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潘鹤·钱绍武

人与自然 潘 鹤

阿炳 钱绍武

　　夜读板桥家书，颇有所感。见其云：“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通体不能悉举，且就一二言之： 《哀江头》 《哀王孙》 ，伤亡国也； 《新婚别》 《垂老别》前后出塞诸篇，悲戍役也； 《兵车行》 《丽人行》 ，乱之始也；达行在所三首，庆中兴也； 《北征》 《洗兵马》 ，喜复国望太平也。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 ”进而指出：“近世诗家题目，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 ”因而，“吾弟欲从事于此，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慎题目，所以端人品，厉风教也” 。 (见《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 )

　　“题高” ，指诗之题材，能够高扬时代精神，揭示历史进程，使其作品起到“端人品、厉风教”的社会作用。郑板桥赞扬杜甫之诗“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 ”指出了在诗的创作中，题材制约内容：“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 ，题材立意的高低，决定了诗的社会效益。如果诗家所选题材，“非赏花即宴集……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 ，道出了诗人思想境界的高低，决定了选取题材立意的高低。

　　纵观近百年文学史，足见郑板桥所言极是。鲁迅的《阿Q正传》 、茅盾的《子夜》 ，无不燃烧着“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 ，这与那在国家危难之时只知道于雨巷中彳亍不前的诗人，绝不能同日而语。近30年来，就美术而论，学术研究市场化、美术创作商品化，比比皆是。震耳欲聋的炒作，声不绝耳；唯利是图的变态钻营，屡见不鲜。一些描绘物欲横流的“消费人生”的作品、毫无生活目标的“游戏人生”的作品，犹如过江之鲫。这些现象，构成了难出好作品、难出人才的平庸境况。

　　在这平庸的境况中，却也有“高绝千古”者。以雕塑而言，于全国则有两座高峰：一是南粤的潘鹤，一是北京的钱绍武，两位艺术家均已是耄耋之年。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中，他们的作品——诸如潘鹤的《艰苦岁月》 《省港大罢工》 《孙中山》 《开荒牛》 《鲁迅》 ，钱绍武的《李大钊》 《孔子》 《杜甫》 《曹雪芹》 《闻一多》等等，全都表现了“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 ，使人观之“痛心入骨” ；而其精湛的艺术水准，又使之达到了时代的巅峰。

　　如若仔细品味，二位先生在艺术追求上，也有不同。潘鹤的作品，从命题到表现的境界，洋溢着儒家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体现了“善”与“美”的融合，显示了积极进取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美。而钱绍武的作品，则具有老庄的道家风骨；每每雕琢复朴，以虚涵实，得意忘象，蕴藉着气韵流荡的阴柔之美。

　　《周易》云：“以文化人。 ”唐释皎然《诗式》也称：“夫文章，天下之公器。 ”宋李觏《上宋舍人书》主张，文章“诚治化之器” 。宋邓椿《画继》则认为，画者，文之极也。为诗、为文、为画，皆天下之公器，不可以一字苟吟。只有先端正自己的人品，选取发人奋进的题材，才能创造出弘扬民族精神、表现时代风采的作品来。当然，我们并不是唯题材论者，自古以来，风、雅、颂并行不悖。那些表现身边生活，且赏心悦目，能够使人积极向上者，同样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