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虹：舞台上的美丽新世界

　　陶虹，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1998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曾参演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黑眼睛》《美丽新世界》，电视剧 《春光灿烂猪八戒》《贻笑大方》《空镜子》，话剧《建筑大师》《四世同堂》《长夜》等，获华表奖最佳女演员、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奖 项。

话剧《长夜》

　　印 象 　人生的意义在于

　　找到它的背面

　　第二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期间，3月27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长夜》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作为女主演的陶虹再次来到天津，她说她也算是半个天津人，“我爷爷、奶奶和我爸爸原来都在天津住过很长时间，我爸爸在天津上过学，我拍戏来过天津很多次，电影《黑眼睛》就是天津电影制片厂拍的，也是在天津取的景。”短短几句话，拉近了她与天津观众的距离。

　　话剧《长夜》聚焦外地务工人员，陶虹扮演的女主角“嫂子”，丈夫去世后，独自带着女儿支撑起一个是非不断的饭店，还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人。

　　可以说，这部话剧“戏”都在陶虹身上。前半场，陶红给观众的感觉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当她说出隐藏在心里8年的失误时，她变成一个精神几近崩溃的泼妇，让人生畏。最后，她从忏悔中缓过神来，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意志坚强、头脑冷静的“大家长”。舞台上的陶虹，没有以招牌式的微笑示人，却将角色拿捏得更加准确。

　　经过第一场“撕心裂肺”的演出，记者在演出间隙见到等待第二场演出化妆的陶虹，和她聊起她的“戏外人生”。

　　很多年以前，北京市体委水上芭蕾队到北京少年宫舞蹈队选运动员，不满10岁的陶虹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第一代花样游泳选手。经过数年苦练，她和队友在七运会上获得花样游泳冠军。

　　随后，幸运之神再度降临，她成为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女二号”于北蓓，从此走上演艺道路，中戏还没毕业便接演电影《黑眼睛》，收获了多项大奖。近年来，伴随《建筑大师》《四世同堂》等一系列作品，她又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她说，话剧更像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上班赚得不多，但小菜场买买菜，回家炒个菜，做个饭，肯定也够了。”

　　和陶虹聊天，每抛出一个问题，她都会在几秒内迅速完成思考，给出的回答并不是早就准备好的“行货”，逻辑清晰，擅用比喻，完全没有女明星的架子，随和的气质下，流露出聪明善良的内心、饱满立体的灵魂。

　　她确实非常爱笑，这个招牌式的笑容让人觉得真诚自然，有特别强的感染力，很多观众也由此记住了她。

　　她应该属于活得比较轻盈的人。近几年，丈夫徐峥在导演事业上大获成功，妻子陶虹的名字时时刻刻被绑定，大家逐渐淡忘了她超乎常人的成长经历、日臻成熟的演技和在话剧舞台上的耕耘与付出。谈到家庭和孩子，她说孩子让她看到“人生的背面”。而相对于电影和电视剧而言，话剧其实也可以说是陶虹“人生的背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背面”，她的人生才变得更加丰盈，更有深意。

　　归根到底要把人物的心理演准了

　　记者：从《四世同堂》里的胖菊子，到《长夜》里的嫂子，从形象和年龄来说，都是和您本人有较大差距的角色，您是有意在话剧舞台上挑战自己吗？

　　陶虹：其实我一直是个特别不安分的人。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常常演跟自己的年龄没什么关系的角色，什么老太太啊，中年妇女啊，小孩儿，小男孩儿啊，恨不得想演男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戏剧太好了，完全可以颠覆掉被框定的自己，可以随便穿梭于各种时间、各种年龄段、各种身份和形态中。后来到了大学三年级，有电视剧剧组来找我，我才开始演跟自己的年龄相似、相仿的角色。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真要当一个演员的话，可能面对更多的角色是跟你年龄相符的，然后就开始收了心，在戏剧作品上也开始做一些跟自己年龄相符的作业。

　　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我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对于一个专业艺术院校出来的学生来说，如果连一个人物的形态都演不好，那简直就是没好好学。其实我真的不觉得这些是挑战，现在让我演一个十几岁的角色也不是问题，尤其在舞台这种状态下，更不是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要拿你的脸来演。影视作品没办法，就要靠脸吃饭，相比之下，舞台作品更多的是全方位的塑造，声音、形体、姿态、装束，整体印象给人的感觉是多大年龄，然后再通过表演，演出符合人物年龄该有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要把人物的心理演准了。

　　比如，《长夜》里“嫂子”这个角色，她是我们所说的外地务工人员，从年龄上和我平时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有一个满18岁的女儿。几场演出之后反响都不错，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一定是人物的心灵。到最后，发现无论演什么年龄段的角色，当你把想表达的人物情感的部分演得很准确的时候，一切都不是问题，观众会忘掉那些外在的东西。

