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墨 读书，言有尽意无穷

上周六，思南读书会上，李野墨诵读《平凡的世界》片段。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李野墨接受本报专访。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棚里，人们熟悉的声音由此传送。(本报资料照片)

　　有人说，他播小说娓娓道来如暖阳，他配国家地理宏大悠长像河流。而他自言，声音是有味道的，浓或淡、庄或谐，若恰好被文学的温度熨帖，则言有尽而意无穷。

　　他是李野墨，著名演播艺术家。27年前，《平凡的世界》在他的诵读中随电波潜入大地，也让他成为许多人只闻其声的老朋友。

　　上周末，当年那个讲故事的人带着书中片段来到上海，做客思南读书会。午后，他打开文稿。人们屏气凝神，牢牢注视着台上敦厚并俊朗的长者，探究他唇齿翕动间，有多少故事随时光流转。

　　听，李野墨在读书。

　　“我忘不了，窑洞顶上那个少年”

　　“如果不是那趟驶往鲁迅文学院的公交车，我与路遥的名字或许不会紧紧勾连。”多年后在上海，李野墨点燃一支烟，在香烟氤氲里任思绪回到那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时刻。

　　1987年，时近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叶咏梅在车上偶遇路遥。回首两人在《陕西文艺》编辑部共事的经历，叶咏梅问：“这些年，你怎么没动静了？”她口中的“这些年”，指的是1982年《人生》出版后的日子。“我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刚刚出版，第二部也已定稿，正在准备第三部。”作家的语气淡淡的。叶咏梅察觉到路遥情绪不高，仔细一问方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路遥呕心沥血的写作非但没能换来与《人生》齐名的赞美，相反，研讨会上的声音贬大大多于褒。这直接导致了作品第二部的出版计划暂时搁浅。听完路遥叙述，叶咏梅心念一动，思忖着：“既然《人生》能经由《长篇小说连播》而名动全国，《平凡的世界》有何不可？”出于对作家的信任，她向路遥要了两本《平凡的世界》，一本送给台里领导审读，另一本她打算交付演播者。

　　挑谁来演播？叶咏梅有个盘算，她希望是一位对陕北生活熟悉而又保有深情的人。正在她踌躇间，李野墨的电话来了。那时未满30岁的小李已在演播界小有名气，1984年还在大学期间，他就经人推荐与叶咏梅合作过一回，在《长篇小说连播》中播出柯云路作品《新星》。接到年轻人的电话，叶咏梅问：“最近忙吗？”对面答：“还行。怎么，有新书让我播吗？”她又问：“你对陕北熟悉吗？”电话那头的音量明显提高，“何止熟悉，前两年为了拍《天狗》，我几乎走遍了陕西省……”挂下电话，叶咏梅就赶着把《平凡的世界》送到李野墨手中。

　　“我几乎是连着通宵读完小说的。”合上书页，他提笔就给叶咏梅写信，“对我来说，书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我曾希望为那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为那群质朴、善良的人们做些什么。可巧，有了这本书！”信中，李野墨难掩心头激动，告诉叶咏梅一桩始终盘桓在自己心头的事。

　　时间拨回到1985年，身为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编导，李野墨带着摄像同赴陕北高原为电视剧找外景。一天，他们来到洛水边一处小村庄。乡亲们把两位北京客人请进村里最好、最干净的屋子。“大家很周到，保持着山里人古朴的热情，让人觉得暖暖的，却又总是像水一样淡淡的。他们没有特地在晚饭里多加两个菜，却在别处对我们照顾入微。对于贫穷，他们安之若素。”天将黑时，那户人家的孩子牵着骡子归来。李野墨与这少年一见如故，两人睡在一张炕上聊了大半宿，“窑洞里满墙都是孩子的奖状，但他却因为贫穷而辍学。他拉着我一直说，其实是想多听听读书的故事。”翌日，李野墨和同事启程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公车站上，他们辞别少年。车渐渐开始转山，李野墨忽而发现，少年站到了窑洞顶上，远远地望向他们。“车在山上盘旋一圈又一圈，他始终站在那儿。”

　　终于，那个身影在李野墨眼底化成了小黑点，但北京青年的心里却烙下了陕北少年真诚又朴实的影像。此刻，当他通读《平凡的世界》后，心里那个影像立刻与孙少平重叠到了一起。“我忘不了，窑洞顶上那个少年。”李野墨说。

