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70年。这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懵懂的童年，不更事的少年，我与所有的乡下孩子一样，经历过贫穷、饥馑、寒冷。在今天看来，这些经历对于后来的人生，具有非凡的意义。
想一想，无非是一些关键词，在自己人生的辞典里，时不时就蹦了出来，吓自己一跳。细细咀嚼，却也韵味悠长。
大米里的沙子
现在的大米多半是免淘的，洗两遍，即可加入电饭煲。
而儿时在乡下吃的大米里，一定有着或多或少的沙子。做饭的时候，必须有淘米这样一个关键的程序。
淘米是一门手艺。
淘米必须用瓢。所谓瓢，就是把成熟的葫芦当中切开，掏净葫芦瓤子，把葫芦壳晒干制作成舀水的器物，一只葫芦正好做成两只瓢。把大米倒进瓢中，再从锅里舀起水，握着瓢把儿逆时针倾斜、晃动，让一小部分米粒儿随着水流进锅里，而那些比重相对沉实的沙子则被留在了瓢里。这样不断重复，大米与沙子逐渐得以分离，大米进入锅里，沙子留在了瓢的底部。
淘米是万万急不得的，快了，沙子就掺进了米饭里，硌牙；慢了，灶膛里的火已把锅烧热，水的多少不好把握，难免旱涝不均。上面锅盖盖上了，下面火候也需把握。急火，容易煳锅底；火太慢，米饭容易夹生。火候把握好了，这大锅里焖出的米饭，经过了清洗、淘米、文火烘焖的过程，接了地气的大米干饭，那叫一个香！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讲述淘米的过程，是因为我在很小的童年就掌握了这门不是手艺的手艺。尽管多年不淘米，我的手艺已经生疏，但童年经验和故乡记忆永远是我辈文人的创作源泉。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令人记忆犹新。他说他是个“讲故事的人”，童年那个“说书人”令他走上了“讲故事”的道路。
而我童年的说书人就是母亲。当年母亲为了吃上大米饭，毅然远嫁他乡。母亲不仅教会了我淘米的手艺，还在那些寒冷的冬夜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我和妹妹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秋翁遇仙记”“卖花姑娘”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成为我一生念念不忘的“神话”。
故乡的大米没有什么名气，比不了“五常大米”“盘锦大米”，但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上等的食粮。
1991年，我在南方一所军校里读书，每天吃一种叫做“籼米”的米饭。这种米米粒呈细长形或长椭圆形，长者长度在7毫米以上，蒸煮后出饭率高，黏性较小，米质较脆，加工时易破碎。我极度吃不惯这种米饭，每每辅以菜汤泡着才勉强下咽。这时候，我就想起家乡的大米，甚至觉得有了沙子的家乡大米才有泥土的香味，能吃上一顿家乡的大米，即使有沙子硌牙也好。逢年过节，军校里才能吃上一顿东北大米，学员队一片欢呼雀跃。而我，则有坐在老家热炕头的感觉。
而沙子终究是不能吃的，需要被淘掉。即使偶尔以假乱真，但沙子终究是沙子，大米还是大米。淘掉的是沙子，淘不掉的也有沙子。我时常有一种冲动，面对着即将入锅的大米，总想展示一下自己淘米的功夫，但是瓢呢，已找不见。我知道，我有一种说不清的病。
又要过年了，乡下母亲家的大锅里又飘出大米干饭的香味儿。
那，不仅仅是一种亲情的召唤。
外甥狗
我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一个道理：吃什么，补什么。
没有人刻意教给我这个道理，是妈妈每每过年都把猪心留给患心脏病的姥爷吃，我自个儿悟出的这个理儿。
1978年1月，也就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寒假，我做出了人生第一个大胆的设想：独自一人去姥姥家过年。
拗不过我，妈妈把猪肘子猪心装进一个筐里，上面用一块花布蒙上，含着眼泪打发我上路。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步，对于我个人而言，在接下来的生命体验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自是欢天喜地，完全不顾及妈妈是否放心，着筐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门。
