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个许鞍华

　　《黄金时代》拿到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10个提名5个奖项，技术与艺术双赢。这是许鞍华第5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在领奖时她说：在我这个年纪，不死不病有饭吃就已经很开心了。这是一种低到尘埃里的身位。

　　有人说，一部讲述新中国成立前左翼作家故事的电影跟香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其实，除了许鞍华是不容置疑的香港导演之外，萧红之于香港也还有不为一般人所知的一面——她1942年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一部分骨灰埋在圣士提反校园内，一部分埋在浅水湾。金庸先生对萧红的评价甚高：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径去浅水湾她的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

　　这些故实寻常港人亦未必知晓，即便演艺圈中人的吴君如，颁奖时也说：原先只知道国际影后萧芳芳和砵兰街的萧小姐，现在才知有个上世纪30年代的作家萧红。

　　伴随时间的推移，对萧红作品的评价愈来愈高，这是文字超越时代的一个案例，尽管她的小说总是有那么多的散文性。后者也是许鞍华的看法。许最早知道萧红并被其身世吸引，是在1975年，那时她刚从英国返回香港。许执导的电影处女作《疯劫》赢得了金马奖，之后《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则在金像奖收获连连。再后来的《女人四十》、《千言万语》、《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也纷纷成为金像和金马的赢家，在柏林威尼斯东京等国际电影节上，许的作品也多有斩获。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半生缘》以及《男人四十》、《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为大陆观众所熟知，她是较早合作陆片的港导，这大约也是时下合拍陆片相中她的一个原因。

　　成名之后的许鞍华后来陆续读了萧红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和《生死场》等作品，但当时的香港电影执著于速度，没有人对这个题材投注兴趣。直到2003年，许和如今声名日隆的李樯第一次见面，便表示一直很想写一个讲两个女人相互关系的故事，她选中的是互相认识的同时代人萧红和丁玲。李樯开始写剧本是在2007年，这距离《黄金时代》的成片相当遥远。

　　大约许鞍华和萧红是有那么点仿佛的吧。萧红说，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这种“比卑贱好一点点，获得一点点尊严”的所谓黄金时代，如果照应到前述许的获奖辞，便不能不令人有所联想了。

　　和一般的大导演不一样，许鞍华是很和气地跟演员讲戏，这在一个人们更习惯于浑身长满牙齿的时代，实在难得。她被认为是文学或曰文艺电影的坚持者，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尽管她并不回避商业元素。许当然不乏声名，但她的经济状况却不妨说算是个穷人。她不愿讲这个问题，而总是感谢投资者的信任并力图回报。鲁迅先生有言：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这话犀利精辟，不但适用于娜拉，也同样适用于萧红和许鞍华。

　　这两个人的交集不止于此，譬如还有东北出身。1947年许鞍华出生于辽宁鞍山，父亲是文书，母亲则是流离的日本人。这样的家庭背景用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眼光看来，是略为复杂的。容貌上颇有东北风霜的她颇具去性别化风格，但又从中总是能让人体味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女性视角，尽管她的作品被标签为“中性”。

　　其实她对标签自己是不以为然的，譬如与胡金铨的关系。虽然连日本人都认为她是这位宗师级别大导的衣钵传人，她却从来不以为自己是所谓“入室弟子”。她的确在英国读书时便认识了胡，跟他拍了几天戏，返港后也的确在胡的公司上班，但被派的工作，只是前台小妹模样的杂差。其间相对重要的工作，是替《侠女》参加戛纳影展校对了英文字幕。后来拍摄《笑傲江湖》，算是两人的真正共事，但她和胡拍摄的部分却并未用上，徐克后来基本上是从头拍过。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也许并不需要着意的口传身授，许从来承认自己受胡的影响很大——虽然她在打了三个月杂差之后便转投电视。胡打趣说，许把他的公司当作咖啡店，自出自入的。话虽如此，他却不时向无线高层说她的好话，足见对许的帮助是由衷的。许对胡的要求也是义不容辞，对在胡生前没有给他更多帮助而感觉十分惭愧。至于对胡身后的评价保持缄默，大约还是和她不愿被标签化有关吧。这依然是她的风格。