　　随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叶咏梅被这封信打动，她把《平凡的世界》郑重托付给了李野墨，还帮他做好案头功课，从书中梳理出100多号人物的关系，罗列出每个人的性格特征，再对小说进行精当的分集处理与适当删减。1988年3月2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集。那天中午12点半，李野墨富有磁性的男中音，透着一些深沉、粗犷与豪放，随电波传来：“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杂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听众为声音折服，可他们并不知道，彼时，作品的第二部尚未找到出版商，第三部甚至远未完成。“是有些冒险的。”李野墨承认，“路遥后来告诉我，是《长篇小说连播》督促他加紧写作。他总是每天中午听完我播讲的第一部，而后从下午开始创作第三部。”5月26日，距离计划中第三部开播的6月1日只剩5天，路遥和他弟弟一同送来了刚完工的手稿。“第一部捧着成书读，播第二部我手上拿的是清样，到了第三部我直接照着手稿念，史无前例。”李野墨说。但就是这般超常规的播出，《平凡的世界》创下了彼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项纪录。其一是单部小说收到听众来信之最，超过万封。其二是收听人数之最，达到了3亿人。

　　前后126集的播出，李野墨的声音如一泓清泉伴随全国听众从春天走向秋天。而路遥作品也终于收获了果实，出版难题和图书销量问题统统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洛阳纸贵般的阅读风潮。插上声音的翅膀，《平凡的世界》飞了起来。

　　“于是，我与书开始了一个永远”

　　《平凡的世界》在书写历史，李野墨则在演播的江湖上留下一个个传说。

　　有的传说是抽象的数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栏目主持人王勇提到：“同样25分钟录音，一般演播员遭遇的‘节点’(专指错误或无谓停顿处)在20次左右，若是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会多达百余次。但李老师的这项数据很低，甚至有时能达到零。”

　　还有一些则是具名道姓的真实故事。2006年，李野墨接手一部英国小说，小说的情节让他不忍释卷。可喜爱放一边，给作品挑起刺来，他一点儿不手软，“由于译者的问题，小说的行文中充满了英语化的语法痕迹，大大影响了阅读的韵味。”演播过程中，李野墨边读边“捉虫”，把从句、倒装这些英语写作中常见的手法，尽数换成中文式的表达。

　　紧接着，历史题材有声小说《贞观之治》在央广播出。细心的书迷发现，广播版内容比原本小说丰实了不少。原来，是李野墨在演播时临场发挥、旁征博引。“按理说，演播不同于评书，它应该绝对忠实于文学，不能随意增改文字。”李野墨如此阐释，“但《贞观之治》不同，它更靠近于历史读本。因此，在涉及到古时官职、著名典故时，给听众加些‘料’，不啻为一种谨慎的尝试。”

　　桩桩件件的实例堆积起来，让李野墨常常被如下问题环绕：如何能将一部初次谋面的作品一字不差地读完？口中念一行，眼看下一行的识读能力当如何培养？在保证不出错的前提下，演播员又该如何为文学纠错？每逢此时，他总会显露出与年龄不相符的调皮，“不用练，天生的。”就像他被请教保护嗓音的秘诀时，同样会率性地脱口而出“抽烟、喝酒、吃辣椒”。

　　当然，没人会将那番戏言当真，身边的人更愿意从现实里寻找答案。“如果你知道李老师家的藏书近万册，就不会对那些问题感到费解了。”在王勇看来，与其说李野墨在演播能力上天赋异禀，毋宁讲他是以阅读培育眼光，凭学识磨砺出直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用于李野墨身上，是书读万卷，出口成章。想起李家最近的“厕所读物”是《史记》，那么他将《范睢蔡泽列传》中擢发难数的经典信手拈来，便不足为奇了。

　　“我觉得《史记》和《左传》都值得反复深读。”对于这两本旁人眼里难免艰涩的宏篇巨著，李野墨的态度是，“10多岁时看，发现读不下去，暂且放下。10年后、20年后第二次、第三次捧起，能读出的妙义与趣味或许一次多过一次。”经过对《史记》和《左传》的研读，李野墨发现，汉语中大部分的成语都能从中找到出处。于是，他边读边做笔记，亲手选素材，再自己写文章，把“史家之绝唱”口语化成一则则成语小典故，灌录进有声读物，陆续送给听他讲故事的孩子们。