姥姥家在临近的另外一个公社(现在叫乡镇)，与我家隔着三四十里的山路。道路我是熟悉的，从一个村屯到另一个村屯，我都熟记在心。只是在两个公社交界处的山梁，灌木丛生，行人稀少。走在无人的山间，我大声唱着无名的歌曲，给自己壮胆、打气，我有一种战争电影里孤胆英雄的感觉。我的脑门儿上有一种麻沙沙的感觉，但我的额头冒着男子汉的热气。
筐越越沉，我不断地更换胳膊。当两只胳膊都无法承受猪肘子猪心之重，我就停在路边歇息一会儿。这时不断会有路人打趣地问我：“小孩儿，上哪儿去啊？”我就瓮声瓮气地回答：“上俺姥家！”
当我怯生生地走进姥姥家的院子，大黄狗率先认出了我，朝我直摇尾巴；然后是灶台前忙碌的姥姥喜出望外地喊道：“哎哟妈呀，这不是外甥狗么？！”之后就开始数落：“喃妈也真放心，这么小一个孩子，走丢了可怎么办啊！”不苟言笑的姥爷则露出难得的笑容：“期末考了多少分？”我说：“双百！”姥爷点点头：“这个小熊儿，将来是块料儿。”
年三十到来之前，姥爷是最忙的：写对联。念过私塾的姥爷是屯子里为数不多会写墨笔字(毛笔字)的，我给姥爷打下手：裁红纸，按照字数多少折叠红纸。这里有着小小的数学学问，几次折叠叠出多少字，字间距又大致相当，我在8岁的时候已经掌握。
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姥爷不幸早逝。这时，已略知世事沧桑的我痛悔不迭：姥爷那么多精辟的对联，我只记得一句“劝告世人三件事，戒酒除烟莫赌钱”。其它的，我几乎都没有记下来，它们像姥姥家的炊烟一样，飘上屋顶，就无影无踪了。
故乡有一句谚语：外甥狗，外甥狗，吃完了就走。
如今，姥姥已年迈。又要过年了，我可否再次沿着童年的山路走到姥姥家，吃饱喝足，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就像外甥狗一样没心没肺。
棉花灰
小时候，我能在第一时间感知春天的到来，因为，我手上的冻疮开始化脓了。
那些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每到冬天，我和妹妹的小手就冻得像小馒头似的，红红的，一摁，就是一个发白的小坑。
妈妈为此想了很多招儿，比如说将棉袄的袖子再缝上一截儿，盖过五指；比如说用辣椒秸秆烧水清洗，那火辣辣的滋味儿简直像受刑；比如说用兔子或者狗的毛皮做一个袖筒，两手插在里面；比如说……不知为什么，在我那个四壁透风的冰窖子一样的家里，冻疮，在我的童年时代，没有一年能够幸免。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当我每天上学经过的那条河里的冰开始变成哗哗的流水，我的圆滚滚的小手也跟着“解冻”。现在想来，那流出的脓血触目惊心，但是妈妈只将一团棉花烧成灰，敷到冻疮的创面上，然后随便撕下一块布条包扎一下，便置之不理了。
也许是我才疏学浅，迄今为止，我只知道棉花有着很高的医用价值，但棉花灰能祛除脓血、让疮口结痂还真没有见诸文字。
童年的春天最是难耐的，冻疮正在痊愈的手奇痒无比，妈妈越是不让我去挠，我越是无法控制自己。挠破了，妈妈不得不再一次为我敷棉花灰，妈妈嘟哝着、嗔怪着，内心的疼惜想来是不愿意表现出来吧。
也许真的是“土办法，治大病”，不知不觉中，我的冻疮就好了。
那年早春陪友人去普陀山，真是江南春来早：桃花开了，油菜花也有几处，尽管不成规模，但让人心生暖意。没有了冻疮的袭扰，我对春天的到来也变得迟钝了。
许是全球变暖，现在已很少见人得冻疮，或者医术的高明，棉花灰这种土得掉渣的老办法，早已派不上用场。或者说，这只是我的个人记忆，我的家庭文化？
一位军旅作家说过：一个家庭的文化叫做教养，一个民族的教养叫做文化。
我家的教养不见得都有普遍意义，但我觉得从苦难中走来的人们，至少有最起码的感恩、悲悯和敬畏。
疮疖的愈合，必须让脓鼓出来，辅以必要的疗法。土办法也好，新办法也好，能解决问题都是好办法。
春雨惊春清谷天。随着中国梦的渐行渐近，让每一个中国人精神振奋。就像每一个春天，总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尽管时有雾霾，但雾散了，都是晴天。春天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个充满诗意的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