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报告文学：融媒体时代的生态、守正与新变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4年报告文学：

　　融媒体时代的生态、守正与新变

　　□王  晖  丁晓原

　　对身处融媒体时代的当下报告文学而言，惟有 守正与新变，才有生路。守正的含义在于，坚持以真实性、现实性、反思性为核心的文体规范，凸显文体特质，承继经典报告文学所创造的传统，秉持为人民的创作 导向。新变的涵义在于，强化跨文体优势，利用融媒体平台，彰显文体的存在感、在场性和影响力。

　　王  晖：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生态来说，2014年应该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年份。这一年，报告文学获得的聚焦不少。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先后颁 奖，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近几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就。此外，中国作协开办首届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高研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设立青年创作委员会，这两个关乎“青 年”的举措，无疑是在力图推进报告文学后继有人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和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为报告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带来 许多新鲜气息。临近岁末，李冰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报告文学的卮言散议》的文章，成为这一年聚焦报告文学的最后亮点。

　　丁晓原：是的，2014年是报告文学活跃而有为的一年。这一年评选的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其中的图书类获奖作品28种， 包括《国家记忆》《梦想照亮生活》《玉米人》《瓷上中国》《百年钟声》《国家的儿子》《淬火青春》等10部报告文学，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从一个方面说明， 报告文学不仅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直接传输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凝聚社会正能量的独特的国家文体。当然，评奖不是估价文学的主要尺 度，但是它至少也是我们认知文学存在的一个重要维度。

　　生态：跨越卡夫丁峡谷

　　王  晖：光阴如箭，岁月如梭。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我们在《文艺报》进行年度报告文学对话的第十个年头。在近十年来的对话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到报告文学的创 作生态问题。现在看来，伴随报告文学前行的，已经不仅仅有来自文学内部的异声，还有近十余年来由单一纸媒到全媒体、再到融媒体等公共空间所发生的巨大变 迁。对身处融媒体时代的当下报告文学而言，惟有守正与新变，才有生路。守正的含义在于，坚持以真实性、现实性、反思性为核心的文体规范，凸显文体特质，承 继经典报告文学所创造的传统，秉持为人民的创作导向。新变的涵义在于，强化跨文体优势，利用融媒体平台，彰显文体的存在感、在场性和影响力。“守正”的问 题，我们倒一直在提倡、在强调。但应对融媒体时代的文学生态的新变，坦率地说，报告文学界还没有完全做到“有备而来”、“应对自如”，还需要进行艰辛的探 索。

　　在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年会上，有学者谈到大数据时代与报告文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通过网络等平台将传统纸媒文体的优势放大， 密切关注受众(特别是青年受众)的诉求，使新世纪的新青年们不要忘怀这一现实文体。其实，报告文学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能够体现“为人民”方向的。这个“人 民”当然也要包涵“80后”、“90后”，甚至“00后”新青年。我们不能再局限于一个有点自说自话的创作和评论的小圈子，而要将视野扩大，将肚量扩大， 以海纳百川之势，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创作、评论和研究，跨越报告文学发展的卡夫丁峡谷。

　　丁晓原：你说的“融媒体时代的生态”，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文体，时代独特的文化生态必然会影响到它的发展。这里，我想 到了时下一个经济学的热词“新常态”。新常态条件的经济发展由原先更多依赖资源消耗、忽视环境承载力的要素驱动，转型为主要以科技支撑发展的创新驱动。在 我看来，融媒体时代就是报告文学的“新常态”。融媒体时代的报告文学，它原有的“新闻性”红利大为减少，文体一般的新闻优势已不存在，这种情势必然需要报 告文学在坚守中创新。在题材新闻性弱化的条件下，报告文学更需要借取新媒体的新优势，丰富报告文学的表现方式，吸引新的读者关注阅读作品。同时，报告文学 还需要进一步激活内在的叙事魅力，建构非虚构叙事独特的优势。

　　我倒不认为融媒体时代对于报告文学是一个“卡夫丁峡谷”。一方面融媒体可以倒逼报告文学设法从困厄中获得新生，另一方面报告文学还可以从中借 势，扬长避短。2014年一些实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李春雷是这一年度最为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朋友》《赶考》《党参沟纪事》等是报告文学从新闻 回到文学的成功范例。作者善于以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方式、文学的语言，富有表现力地再现对象，使作品尽显非虚构叙事之美。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所写题材并没有更多的新闻性，作者着力于以纪实之“全”，对题材进行深度的、多维度的开掘。作品适时地在首个“国家公祭日”之前推出，反响很大。没有了题 材新闻性优势的报告文学写作，需要作者更智慧地从时代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选择具有表现力的“小叙事”构思营篇。丰收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是 2014年度一部重要的作品。“共和国六分之一的疆域”，兵团人“六十载艰难辉煌”，时空开阔，题材重大。但作者不作正面“强攻”，而能够宏大中取微细， “酒与水”、“家国·女人”、“西部的浪漫”等篇章，以别具滋味的“小叙事”写出了兵团人在历史运衍中的命运，他们的创造、牺牲和奉献，可读而耐读。铁 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也是，作品写的是《共产党宣言》初译本传播的故事，题材正大不言而喻。但作者对题材不作一般的历史叙事，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 上，注意挖掘其中的“传奇性”。题材内含的特殊意义和作品“传奇性”的叙事，生成了对读者强烈的吸附力。

