎着诗之高下的这一作文作诗之道,梅子的遵守,是她成功的要件。
史诗,必须是诗。正如白居易所认定的: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梅子这部史诗,其情尽在笔墨间,力求含蓄,然而多是真情不掩,更有纵情处,若决江河,一泻千里,沛然莫能御。
梅子的诗,语言平易,近乎到口即消。我乐于欣赏这样的语言风格:“寻常言语口头话,便是诗家绝妙辞。”诗人梅子无意雕琢,不求华靡奇巧。有位哲人说,语言是思想的衣裳。浓妆艳抹的外在华丽,多是包裹着鄙俗浅薄。梅子远避之,可贵。
梅子善写自由诗,以内在的韵律,求其跌宕起伏,传达出一种旋律美:铿锵顿挫,文意畅通。诗可观,更应琅琅上口才是。好诗借助读者的二度创作,达到声情并茂的境界,才使隐藏的诗意诗情,如虚空传响,充分张扬。我不会写诗,朗读尚可勉强。粗诵了几章,几度让我快慰心底。
这部诗作,立意颇高。意犹帅也,除此,诗的一切皆为“意”的帐下三军。“意”或称主题思想。诗的更强劲的冲击力是源于深刻的主题。诗作仿佛巨艨,承载着教化人心的善,它从诗人心灵的港湾,乘着美的长风巨浪驶向彼岸——受众的魂魄深处,这诗才有着“诗者,持也”的高度。善的内容,美的形式,二者在诗人心中和笔下,从实境进入化境,这才是诗。梅子着意于此,行走于诗人的正路上,让我钦敬。
苏格拉底说,善即是美。孔子倡导尽善尽美。面对真善美近于缺位或失语的眼下文学界,我们从事创作,必须立志高远,力求以“至善”与“大美”结构出的佳作,服务人生。
梅子的诗作,以人物为纲,把一部回族文化史以诗的方式,梳理得清晰感人。我在二十几年前说过:“以教门救心,以文化救族。教门不兴,心死。文化不昌,族亡。”梅子用诗,对我的短言作了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