　　记者：很多人说您通过《长夜》这部话剧转型了，出演这部话剧给您带来了哪些收获？

　　陶虹：最初这个戏要在国家话剧院组建13周年的庆典演出中登台，实在是时间紧，任务重，本来定的演员因为生病不能来，是个突发事件。最初导演心目中的第一人选不是我，第二人选不是我，甚至第三第四第五人选都不是我，就没往我脑袋上想这个角色。但是最终命中注定这个角色却落在我头上，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我不合适，但我其实一点儿顾虑都没有，我觉得我演了，这个角色就是属于我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只要是干了这件事，就花的是我的生命，我就不应该应付，我不能应付我的生命。所以，竭尽全力把它做好吧，做下来以后效果很好，并不是因为运气好，我觉得真的是我和所有演员、工作人员都很努力，在这件事上都很拼。

　　很多人会讲说，陶虹通过这个角色转型了，但对我来讲真没这个概念。我演《四世同堂》，也有人觉得我要转型了，因为演了一个丑角。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话剧舞台有魅力的地方，可以演各种各样想不到的角色，在影视剧中就很难。很多人说，你都不演坏人，我说我演过呀，我演坏人别人不信，因为我长得太像好人吧。

　　记者：对您来说，话剧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陶虹：话剧舞台有温度。影视剧不管拍成什么样，演员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跟机器交流，观众的反馈也不是立刻就能知道，拍下来以后，要等一个漫长的后期制作、发行，才能跟观众见面。但话剧不一样，演员表演的同一时间，观众就接纳了，观众会反过来传回给他的信息、他的情感，是一个相互感应的过程。我一直想说，其实我是中戏毕业的，分配到话剧院，话剧演员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希望留给我的本职工作一些精力、空间。一方面是它能够帮我积淀很多好的东西，让我能够在艺术上获得沉淀的机会；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的本职没干好，别的干得再好都有点儿不好意思，都觉得这真的是不务正业。

　　演戏就是表现对生活的感受力

　　记者：虽然您强调话剧是本行，但对观众而言，更多是通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空镜子》等影视剧作品认识您的。

　　陶虹：电影对我来讲是启蒙的东西吧，因为如果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可能我也不会干这行，这完全是一个契机，所以我对电影有一种情愫。电视剧让我变成家喻户晓的人，就是走到哪儿人家都能认识我，而且我确实从这个好名声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比如在大街上有人对你说喜欢看你演的戏，其实你会觉得很幸福，因为可以得到那么多陌生人的爱。

　　记者：您是职业运动员出身，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让您走进大众视野，《黑眼睛》让您获得了很多奖项，得奖时您才26岁，心态上有很明显的变化吗，比如说会有些浮躁吗？

　　陶虹：因为演《黑眼睛》的时候，我正在外地演一个电视剧，然后陈国星导演打电话找我去试戏。我后来才知道，其实这戏已经筹备两年多了，原来定过好几个女演员，因为筹备时间很长，好像是原来的主演等不及，去演别的戏了。所以我觉得这命中注定就是我的角色。后来，得奖之后，我的心态也没有太大影响。可能我跟别人说人家不大相信，我从10岁进运动队，就是队里所谓的技术尖子，然后是二号，后来变成一号，到最后就是唯一一个进国家队的，然后拿到当时国家队的最好成绩，后来又是全运会冠军，一路走过来，我参加过的比赛、得到的奖已经很多了，我并不觉得电影的奖和游泳的奖比起来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无论怎样，不还是得从头开始吗？今天就算得一个全国冠军，明天不是还得从零开始吗？重新拿一套动作，重新一点点地练，练到最后拿它去参加下一次比赛，还能不能得冠军就不一定了。所以，我并不觉得得奖这件事情有多么突然，当时我就是告诉自己，你转行了，你在这行是称职的，你可以继续演了，我只是这么想。

　　记者：我觉得您的心态一直特别好，以前看过一个采访好像说，您演《阳光灿烂的日子》时还不是专业演员，第一次演戏完全不晕镜头。

　　陶虹：对啊，因为我们原来比赛也都得拍下来，拍下来以后看回放，教练不停地说，这个动作不对，那个也不对。然后再练习，再拍下来。有一次参加国家队的比赛，我还客串过摄像师。我对“观演关系”这个事，其实比一般人认识得早，我知道怎么拍会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技术动作的问题，也知道怎么拍会拍得比较漂亮，这个我在之前就自己“玩”过了。所以到试镜的时候，不过是表演，不就站在那儿，笑啊说话啊什么的，很简单。有时候大家把这件事想严重了，还没发生，自己在心里面先翻了无数个儿，在翻的过程中，已经把自信心打掉了。其实有些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你要相信自己是天然的，是真的，是最好的，那么你就是最好的。

　　记者：这几年您演影视剧的节奏明显变慢，除了照顾家庭，还有其他原因吗？

　　陶虹：我觉得与其去演一些无关痛痒或者不一定合适自己的角色，那不演也罢。这个时代在不停地变换，很多导演对影片的诉求就是票房、票房、票房，所以他们在寻找演员的时候，不是特别在意这个演员会不会演戏。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或许是能不能出来好电影的一个坎儿，当有一天大家能够迈过这个坎儿，可能对于我这样的演员来说，选择的余地反倒会大一些。我到这个年纪，也是觉得演不演无所谓，歇会儿有歇会儿的好，让自己完全生活在生活中，会知道自己就是不带有任何标志的普通人，那么对生活的感受力会更真实。