　　守正：在场书写与历史回溯

　　王  晖：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出的“2014年中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排行榜”上榜作品基本可以作为2014年报告文学作品的代表。延续报告文学现实性和真实性 传统，再现多彩的中国故事，表达对于重大现实和历史的关切，强化作家书写的在场感和存在感，成为2014年报告文学创作“守正”的突出特点。这中间，有从 时间之轴再现20世纪以来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事件的描述，如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铁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丰收的《西长城》，全景再现上 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中国红旗渠》(郑雄)，描摹广交会今昔的《逐梦世界》(喻季欣)，作为亲历者记录中国高铁建设的《最 完美的抵达》(戴荣里)，写上世纪70年代广东逃港潮的《历史绕不过的“逃港”》(周敏)等。还有诸多聚焦人物的作品，譬如李春雷再现习近平与贾大山真挚 友谊的《朋友》、余艳描述毛泽东与杨开慧真挚情感的《杨开慧》，以及对各路具有“正能量”意义的英雄模范、改革者、善行者、科学家、学者的表现与褒扬，如 李朝全的《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马娜的《天路上的吐尔库》、王国平的《纵使负累也轻盈》、朱晓军和梁春芳的《天地良心》、傅宁军的 《长江星辰》、孙晶岩的《西望胡杨》、郝敬堂的《大海作证》、王贤根和吴潮海的《千古长城义乌兵》、紫金的《泣血长城》、朝煜的《面对大海的述说》、杜文 娟的《雪山上的苹果》、刘先琴的《玉米人》、谭楷的《让兰辉告诉世界》和薛晓康的《悲怆莲花路》等等。

　　丁晓原：“守正”是一种文体得其体要的关键，它规定着文体的基本属性和特征，是文体存在的前提，是文体实现其功能的根本；与其相反的异化则无疑 取消了文体的存在。报告文学之“正”主要有非虚构性、时代性、思想性和文学性。非虚构是报告文学的底线，时代性和思想性规定了题材选取的要求和题旨表达的 取向，文学性则表示报告文学也需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写作。报告文学是一种特别强调弘扬时代精神的作品，2014年度的孙晶岩《西望胡杨》、马娜《天路上的 吐尔库》、朝煜《面对大海的述说》、王成章《国家责任》、徐富敏《太行山上》、唐晓玲《逐梦之城》、董晨鹏《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徐锦庚《“懒汉”治 村》等作品，从不同侧面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体现中国力量、反映中国精神的各式人物，他们岗位不同，成就大小也不一，但他们共同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而努 力工作。作品通过对人物故事和精神的叙说，形象生动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媒体时代，虽然报告文学题材的新闻优势并不明显，但这并不表示作者对于 题材新鲜度敏感的忽视。新鲜的题材是报告文学吸引读者的要素。比如，电商和快递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孙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快递》以题材开 新取胜，作品记写“从大山深处走来，奔跑在都市的大道上”桐庐帮快递公司的创业人物、创业故事，别有胜景。王贤根、吴潮海的长篇报告文学《千古长城义乌 兵》，将义乌与长城关联起来，“抗倭寇，戚继光义乌招兵”、“守长城，义乌兵千里北上”、“保护长城是天职”，在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中，讲述了一个绵延数百 年的故事。题材之异，故事之新，生成了作品特殊的价值。

　　王  晖：这一年，报告文学没有忘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譬如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陈廷一以《2013，雾霾挑战中国》直击中国城市的雾霾现象，徐刚写下了 《森林九章》，裔兆宏则在《淮河赤子情》中，将笔力集中于揭露污染真相和拯救行动的环保独行侠霍岱珊。泽津、嘉孝的《中国家庭浪费警示录》检视平民百姓日 常生活中的奢侈浪费陋习，杨晓升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以独子女夭折带给家庭的痛楚来审视当代家庭问题。与之相联系的，还有李琭璐聚焦农村留守老人的 《落寞夕阳》，方格子在《农村留守妇女》中对农村留守妇女的苦衷和情感世界的真情描摹。马语以《消逝在酒馆里的岁月》写酒徒、酒桌、酒文化、酒驾等现象， 活画出一个酒徒的忏悔。

　　丁晓原：介入社会是报告文学的重要品格，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报告文学的“体”中应有之义。2014年度的“问题报告文学”除了你所列举的重要作 品外，还有的一些作品尽管不是直接正面地言说问题，但其中的问题意识也值得关注。如杨守松的《大美昆曲》，这部作品之所以以昆曲为书写对象，并极言昆曲之 美，这里包含了作者先在的问题意识。在杨守松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经济中心主义”导致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在商品大潮席 卷华夏的当今，文化的迷失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有的则心甘情愿成为‘工具’，并且以文化的名义破坏文化攫取私利”。“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 “疏远灵魂则脊梁不正”，“脊梁不正则灵魂出窍”。由此可见，杨守松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文化问题意识选择题材和开掘题旨的。