　　毋庸赘言，李野墨是位读书人。可他坚持把“读书”与“爱读书”区别得泾渭分明。在他的理念中，读书人看重的是书籍背后的“黄金屋”、“颜如玉”，他们对书有所企图。而爱读书人，珍视的则是阅读的经过，是动作本身。他，无疑属于后者。每每携书一头扎进演播室，不知今夕何夕，只待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若要追溯这份爱意的缘起，家学渊源许是最佳解释。母亲是北影厂演员，父亲是作曲家，司汤达作品是夫妇俩共同的喜好。因此，当这个家庭迎来两兄弟后，他们一个被唤作李野红，一个叫李野墨。

　　“儿时，家庭予我最大的财富便是读书。”生于1958年，李野墨的青少年时代几乎与那个特殊的岁月并行。所幸，在父母的庇佑下，他与书，从儿时起，就开始了一个永远。

　　“当你听我的时候，我最爱你”

　　那天思南读书会，压轴朗读的便是李野墨。一身中式白衫，透出几分道家风骨。从他一上台、一开口，读者就仿佛被凝固了。

　　他是如此从容地引领众人渐次走近角色。读到孙少平，不高的声调里切换出狂风骤雨和落日长河两种心境。化作田晓霞，那故作娇嗔的声与情如同心中的月光岛屿，水在温柔拍打。再看田福军，痛失爱女的人间至悲终于将故事的片段推向高潮，李野墨醇厚的嗓音不疾不徐，更不声嘶力竭，只是字字句句敲打在了人心深处，所谓大音希声。

　　乐止，声歇，李野墨轻轻拭下泪水，合起书页，冲台下微微颔首。有那么一刹那，人们仿佛忘记了鼓掌。短暂的停顿后，被凝住的人群才重新流动，举座沸腾。德彪西说过，真正的音乐在于乐章之间的休止。李野墨同样信奉：“言有尽而意无穷”。

　　一台朗诵晚会常常有两种艺术家。一种是慷慨激昂，振聋发聩，乃至最后一句话尚未落下，观众的掌声已然四起，渐强、渐强，好比交响乐的华丽终章。而另一种艺术家，推心置腹，低声细语，不似表演，更像是谈心。及至最后尾音绕梁，台上艺术家一声“谢谢”，而后将身影没入后台，场下的观众如梦方醒般送出喝彩。让李野墨选，他的答案一定是后者，“我一直相信，在演播中存在着某一瞬间。在那个瞬间，我和聆听者心念相通，就像谈了场短暂的精神恋爱。”艺术家如此总结演播与听众——当你听我的时候，我最爱你。到了李野墨这里，他还加上一句“我最懂你”。

　　要与李野墨互懂并不难，他给自己的表演大致提炼出两条：一是遵从心底的感觉远比浅表的形式来得重要；二是朴实往往比华丽更具意境、更得人心。

　　因为遵从心意，他不断在拒绝不合眼缘的作品。也是因为随心游走，他说自己的演播可以有千百种模样，每演一回，都是独一无二的孤本。为此，同他合作的于丹曾感慨：“我总能猜中搭档们会在下一秒怎样说，却唯独猜不透李野墨。”天津一家电台更是烦恼，他们想要为遗失的专题片母带重录题头，却被艺术家告知，无论如何做不到百分百还原了。

　　值得玩味的是，李野墨从不在具体的演播中复制自己，但他却乐意把《平凡的世界》推翻重录。2009年，路遥早已不在世间，李野墨也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小青年。重开此卷，他一度在心里打好“小九九”：干脆就把书浮光掠影地翻一遍，并不仔细地重温细节。如此，就可以在录制时保持一种近乎第一次的新鲜感。基于这样的设想，他开始了对小说的纯技术性浏览。不曾想，预想中一目十行的翻阅，总是没过多久就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投入阅读。“我常常是翻着翻着就又读进去了，而且总是要读到心里发热，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后才掩卷长叹。”感动之余，心里是豁然开朗的。

　　有人好奇，《平凡的世界》究竟魅力何在，能让人一再为之沉醉。李野墨用最初的故事解开谜题。还是1985年那次看景，两个北京人在黄土高原上徒步许久。又热又渴之际，偶见一户人家。走近敲门，一对祖孙把他们请进屋。“我说想讨碗水喝，老太太就拿出海碗，从坛子里舀了两碗递给我们。”让李野墨他们惊奇的是，碗里盛的居然是绿豆汤，清清甜甜的，煞是解渴。嫌不过瘾，他提出还要一碗，老人家二话不说，拿起碗就往坛子里伸，突然，坛子内闷闷地发出“当”的一声。“已经见底了。一时间，我心头百感交集。”李野墨说，“一种情愫是自责，在一个连水源都难觅的地方，这坛绿豆汤可以想见有多珍贵；剩下的全都是感动，为陕北人民朴实的热情而动容。”