　　也许有一天我会做导演

　　记者：当初报考中戏，您是想考导演系，但那届导演系不招生，才报考了表演系，现在您会考虑像徐峥那样演而优则导吗？

　　陶虹：刚上中戏时我们班同学都说，将来我肯定不会当演员，肯定当导演去。因为我上学时好像干导演的事儿比干演员的事儿还多。我对表演也不排斥，但也没觉得这会是我未来的职业。我一直觉得像周迅或者郝蕾那种特别敏感、特别感性的人才能当演员。我这么理智的一人，怎么能当演员呢？不太相信自己会当演员。后来我经过专业学习，发现也未必，感性还是理性完全是一个人的选择，要看你这件事上是想理智还是想感性，是想用心还是想用脑子，都是可以换频道的。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做演员也很好。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演员当得实在太顺了，就像你说上来就拿一堆奖，我觉得自己被一种暗暗的力量推着往前走，有点儿忘了我的初衷，所以也许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初衷捡回来。

　　记者：如果有机会当导演，想拍什么样的戏？ 

　　陶虹：一个人之所以想做导演，一定是因为他有想跟别人分享的思想，有想说的话、想表达的东西，如果没什么想表达的，为什么要当导演？或者还有一种职业导演，别人想表达什么东西，他用技术性的手段帮别人表达，但是这个不是他自己心里想表达的。像我这种本身不是职业导演，如果有一天要做导演，一定是拍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就比如说，徐峥导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卖钱，别人一下子给他十几个剧本，都让他来当导演，那不一定行的。他没有感受，怎么能做好呢？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另外从某个角度来讲，演员能成为好导演，是因为占了一个便宜，就是遇到过不同风格、不同年龄段、不同经验的导演越多，学来的本事就越多。

　　记者：您和徐峥的婚姻一直以来倍受关注，您怎么看待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陶虹：婚姻生活就是你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呗。打个比方，在中国的游泳比赛现场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游泳馆里面每个人都有专业分工，专门检录的、专门放音响的、专门的广播员。而在国外就不是，这个人给你检录完就跑那里广播去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拿这份薪水，如果没干那么多活儿，他的位置就会被别人替代。生活不像工作，老板说你必须干这个，这个就是你分内的事，那个不是你分内的事。

　　当了母亲之后我发现，孩子绝对是你的师傅。你要是没孩子，你不知道人生有那么多的地方是你的盲区，她为你打开了你生命的背面，你原来只看这一面，你转过身发现，原来这里有一个你从未发现的世界。当了母亲之后，对演好母亲这类角色也挺有帮助的。比如，在《长夜》里面，我每次看到演我女儿的那个女孩子说到“明儿个就走了”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哭，就想着我闺女有一天要真嫁出去了，不知道我会是啥心情。

　　陶虹说

　　我眼中的三位话剧导演

　　这几年我出演过《建筑大师》《四世同堂》《长夜》等几部话剧，幸运的是，这几部话剧让我遇到了林兆华、田沁鑫、查明哲等几位中国话剧舞台上非常有分量的大导演。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导演，就是因为他们坚守自己的特色，从不怀疑自己的追求，这是让我非常敬重的地方。

　　像林兆华导演，他从40岁第一次排《绝对信号》的时候，就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到现在他还一直像一个小年轻、一个愤青一样，只走自己那条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戏剧冲动从没有改变过，让人相信对于戏剧的热爱和理想的坚守跟年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田沁鑫导演不一样，她很有韧性，因为是女导演，又有一种柔性能够化解看似尖锐的东西。不管时间多紧，她都能够很温柔、很准确地让每个作品呈现出她想要的效果，这是她的功力所在。她身上有很多特别可爱的地方，我每次看到她排戏，都觉得她的精神能够感染我，让我自己也想排一个戏。田沁鑫导演现在炙手可热，各种行业都在找她，她有一种非常乐观的心态，觉得无论怎样都能够把这个事做得非常好。

　　《长夜》的导演查明哲就又不一样了，他的戏非常尖锐，被人称作“残酷戏剧”，他喜欢那种冲击力很强、能直指人的内心和灵魂的东西。但是，他本人一点儿不残酷，是特别浪漫的一个人。查导在创作时对自己要求很高。

　　当初排《长夜》，从排练到演出只有二十几天的时间，所有人拿了剧本都有点儿崩溃，大家都说：“啊，这个就要排啊，就那么几天就要演啊，不是真的吧！”但是查导肯接这部话剧，那说明这个剧本本身的基础还是有分量的，然后看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把这件事做好。这部戏第一次呈现在舞台上，就收获了很多好评，这真是查导的功力。

　　我们这个戏在北京连演了9场，基本上演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们还在修改、调整。然后到天津来演出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修改，所有人都希望这部戏能更完美。查导近年来一直潜心于这种完全原创的现实主义作品，最近正好刚刚退休，别看他退休了，但是变得更加抢手，很多外地剧团都来“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