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移动的乡愁

　　故事梗概：离家多年的不登甲，靠在酒吧唱歌为生，在得知故乡汶川发生地震的第一时间，他星夜赶回家。高山羌寨轰然倒塌，人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是原地重建家园，还是像祖先一样继续迁徙？不登甲的前女友戈弋花已准备另嫁他人，未婚夫是刚上任就碰上地震的年轻村长岷山。村中的释比、不登甲的父亲希望归来的游子能继承父业，这一切都让不登甲心乱如麻。搬迁还是不搬迁？大家莫衷一是。于是，按照羌族习惯，村民选出代表，组成七人小分队踏上了寻找新家园的旅程……而不登甲在旅途之中，也理解了父亲的心意。

　　看点一：《滚拉拉的枪》导演最新力作

　　这是宁敬武导演在《滚拉拉的枪》和《鸟巢》后，拍摄的又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影片根据羌族作家谷运龙的小说改编，表现了汶川地震之后，受灾严重的羌族村落的村民，在政府帮助下离开震后破败家园，告别在崇山峻岭生活了千年的生活环境，一起迁徙到人烟阜盛的成都平原附近的南宝山的故事。影片展现了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习俗和村民迁徙意愿之间的矛盾冲突。

　　看点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超越固有形象的尝试

　　影片总体的叙事路径接近主旋律，但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形象的刻画却代表了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新方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常常希望超越民族刻板形象，表达少数民族现代生活，却又担心由此失去了民族文化的特性。《迁徙》在叙事策略上找到了一条弥合冲突的路径：“迁徙”，本来就是悠久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了寻找新的家园，从灾区出发的精锐小分队跋山涉水，伴着悠悠羌笛和苍凉古歌，千年民族史诗仿佛又一次在现实中重演。这也造就了当下民族电影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崭新的主流表述——乡愁固然珍贵，但少数民族文化必然要为适应时代而不断变迁。

　　对  话

　　导演宁敬武：文化自觉使我们选择了这个故事

　　问：您认为影片中地震后羌族村民迁徙是政府主导的吗？

　　答：最终肯定是经过政府考察并同意的，但是这个动议实际上是村民自己先提出的。地震发生后，政府有关注的义务，会创造一些条件。村民们也经历了反复的利益权衡，比如，对震后引水修路等成本的考量，迁徙后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的改善等。所以，从群体利益角度来说，这是他们迁徙的一个好机会。最终，他们决定下山。

　　当初，羌族选择在山上定居，也不完全是出于躲避战乱的安全考虑。那时，在山上住很便利，林子里可以打猎、采集，生活资料丰富，不需要频繁地下山，也能自给自足。但是，时代变了，现有的资源不足以支撑当下的生活了。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们面临着重新选择。可能是文化自觉，使我们选择了这个群体迁徙的故事。

　　问：您后来到南宝山那些新羌寨去看过吗？他们在那生活得怎么样，适应不适应新的气候、环境？

　　答：我除了拍摄时去过，后来陆陆续续也去过。那里有很多新的问题值得研究，主要问题还是生活模式完全改变后，他们能不能适应。过去在山中生活的时候，春天去挖虫草能收入两万元，夏天采摘蘑菇等山货也能有一点收入，假如不下山去打工，也可以生存。但是，到山下定居之后，打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另外，南宝山这个地方是种茶叶的，学会种茶需要一个过程，改造茶园也需要时间。实际上，政府扶持不可能细致到教人怎么生存，而只能给一些政策。

　　倒是小孩子适应得快一些，从这就能看到迁徙的另一面。位于成都市邛崃西南面的南宝山，教学质量肯定会比山里好。但是，羌族文化的传统氛围和过去形成的邻里关系却中断了。民族记忆的断裂、生长环境的改变，对羌族人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可是，在现代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几乎所有选择都是两难的。假如不走，将来很大的一个出路就是发展旅游，而说起旅游，他们也没有办法让游客都到自己村里去，因为有些在山谷的寨子已经抢得先机，成为比较大的旅游地了。

　　站在高高的古羌寨上，感觉就像在飞机上一样，旁边的云在脚下连成片，再看那些峰谷河流，这个时候，人的心态、生死观等真的不同于山下的人们。而说到生计，又有新的问题，最后还是会有人再回到汶川去挖虫草，甚至有一家人又回到老寨子去种当归。在这个地震后废弃的家园，又出现了一些文化上的模糊地带。

　　问：剧中有一个寻找迁徙地的小分队形象，有现实依据吗？

　　答：这是经过加工的，对他们的服饰也做了一些加工。我们除了赋予这个小分队实际的功能之外，还赋予了它一些象征意味。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大的时间视野中，将他们的服饰、打猎的习惯等等，有意识地往过去的时间上靠了一些。因为不把服饰进行适当“返古”的话，它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示人了。只要故事基本是真实的，民族符号细节又经得起学术的考察，我们就会添加。因为我们拍的不是一部纪录片，我们想把文化退得更远一点来看，所以要有一些合理的修改，在创作过程中也会有一些适当的艺术加工。

　　问：现在的民族题材电影，是否应该有一些新的文化表述？

　　答：是的。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生活。他们要应对外面的挑战，适应新的变化，多元文化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延续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变迁的历史意义非常大，我们的文艺创作要关注这种历史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