　　类似感动像极了他读《背影》时的心情，“朱自清笔下，明明是最平凡的用词，最朴素的描写，可就是这位身着黑布马褂，为一袋橘子在月台上攀上爬下的父亲，打动过无数人，包括我。”说完，李野墨闭上眼，沉浸在言外之境。

　　人物小传　　

　　李野墨，1958年7月13日出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员，后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导演系，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1984年，借柯云路小说《新星》踏入演播行列。30余年来，演播过的作品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天高地厚》《西圣地》《笨花》《历史的天空》《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福尔摩斯探案集》等近200部中外小说名著。

　　演播，生命最惬意的部分

　　来上海参加思南读书会“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李野墨遇上了同为演播艺术家的曹雷。老朋友相见，李野墨忍不住“告状”：“虽然我特别喜欢《平凡的世界》，可我也会其他的呀。”曹雷闻言眯起了眼睛：“是啊，咱俩都一起搭档过多少配音了。”

　　事实上，执导过电视剧，给影视剧配过音，上电视台讲《故事汇》，在自媒体平台上原创《老墨贪吃》和《一品诗》，闲暇时摆弄几下单反相机，李野墨的生活里不只有书和读书。话虽如此，这位56岁的长者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却仍如此描述演播在自己眼中的意义：“不知不觉中，演播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惬意的一部分。”但叫人扼腕的是，李野墨曾经最大的“阵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节目已停办。

　　文汇报：我们常常会把说书和演播混为一谈，您能给区分一下吗？

　　李野墨：演播是门独立存在的艺术，它既不同于播音，因为它带有表演的成分；它也不同于说书。说书人为了现场效果，往往会很随意地抓几个现挂(相声术语，指现场即兴发挥)，一段情节可以说上一整天而丝毫不觉得拖沓，也可以一语带过、不留痕迹。但演播必须严格按照原著来演绎，白纸黑字怎么印，我们怎么读。演播过程中，在文学上不允许我们二度创作，要完全靠感觉、气息、语音和语调来演绎情节。

　　文汇报：一部新作开始演播前，您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李野墨：作为一名已经和专业打了35年交道的老演播人，我现在不会在演播前非常详细地看书，这样有助于保持新鲜感，能随时激发新的创作灵感。但一些案头功课还是必要的，比如列一个主要人物的线索图，给每个人分别加注年龄、性格等特征。

　　文汇报：作为演播的唯一传播载体，声音异常重要。您在演播时会给每个主要人物配上特定的表现方式吗？

　　李野墨：我的习惯是，在做案头功课时，按照人物的性别、年龄和性格为他们各自定位。每个主要人物都确立一个固定的声音。比如孙少平这个角色，我会在他的名字旁注明“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可以是一个生活中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以前演播过的一个角色，或者哪个知名人士的声音，都可作为参考。

　　文汇报：翻看您演播过的书目，绝大多数都是中外名著。接下来的计划仍是如此吗？

　　李野墨：是。一部名著对于人类的价值难以估量。我演播过的只是其中很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囿于以前的设备问题或者篇幅问题，很多名著在播出时都是经过大量删减的。因此，我今后会一边录新的内容，一边把以前播过但有遗憾的重新录一遍。目前，我正在录的是《战争与和平》，完了之后是第二次录《静静的顿河》，眼下计划表上的第三个是《安娜·卡列尼娜》。

　　文汇报：您看了许多书，也播过许多，对文学风格有自己的偏好吗？

　　李野墨：我其实看书很杂，什么都爱看，尤其是一些具有独特视角和深刻思想的小说。在文风上，我偏爱能用平凡文字白描出动人意境的手法。比如李煜的“离情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林花谢了春红”。又比如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讲述一对年轻恋人发生口角，男孩走了，女孩飞奔下楼，跟着他跑到大门口，大声地想要挽回。蓦然，男孩平静地一句“你别站在风里头”。就这一句，我便喜欢上了这位俄罗斯女诗人。

　　文汇报：30余年演播生涯中，您有什么遗憾吗？

　　李野墨：要论创作上的遗憾，或者称之为希望更好吧。我第一想录金庸的武侠小说，但苦于版权问题。第二，我想录莎士比亚的剧作，但还没构思成熟。

　　真正的遗憾不在自身，而是在于我曾经战斗多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现在已经停办。其实，在中央台之外，其他地方台都有类似节目的存在，手机软件上也有各种有声读物的下载。可以说，小说连播是有市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最传统的阵地不该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