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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共同保有对中华多民族文学生态的一份热爱相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值得记忆与体味的时刻。这个时刻带给每个人的感受与遐想，都将延展为中国多民族文学长河的一脉清流，流向更深、更远的海洋中去。”在近日于海南陵水县举行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学首届陵水论坛”上，与会作家评论家对民族文学的发展给予了美好的祝愿。此次会议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和海南省文联、作协主办，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共陵水县委宣传部协办。与会者围绕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状及发展趋势、全球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南黎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新生代作家创作透视等话题展开了研讨。
杂花生树的南方民族文学
此次会议聚焦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广西作协名誉主席冯艺说，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客观地看，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水平和汉族文学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而在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大家庭里，南方民族虽数量超过40个，但整体影响力与一些文学发达的北方民族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在大力扶持，但民族文学的真正繁荣还要靠作家自身的努力，同时也要靠批评家的发现。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对近几年广西文坛创作较为活跃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进行了盘点，如壮族的李约热、黄土路、阿耒、陶丽群、潘小楼、王勇英、梁志玲、蒙飞，瑶族的光盘、红日、纪尘、冯昱、林虹，侗族杨仕芳等。广西青年民族文学杂花生树的多样化书写，既呈现了当代民间社会是如何在大时代中蜕变消融，又流溢出浓郁的民族韵味和民间文化的气息，初步建立了带有普适色彩的美学风格。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体现少数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关怀，或关注同胞的底层挣扎和沉默，或亲近自然土地，或抒写遭遇现代经济时代冲击下民间社会残存的诗性。作家们既冷静面对现实，又扎根足下大地，接通那些包围自己的充满本民族暗语的精神原乡。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文学“变局”中自觉地追求着“不变”的文学内核。民族地区的差异性、思想情感的独特性是民族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而在差异性和独特性中去探求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民族文学的优势所在。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在写作中去追问文学永恒的、与经典相通的那一部分，才可能建立起普世价值观，才可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志忠以《海峡两岸民族文学交流与合作》为题，梳理了台湾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境况，回顾了近三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果。他认为，由于时空的局限，多年来海峡两岸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合作尚比较少，两岸学者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携起手来，为两岸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合作献计献策，共同努力。
中山市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阮波以土家族作家谭功才的《鲍坪》为例，谈了自己对民族文学写作的看法。他说，南方民族文学浸洇在古老先祖图腾与灵魂的沃土之中，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素材，如能将目光铺展开来，深入挖掘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民族情感的最深处，以自身最为熟悉的生活开发文学写作的根据地，直至形成个人写作的生态链，而不只是私人意义上的地方志、风物志，这才是具有流动感的民族生命写作，才是一个民族抒写者永恒的精神退守之地。
此外，《芳草》副主编李鲁平、重庆彭水县文联主席汪家生、云南省作协副秘书长胡性能等，也都从地域环境之影响的角度，分享了民族文学写作的经验与困惑。
民族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境遇
《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文学艺术是个人性的精神产物，是非常个人化的，并不是说表面描写民族的元素就一定能打动别人。个人的东西要经过转化之后才能被接受，同样民族的东西，也要经过一个世界化的转换之后才能被世界认知。只要广泛地学习、阅读，甚至在一个世界性的宏观阅读视角上来看某个民族的东西，才能看清它的精髓之处。少数民族的诗歌及其他文学创作，都是要用一种能够被大家认可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同时又能充分表现最真实的个性，挖掘出真正代表民族基因的内涵，才能够立得住。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彬谈到，少数民族文学表达的一些观念可以弥补追寻现代性当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自然的敬畏意识、对动物的平等态度、对女性的尊重等。民族性和现代性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互相发展、互相通融的关系。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顾建平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的“相对性”。比如苏东坡在中原汉族地区，是一个“多数民族”的作家，但到了海南岛的黎族地区，他就变成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华人在中国从事汉语写作，他是一个主流的作家，但到了美国，他用汉语写作，则成为一个“少数派”。同样，母语也具有这样的“相对性”。在全球化的今天，母语已经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概念。在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缩小，所以我们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各民族的语言。但同时也应意识到，对于民族语言的珍视，与用民族语言写作是两个概念。有些民族就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但是在用汉语写作时可以尽量将本民族语言中那些独特的表情达意的理念、词汇、句式巧妙地转换到汉语当中去。
空军指挥学院文艺评论部主任李美皆对学界普遍援用的“全球化”视角进行了个性剖解，认为当下有一种创作趋向，就是将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将原生文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站在乡村的原点否定城市化。当否定城市化几乎成为惟一的“政治正确”时，对于乡村的理性思考就被废止了。比如，当文化人怀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热忱去呼吁保存一些古村落时，是否想过保留下来以后怎么办？村落本来是供人生活的一个场域，这是它的自然属性，也是它存在的依据，如果它被保存下来了，但无人居住，仅仅作为一个文化标本而存在，或者有人居住，也是出于“被看”的需要，那么，这无疑就是把生活场所变成了景观，把生活本身变成了表演。在文明的进程中，当下乡村确实面临着寻找和适应的艰难，文学所提供的精神导向不应该这么狭窄和局促。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认为，民间文学的存在是数千年来的文化创作，这些文学遗产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需要挖掘和抢救。当代中国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人越来越少，这恰恰是少数民族作家需要关注和担当的。此外，也应警惕市场对民族文学或文化的过度介入与开发。
黎族文学的发展与责任
陵水县是黎族人聚居的地方，因此此次会议也聚焦了黎族文学发展的情况。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研究员李朝全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时代，多数黎族作家能够静心沉气，潜心创作，将黎族生活、黎族文化和黎族人的心理进行审美处理，使作品凸显出一种民族意识。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黎族文学自身要不断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增强文化创造力，发展壮大自己，主动参与全球文学和文化的生产创造。
广东省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王海谈到，进入21世纪以后，黎族文学在写作人数、作品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有巨大提升。单在陵水，就出现了黄仁轲、黄明海、郑文秀、李其文等作家，在黎族文学中形成“陵水现象”。龙敏潜心8年创作的50万字长篇小说《黎山魂》在表现黎族人民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独到之处，体现出作家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
海南省作协副主席杜光辉说，以龙敏为代表的第一代黎族作家写黎族的历史生活，以亚根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写黎族在改革开放年代的生活，而以黄仁轲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作家写的是非黎族题材的城市生活。由此，我们看出，一个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产生文学上的变化。新一代作家的生活环境变了，可能其身份还是黎族，但写出的一些作品不一定是黎族的声音。
黎族作家也从自身创作角度发表了看法。作家龙敏的发言饱含对本民族文学的忧思。他说，长期闭塞于海岛的民族，在文化心理认同上存在一定的自卑感；虽身处信息时代，但仍更多依靠作家自身的摸爬滚打，缺乏良好的沟通对话与勉励学习的平台。黎族作家只有走出去看世界，多向其他兄弟民族学习，眼界与水平才能不断提升。
黎族诗人郑文秀认为，黎族诗人应更多关注本民族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进程，用更多的触角去思考这个民族在追求美好生活和构筑美好家园时留下的可贵符号，如居住的房屋、三叶茶，还有婚嫁、丧葬、祭祀、信仰、崇拜等自身创造的文化，这是有形和无形的生活的印迹和对文明的信仰。
黎族作家亚根以高照清、唐崛、董元培等黎族作家的散文为观察样本，认为黎族的散文作品总是反映出作家对传统人伦亲情的渴求珍重，以及对家园的眷恋与神往，但尚缺乏一种直逼灵魂的情感深度抒写，缺少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真正介入、体验、反思和批判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