　　新变：前行动力与挑战

　　王  晖：纸媒作品如何应对融媒体时代的挑战？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也许还没有到“生存，还是死亡？”的两难抉择地步，但前瞻意识和危机意识是必须 的。“守正”与“新变”看上去有些矛盾，但其实惟有这样的矛盾运动，报告文学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2014年报告文学在“新变”之路上有所动作，赵瑜这一 年除了出版六卷文集《独立调查启示录》外，还写下了《野人山淘金记》。这部作品记录的是改革开放背景之下，中国的冒险家亲往缅甸淘金的故事。看似一个“猎 奇”的题材，但它背后的东西仍然是对于当下现实的深刻反映，譬如新阶层的新诉求、人性善恶、生命与自然等等。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其图文报告文学形式的探 索，作者受一部名为《新传媒环境下的摄影》论文集的启发，将报告文学与纪实摄影结合，“思量我们报告文学的前景与新生”、“有利于文体创新”。这样一种并 非插图、而是记录行动过程的连续性画面的加入，使作品图文并茂，让读者感受到图片与文字带来的“双重”真实感。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表现出有别于 以往同题材纪实作品的视角的出新，即除了受害者、外国友人的叙述，还加入大量新发现的“加害者”日军日记、日志、文章、笔录等，力图多视角呈现大屠杀事 实。王兆军《问故乡》的结构采取了“天干集”和“地支集”两部分，即来自“官场”的全景式宏观讲述与来自“民间”的微观口述，以此记录、感知、发现故乡， 在释放乡愁的同时，再现乡村的疲惫、苦闷和焦躁。《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中，作者董晨鹏的角色是多重的——他是单位工会领导，也是以“家访”形式出现的田 野调查者、记录者和书写者，将口述和现场采访相结合，使作品对于企业基层职工的表现生动自然。题材的系列性也透射出某种“新变”的意味，譬如张敏宴的《吸 血的血透》继续追踪反腐医生陈晓兰通过血液透析来揭秘过度医疗的乱局与黑幕。李鸣生和纪红建的《发现龙门山》则以描述龙门山地区震后重建的状况，延续了作 家关注汶川大地震的话题，是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后续观察。

　　丁晓原：报告文学的“新变”有内在的，也有外显的。内在的是指作品由重视新闻性书写、重视政论性表达，转为对于对象内在叙事的重视。“非虚构” 写作中剔除“非虚构小说”，其中许多重视作者见证亲验的写作，体现着报告文学回到非虚构叙事本身的内在变化。外显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赵瑜的《野人山淘金 记》，赵瑜是一位文体意识强、文体创新意识强的报告文学作家。融媒体时代是读图的时代，图文叙事在赵瑜这里完全是自觉的、预设的，“《野人山淘金记》是一 次有意识的图文试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创作的篇幅比较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故事，成为一部完整的图文交融之作，图与文，不是外在的剥离单列，不是以往 著作的插图版本。”也正因为作者能够有机协同“文学表述加视觉化艺术”，所以作品的现场感、影像感很强，有效地丰富优化了报告文学的表达方式。其实，报告 文学的借像早有人提出并有作家成功实践过。捷克作家巴克说：“报告文学和电影都是年轻的艺术。在它们的活动上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比如特写、幻象、简单动 作，剪接(Montage)等。”但这只是以文字借像，真正以影像为媒体导入报告文学的还是新时期的政论片。张胜友是近30年来一直致力于电视政论片写作 的主要作家。2014年他与人合作撰稿的大型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一“梦”统摄，宏旨壮景；一气呵成，精深开远。文字语言与电视语言的有机整 合，极有表现力地对中国梦作了系统而形象的解读。作品在内部声像和语义信息的配置方面注意了立体的建构，使得这部政论片不仅具有高度，也有了学理，而且还 接着地气。此外《一片小树林》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这是童话作家王一梅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儿童文学作品。它表示出作者的写作由想象回到了纪实。作品通过 乡村小学校长杨瑞清和他学生故事的叙写，提供了一个关于乡村教育的鲜活的精神标本。

　　王  晖：在看到报告文学“新变”的同时，我觉得这一年的遗憾还是有的。譬如对如火如荼的反腐风暴反映不力，仅有少数作品，如杨澍的《公开的力量》反映山西运城 阳光农廉网的开设，以此再现基层廉政建设进程。而对于更为重要的反腐败的事件、人物和问题，报告文学几乎缺席。此外，对于现实民生问题的表现也缺乏用力用 心之作。近日，《南方周末》的一篇长篇报道《沙漏之城》，此文讲述北京地铁的拥挤情况，直面现实民生问题，也涉及到对北京城市建设与功能设计的理念的反 思，语言生动俏皮而且富含哲理，描述细致，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借鉴。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缺乏这样直击现实问题的胆识和智慧。艺术表现上，文体概念混淆不清、突 破报告文学真实性底线、小说化虚构描写、语言粗糙等“老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是在一些青年作家作品中存在，这无疑是需要我们警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