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文化电影”丰富民族电影的情怀

——访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主席牛颂

　　记者：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举办，作为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民族电影展也走过了6个年头。本届北京民族电影展有怎样的安排？

　　牛颂：今年，第六届北京民族电影展继续与北京国际电影节同步举行。自创办以来，北京民族电影展相继推出了纪念国庆60周年的中国民族电影回顾展、中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展、2012新文化电影展和高端论坛“全球化与民族电影”、“中国电影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主题展映活动。本届北京民族电影展经过精心准备，延续“2012新文化电影展”的主题，推出“2015新文化电影展”，具体设置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新片展映、电影市场、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3个单元。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新片展映将在北京各大影院上映《启功》(满族)、《公主为奴》(蒙古族)、《姑鲁之恋》(水族)等14部新片。其中，《五彩神箭》(藏族)、《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裕固族)、《第七种味道》(蒙古族)、《迁徙》(羌族)4部影片将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北京民族电影展推荐4部影片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标志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质量的提升，获得了业界的认可。

　　今年电影市场的主题是“中国民族影视创投计划”。电影市场继去年推出《成吉思汗宝藏》、《铁木真传说》、《侗族大歌》3部电影成功签约之后，今年将推出《楼兰》、《文成公主》、《古格王朝》、《金珠玛米》、《当伊本遇见中国》、《十万大山》6部签约电影，其中3部是国际合作项目。

　　“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是首次设置的，可以说是一大亮点。

　　记者：“新文化电影”是什么？为什么会设置这样的主题？

　　牛颂：“文化电影”取自对人类学电影界定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北京民族电影展在主题设置中最先使用了“新文化电影”的概念，并赋予它新的含义。一方面，是将传统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故事片扩展到纪录片、民族志电影；另一方面，将传统的人类学电影考察范围扩展到具有文化记录价值的故事片、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

　　我们希望通过“新文化电影展”这个平台，促进一种双向互动，即用“作者眼”的影视手段表现文化人类学，用“电影眼”的人类学情怀丰富和深化电影的文学品质。

　　记者：“2012新文化电影展”展映了一些纪录片，今年，由中国民族博物馆承办的“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则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北京民族电影展为什么如此看重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

　　牛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只是故事片，纪录片、民族志电影是其非常有优势的一部分。从当前电影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3个发展方向是很清楚的：一是国际合作拍大片，“电影原子弹”肯定产生在这个板块。《狼图腾》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在国际合拍大片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占优势的。二是艺术电影。现在，艺术电影有回归的趋势，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历来是艺术电影的支撑性平台。三是民族志电影。民族志电影在国际上占有很高地位，而目前我国民族志电影的发展水平较低，这与我国多民族的国情、丰富的民族文化生活很不相称。中国应该有丰富的民族志电影。

　　具体来说，鼓励民族志电影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辅助政策制定和调整。一般认为，人类学是西方的创造。而使用民族志电影制定民族政策，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首创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民族志电影，把它作为进行民族识别、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一批民族志电影，时至今日，依然被奉为经典。我认为，民族志电影不能只局限在人类学的学术圈子里，而要在更大的空间发挥作用，为国家制定和调整政策提供依据。这种传统应当延续下去，因为太需要了。

　　其次，是对有人类学价值故事片的文化坚守的鼓励，有助于其自身水平的提升。有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片，在拍摄过程中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有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属于文化记录电影，它们以故事片和纪录片打通的手法，来记录少数民族文化，彰显民族精神，很可贵。

　　第三，有助于影视人类学学科建设，使其更好地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相通，并引导正在兴起的民间影视拍摄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民族志电影既学术又大众，是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非常有利的工具，有助于大众了解国情，有助于政府了解真情，有助于各民族彼此深入了解。

　　记者：对于北京民族电影展，您有怎样的期待？

　　牛颂：北京民族电影展坚守人文关怀和文化使命，追求的不是娱乐和市场，而重在赢得时间的尊重与历史的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