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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胜,现任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1956年9月生于呼和浩特市,后随父母来到北京。涂克冬·庆胜是庆胜的笔名,而涂克冬是鄂温克族最大的姓氏。
庆胜与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回城分配、恢复高考、取得公职的人生步骤。后来,他又下海经商,最终选择了写作小说。原以为这个选择是他对人生经历的总结,殊不知却是他在少年时期已经埋下的作家梦种子在发芽开花。
庆胜是一个迅速成长的作家,自2005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五类人》后,随即发表了长篇小说《跨越世界末日》、《萨满的太阳》、中短篇小说集《陷阱》等,目前又即将发表长篇小说《围胡》、《缤纷世界》。庆胜的多数小说作品都能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究其原因,用评论界的话来说:庆胜的作品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
《第五类人》:
对“边缘人”的剖析与解读
庆胜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物由弱势群体、少数民族“边缘人”、汉族“边缘人”、亚文化群体构成。自《第五类人》开始,庆胜的作品充分体现着对人的剖析、解读与研究。“第五类人”是对小说《第五类人》里的主人公老皮这帮人的归纳和总结。老皮说:“咱们在社会上毕竟不是主流,人数不多,而且尽是些歪瓜裂枣,最多算第五类人。”这也是他们对自己现状不满的一种自嘲。作者总结:他们都是城市“边缘人”。
老皮他们大多是成长在北京各机关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大院文化”是我国某个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而特殊的历史事件使“大院文化”和“痞子文化”如影相随。
小说里的老皮他们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大多是北京的第二代移民,有意无意地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带有各自家乡、地域、文化背景的烙印。这点在少数民族子女身上尤为突出。他们带着父母传承给他们的森林草原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渗透在他们的长相、姓名、生活习惯和语言中,使他们显得十分另类。这使他们更容易卷入文化冲突之中。换句话说,就是更容易“边缘化”。小说中巴图的悲剧命运就是如此。
少年时的巴图深深迷恋外国文学,他崇拜杰克·伦敦的小说《海狼》里的海狼拉尔森,他曾梦想成为像巴尔扎克那样的大文豪。成年后,巴图的文学梦破碎了,他靠酒精麻痹自己,每当他醉眼迷离地环视这个与他梦想差距太大的现实世界时,他感到无比痛苦,只能继续借酒浇愁,最终成了名副其实的酒鬼。
《跨越世界末日》:
芸芸众生的黑色幽默
庆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跨越世界末日》的出版,证明了庆胜驾驭文学语言能力的日趋成熟。
“诺查丹马斯”的末日预言若隐若现地贯穿着整个小说。人们在新旧两个世纪的交替时刻感染了浮躁病。此时我国也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最大变革。旧的价值体系已发生变化,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诺查丹马斯”的末日预言正在摧毁人们的理性,造成社会上不同程度的恐慌。小说通篇贯穿着黑色幽默,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受到末日说笼罩的芸芸众生表现出的无所适从的焦虑状态。
小说主人公王倩妮,在白县长、候厅长、郝区长、尤检察长等能够在A市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眼里,就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没有背景的小律师,是个“小人物”。王倩妮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里,主任、甄律师、李律师等人,为获得一己私利而明争暗斗、溜须拍马。但令人欣慰的是,王倩妮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涩女孩儿,虽身处拜金主义的狂潮,却出淤泥而不染。经过几年在律师界的摸爬滚打,成长为优雅豁达的中产阶级,最终实现了物质上的成功和精神上的自由,这也表明了作者本人对未来持有的信心。
《萨满的太阳》:
“边缘化”少数民族的命运
庆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萨满的太阳》,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索伦鄂温克人的故事。
鄂温克族索伦部曾充当清朝平定叛乱的“先锋”部队,参加过近百次战役,造就了四次进入紫光阁的清代名将海兰察。在历史上,索伦部曾为祖国的统一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小说提到,清朝皇帝已经被赶下台,索伦河边的鄂温克人有点不知所措,只能找“满洲皇帝”,可“满洲皇帝”自身难保,无暇顾及他们,使他们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沮丧之中。可是生活还得继续,鄂温克人决定在索伦河畔过安宁日子,不卷入任何纷争。可没想到,日军的细菌战实验夺去了全族五分之一的人口,给本来就人口稀少的鄂温克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作者带着复杂的情绪叙述了在真实历史背景下这一“边缘化”群体的命运。小说围绕着鄂温克两代人的价值观冲突展开。部落中的长者反对以满嘎为首的年轻一代抗击侵略者的行为。他们认为,鄂温克人曾在保卫边疆、抵御外辱的战争中失去了太多的人口,如今反抗很有可能会给整个部族带来灭顶之灾。可是年轻人满嘎却说:“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决定要和他们开战!……如果屈辱地活着,我看还不如战死!”
合上这部小说,我们禁不住思考:小说中的鄂温克长者们保护种族的朴素生命价值观,对于人口稀少的鄂温克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对一个族群来讲,无论大小,拥有比生命更高贵的价值观也许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